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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替代模式选择:突破上一阶段的战略认知

http://www.jrj.com     2009年04月04日 01:48      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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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谷重庆

  这次的访谈起源于笔者看到的一篇论文,却并不止于此。

  在某种意义上,金融危机将过去多年中国经济不断积累的实力和问题显性化了,中国一下子成为了世界的焦点,无论其是否愿意。过去几年,中国的出口增长迅猛,经常账户顺差也节节攀升,这导致了官方外汇储备的激增。早在十年前,中国即有学者撰文呼吁改变这一现象背后的经济发展模式,理由是这不符合中国的长期利益。危机爆发之后,急于寻找危机缘由的一部分国外人士逐渐将之归罪于全球失衡以及中国巨额的经常账户顺差,似乎中国做了一件损人利已的事情。姑且不论对错,仅从表面上看就会发现这两种观点完全相反。最近中国央行提出要建立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国则坐不住了。中国积累美元并拿着这些钱去投资美国的时候,美国说中国引发了金融危机,但中国说不用美元的时候,美国又完全不愿意,其中的逻辑耐人寻味。那么对于没有学过经济学的普通民众来说,到底应该如何看待这样的争论呢?为此,本报最近专访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霍德明教授,请他来谈谈自己这方面的观点。

  交易的意义:

  危机责任不应相互攻击

  《21世纪》:自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人们一方面忙于对抗危机,一方面也在不断寻找危机的缘由。在诸多关于危机原因的观点中,有一种认为这是全球经济失衡的结果,其中最明显的标志是中国巨额的经常账户顺差和美国惊人的双赤字。而对于谁该负主要责任的问题,中国和一些发达国家的观点是截然对立的。最近我读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教授一篇名为《实际汇率与经济增长》(The Real Exchange Rate and Economic Growth)的论文,发现他在文中经过繁复的实证研究之后提出低估汇率是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虽然这会带来经常账户顺差增大的负面效果。这等于在实证上阐述了发展中国家通过低估本币汇率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合理性。结合目前中美互相指责对方应为危机负责的情况,此文似乎从一个侧面呼应了国外的观点,而您也读过此文,因此想问问您对此怎么看?

  霍德明:这篇文章很有趣,罗德里克的论证从学术上说是比较严谨的,但我觉得它还是有点为美国人说话的意思。但我首先要说的是,经济学的基本训练告诉我,当一个交易没有强迫或欺骗等因素存在时,你是很难说到底是卖方吃亏还是买方吃亏的。具体来说,我不同意有人认为这次危机是中国的高储蓄率和巨额经常账户顺差所致,也不认为这是简单地由于美国人的过度消费所致。既然这是一直都在进行的交易,那么一旦出了问题,就不能简单的把责任推给买方或者卖方。假如你认为一方有错,那么另外一方肯定也有错。

  《21世纪》:但一些国外人士认为人民币的汇率存在一定程度的扭曲,其证据就是中国外汇储备在近几年的激增。也许他们会认为,假如一个市场是完全自由的,那么卖方和买方是很难互相推卸责任的,但假如一个市场本身存在扭曲呢?比如说,他们也许认为人民币的汇率存在明显的低估,这让中国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这些资金在投入美国之后引发了流动性泛滥,最终导致了资产泡沫和如今的危机。实际上早在2006年初,现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的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就说过,亚洲的过剩储蓄已经挤向全球,美国人的过度消费实际上扮演着拉动全球经济的角色,其证据就是长期利率的走低。这也就是说资金的需求方处于主动地位,卖方在求着买方,所以利率很低。那么现在出了问题,也自然要怪卖方。

  霍德明:这个问题很大,但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想的简单一点。过去故宫的门票有两种价格,一是外国游客价格,一是国内游客价格,外国游客需要支付的价格一般会比国内游人的高很多,你说这在价格上是不是扭曲的?肯定是的。假如外国游客参观故宫要支付20元人民币,而国内游客只需要花5元,那结果如何呢?我们发现故宫内既有外国游客,也有国内游客。那么对于外国游客和故宫来说,到底是谁求谁呢?外国游客当然也希望以国内游客的价格来参观故宫,但游戏规则如此,他最后也还是去排队买票了。在这里,价格被清晰的扭曲了,但故宫增加了收入,外国游客也因此而欣赏了故宫的美丽。作为交易来说,双方都满意了,并不存在谁求谁的问题。同样,我们可以想想,中国压低自己的汇率换回来了大量的美元,再把这些美元借给美国人消费。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人乐于买中国制造的产品,因为它物美价廉,而又乐于中国去购买美国的债券,因为这样利率会更低。即使这里面的一些价格是扭曲的,但这些交易都是自愿和互利的。所以我想强调的是,这里面并不存在谁求谁以及谁得到了好处的问题,没有这样的因果关系。假如外国人真要指责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引发了危机,那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的选择是在以美元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国际经济秩序下做出的。从这点上说,我们需要改革现在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削弱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这就是周小川的提议。很明显,美国人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变化。所以由此出发,我觉得中国人和外国人不要因此而互相指责,但假如外国人以此为理由来攻击中国,那么中国也应该回击。

  中国无法长期承受汇率扭曲成本

  《21世纪》:罗德里克文章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与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不同。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低估汇率促进出口的方式来拉动经济增长,还举了中国作为例证。而且他还为这一结论提供了两种可能的理论解释,一是发展中国家较为落后的制度环境抑制了出口工业应有的发展,二是出口领域存在一系列市场失灵,例如有价值的技术和信息容易外泄等。也就是说,由于一系列的制度和市场缺陷,导致发展中国家出口领域的发展低于应有的水准,因此低估汇率可以弥补一些这方面的劣势,由此推高经济增长。当然,罗德里克在文中反复强调,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次优选择,因为最好的解决方式并非低估汇率拉动出口,而是针对这些制度和市场上的弱点进行改革。但同时他也认为最优选择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往往太理想,并不现实,所以这时候次优选择成了现实的最优路径。

  但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目前中国对出口过于依赖,这种出口导向型的模式对中国是弊大于利,所以人民币需要升值来使经济重归平衡。例如中国社科院的余永定教授早在1996年就写文章分析中国的双顺差(资本账户顺差和经常账户顺差)问题,认为人民币需要升值以改变经济发展模式。两边的观点截然对立,那您对此持什么观点?

  霍德明:你问的问题非常好。余永定老师的看法是非常经典的经济学观点。从理论上来说,低估汇率的做法是无法持续的,因为它会造成很大的净损失。这些净损失会不断累积,直到有一天这个国家无法承受为止。

  我个人认为,罗德里克的理论有一个基本的起始点,就是在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存在一些对出口和经济增长的干扰因素。为了克服这些干扰因素,该国本应进行相关改革,但由于种种原因,这样的一些改革措施短期内无法推出,因此可以采用低估汇率的方式来应对,虽然低估汇率本身也会造成经常账户顺差扩大的副作用。他这里有一个假设,就是他认为这个模式是可以持续的,也就是说像经常账户顺差扩大这样的副作用是该国可以一直承受的。

  我想余永定老师可能不会同意他的这个假设。在余老师的心中,那个最优选择并非是不现实的。他从最优选择出发来看中国的情况,发现中国为了获得经济增长而扭曲了汇率。这种扭曲机制一旦形成,双顺差就会不断扩大,直到最后我们无法承受,所以罗德里克的次优选择本身也是无法持续的。倒过来说,既然次优选择路径本身无法持续,那么中国经济要实现持续稳定的发展,还是应该改变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多向最优路径靠拢。而毫无疑问,以扩大内需为主线的最优路径是可以实现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所以两个人的出发点是不同的。

  从这种对比中你也可以看到,罗德里克作为一个西方学者,他首先承认最优选择的存在,但认为那不现实,因此他开始寻求次优选择,而且他认为次优选择本身是可以持续的。这点和中国人的想法很不一样,中国是从最优选择出发,然后看现实有没有什么与之违背的扭曲。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扭曲一旦出现,就会开始自我膨胀,直至最后无法承受,把自己毁掉。就像过去中国在那么贫穷的状况下搞重工业一样,其实那并非一条很好的经济发展路径,代价非常高昂,但这种模式却在建国后三十年的时间内占据了统治地位,中国也是在最后实在无法承受的情况下才放弃那条路的。但在罗德里克的观点中,发展中国家通常是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我们对此可以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假如一个人为了赚钱而去参加一种新药的临床实验,受试者通过服用这种药物赚钱,但却有副作用,身上会长一些癣。有的人可能觉得这些癣对健康没有多大损害,是可以承受的代价,但有的人可能觉得这些癣会不断扩大,最终会要了自己的命。第一种人会选择参加这个实验,而第二种人会想别的办法赚钱。

  《21世纪》: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很多人都在呼吁将金融业的薪酬和企业的长期表现挂钩,而非依赖于短期指标。因为前几年很多金融机构赚了不少钱,从业者分到了大量利润。当时大家认为公司赚钱是员工努力和才能的结果,但危机的爆发证明这些人只不过是在冒更大的风险而已。如今危机爆发,企业不但将过去赚到的钱全部亏完,还面临着倒闭的问题,而那些赚到钱的人则已经获利了结。我想汇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可以借鉴类似的观点,例如发展中国家是否要采取低估汇率鼓励出口的模式,我们可以采取长期成本收益比较的方式来判断。假如从这点出发,您持何种观点?

  霍德明: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对于汇率这么重要而且大的问题来看,我个人比较相信余永定的观点,不赞成罗德里克的。因为他的前提是我不赞同的,而且中国的情况也说明这样做的代价是很大的,最后很可能我们无法承受。

  寻找替代选择的关键在于认知

  《21世纪》:就像您分析的,罗德里克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最优的那些选择是不现实的,而次优的选择既能带来好处,又能持续,何乐而不为?余永定认为次优选择所带来的经济发展模式根本无法持续,因此我们要从最优选择着手。但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最优选择的确是非常困难的,例如我们都知道垄断会造成很大的问题,但在很多落后国家,我们还是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垄断一直无法打破。又如撒哈拉以南的很多非洲国家,实际上拥有很丰富的自然资源,例如大量的铜矿,但它们当地的政局经常非常混乱,而且官员腐败不堪,这导致经济没有发展的基础,老百姓甚至要忍饥挨饿。我们可以说,这些国家要发展经济需要打破垄断,需要保持政局的稳定,但短期内我们根本做不到这些,也就是说最优选择根本不现实,那么既然次优选择可以带来利益,又是现实的,我们为什么不先选择那些次优的路径呢?

  霍德明:你说的这个问题,关键是对这些国家来说,有没有一个替代的选择。我个人相信生活中永远都是有替代选择的,关键在于认知。这是什么意思?我举一个实际生活的例子来谈,假设你出生在农村地区的一个贫困家庭中,上有父母需要赡养,下有子女需要哺育。对你来说,赚到更多的钱是非常急迫的事情。这时候要是我跟你说,你应该去好好学习,考大学或者去技校,毕业出来就业就可以拿一个高工资了,这无疑是不现实的。那有没有替代选择呢?你可以去务农,但普通的务农收入太低,高科技农业又需要知识和资本,还是不现实。你也可以来城市里面打工,但这些工作普遍的收入都不足以完成你供养一家人的目标,也不行。这时候你发现挖煤的工资很高,足以满足你的要求,但挖煤比较危险,而且长时间从事这一职业可能染上尘肺病等职业病,那这时候你做不做?这种情况下你需要仔细的考虑,假如你不做,那么你很难很好地养活一家人,而且下一代无法获得足够的教育,依然要在贫困的恶性循环中挣扎;假如你做,那么会有一系列的生命和健康风险。但你也可以在挖煤的过程中攒一些钱,将来去做一些小买卖。这样既保证风险是有限的,也使得自己有了逃离贫困的可能。但这样的想法不会一开始就出现在人脑中,他是需要人们去寻找的,甚至要交很多的学费之后才会获得。当然,你的认知也可能是错误的,例如挖煤的收入没有那么高,或者风险比预料的要高很多,结果你仍然没有跳出贫困的陷阱,但这仍然否认不了认知的重要性。

  对个人是这样,对国家来说也是如此。中国在1949年之后选择了以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为发展重点的模式,这在当时实际上是一种集体认知的结果。因为中国当时主要借鉴了苏联的模式,而苏联在一战后以高昂的代价推行了工业化的路线,结果在二战中,苏联强大的工业实力为最后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人们心中,苏联的道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而且当时市场经济的名声远不像现在这么好,所以中国当时选择这条路也是自然而然的。反过来说,要是当时通过低估汇率的方法来促进出口,并大力发展纺织业和制鞋业等轻工业,那才是有点不合理。但就像之前说的,这条路后来被证明代价太大,中国也无法长期承受采取这条道路的损失。

  至1970年代末,包括邓小平在内的那一代领导人中很多人都看到了“四小龙”等经济体依靠出口取得经济成功的例子,因此认识到了出口的重要性,决定中国也要发展出口工业。这对上一时代的发展思路来说,完全是一次根本的改变,也就是说打破了过去认知的局限。从这两个例子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国家不是没有替代选择,问题在于是否可以认知到自己必须要怎么走。假如现在的认知是对的,那么以后无疑可以收获果实。假如现在的认知是错误的,那么这也会给今后的经济造成很大的损失。

  《21世纪》:那在您看来,要打破很多发展中国家落后导致贫穷,贫穷导致更落后的恶性循环,从根本上还是要从人们的认知上着手。

  霍德明:是的。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是越穷越乱,越乱越穷,很长时间都无法打破这个恶性循环。我自己的体会是首先是见到黄河之后要心死,其次是必须要有想法,有想法并非是去发现什么新东西,而是可以从旧的框架中跳出来。这方面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原主任林毅夫对我的启发很多,我们之间在这方面做过很多交谈,例如我们经常谈孟子见梁惠王的事情,梁惠王一见到孟子就问他“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但孟子却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这个例子解释起来很简单,就是说梁惠王希望向孟子讨教使国家富强的方法,但孟子完全不照他的思路说,而是说只要你用仁义的方式来治国,国家自然而然就会好。这个例子给我很大的启发,对梁惠王来说,他关心的主要就是应该如何发展本国的经济和军事,为此应该优先发展商业还是农业等问题。但孟子认为优先发展什么无所谓,把仁义做好就行了。当然,我不是要去具体地在现在去推销仁义,而是说孟子的思维实际上和梁惠王很不一样,有时候国家缺乏替代选择并非真的缺乏替代选择,而是缺乏不一样的想法。

  《21世纪》:还是回到和中国相关的问题上,其实关于发展出口推动经济发展的问题,我专门和余永定老师聊过。他认为这个政策在早期是正确的,但后来中国的双顺差越来越大,到现在已经是不堪重负了,所以中国一定要尽快改变这一局面。也就是说一个开始不错的政策,用过了头也就成了错误。对一个国家来说,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政策。从学者的角度说,他自然希望国家可以从总体利益的角度适时地调整发展战略。但现实又存在另外一个问题,比如中国当初发展出口去推动经济增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但获得了经济增速的提升,也培养了与出口相关的利益集团。现在要改变出口导向型的政策,这些利益集团自然不愿意,因此很可能会阻碍国家出台相关的政策。这对出口商来说是理性的决定,但对国家的整体利益可能不利,您对此怎么看?

  霍德明:是这样的,所以现在西方研究经济增长理论的前沿就是在研究利益集团博弈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我要强调的是,利益集团的博弈可以使得政策和制度发生演化,但国家大的战略并非都是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在这点上,我比较倾向于林毅夫的观点,也就是说,这是认知的结果。就像我们之前说的,毛泽东等人在1949年之后决定选择重工业化的道路,这难道是利益集团博弈所致?后来邓小平选择开放和出口的道路,显然也不是利益集团推动的结果。所以我觉得国家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会有新的想法出来,原因在于过去的模式再也无法持续了。

  过去我们从内向转为外向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但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规模超过30万亿人民币的巨大经济体了。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如此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已经造成了太多的问题。很多人也许觉得我们外需将来还会恢复,但我相信大家最终会发现依赖外需的模式是无法持续的,到时候中国需要真正的将转向内需和结构改革的话变为实际动作。

  对那些一天到晚提醒大家现有模式不可持续,中国早晚都要转向内需的学者来说,现在不停的说这个问题可能不一定有效。但当哪一天大家见到黄河后心都死了,会发现有些人在过去20年一直在说那个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故事,到时候他们的话就有用了。(文章欢迎读者来信交流,邮箱guchongqi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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