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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之下“草根经济”凭什么突围

http://www.jrj.com     2009年04月15日 10:18      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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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顺德尝到了甜头。”近日在“科学与中国”院士顺德行的论坛现场,顺德区委书记刘海自信地说。

  “在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而优胜劣汰的大潮中,大部分顺德企业都屹立桥头,抗风险能力强,一季度顺德经济的增速、税收、用电都处于比较正常的状态。在金融危机中率先突围,顺德应当是有基础的。

  顺德是中国制造业的集中地之一,与来料加工为主的外向型经济不同,被称为“草根经济”的顺德制造一直走在一条创品牌的道路上。据统计,在中国6种国际市场份额居首的家电产品中有4种出自“顺德制造”。在金融危机下,观察顺德如何突围有切实意义。

  文/本报记者 邱敏

  顺德科技局局长谭志亮在顺德两万多个企业主眼里是不折不扣的红人,这与许多地方的科技局沦为“边缘部门”完全不同。他认为,顺德企业在金融危机里表现较好,“一是因为注重技术创新,二是在市场上内销和出口的比例较为均衡,三是在企业现金流上,顺德企业家大都比较稳健。”

  “很多工作我们做了许多年。”2005年顺德被昆山挤下全国百强县冠军宝座,顺德人立志“五年再造一个顺德”,自觉进行产业比例、产业结构、产业文化、产业关系的适应性调整,GDP在2006年达到1058亿元的全国县域经济的新纪录。

  投20亿逆市扩张

  广东新宝电器是中国西式小家电生产的龙头老大。这家1995年初成立的企业,与许多中小企业一样以OEM贴牌生产起家。但企业并没有满足,3年来在技术创新投入上达3亿元。据副董事长郭建强介绍,今年第一季度大约有30%左右的订单受到了影响,但从4月份开始已经恢复了8成的订单,并且随着材料成本的下降,企业正面临着一些新的机遇。

  在顺德勒流镇,富华工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吴志强雄心勃勃。他说:“没有灾难就没有大老板。”几年前他就把工厂开到了新加坡和澳大利亚,与许多中国“三来一补”企业正好相反,他在新加坡和澳大利亚设的工厂是进行“三来一补”的,从国内把零部件运到新加坡进行组装。

  虽然面对金融危机,但吴志强却在进行史上最大规模的扩张,“投了20亿元在台山建一个厂,专门针对欧洲市场,我们从奔驰挖来了11个技术人员。现在看起来,因为金融危机我还可以省下三四亿元,因为原材料钢材价格下跌,进口设备价格下降了45%~50%,国产设备价格下降了30%~40%,国家的退税还上调了。”

  据介绍,在金融危机前,吴志强的工厂三班倒,24小时开工,目前欧美市场少了大约3成的订单,“现在是周日放一天假,每天工作8小时,刚刚好。”吴志强笑着说。

  正是这些“草根经济”,使得顺德具有了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

  据刘海介绍,“截至去年10月底,顺德全区新增企业2899户,同比增长1.83%,其中工业制造业新增1065家,注销企业1028户,同比增长4.37%,其中工业制造业377家,“顺德倒闭的企业很少”。根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9年1~2月顺德区全社会工业总产值增长10.1%。

  院士神话如何转变为现实

  “中国被称为制造大国,事实上更准确应叫加工大国。但在顺德我们看到了中国制造业的希望所在。”中国科学院院士、材料学专家叶恒强说。

  他是参加“科学与中国”院士顺德行的院士团成员。这一次共有研究化学、机械、半导体等领域的10名院士造访顺德,可谓“阵容强大”。中科院原副院长、高分子化学专家王佛松说:“中科院派出五个调研小组,分别到受金融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和上海进行调研。”

  谭志亮确信中科院能给顺德企业带来巨大的收益。他说:“在上世纪90年代,科龙的企业负责人在一个场合遇到中科院声学所的专家,按照一般人的想法,声学离老百姓的生活似乎很远,其实不然,科龙当年就是通过声学所的专家解决了空调冰箱的噪音问题,让科龙在家电市场上取得很大的技术优势。”

  还有一个近期的实例,富信制冷设备有限公司负责人说,当初富信与中国工程院徐建中院士签订的“半导体冰箱制冷性能改进”项目,使半导体制冷效率提高了30%,并开发出国内首台210升超大容量的半导体冰箱,为企业创造了单年4000万元的经济效益。

  “如何把院士这个中国最高荣誉的科学称号的神话变成企业的现实?”科龙总裁周小天提出来的问题可谓是急企业之急。这同样是中国一直因脱节而被诟病的“产学研”链条上,专家和企业都应当直视的问题。

  中国高端制造业落后

  “我深深地感觉到中国在高端制造业上的落后,无论是高速铁路还是核电建设,重大的装备制造基本依靠国外,单项技术引进费用就高达数亿元。”中科院院士潘际銮说。

  “就拿高速铁路来说,我们的动车组技术主要由三个国家引进,长春引入法国的动车组技术进行生产,德国的动车组在唐山生产,四方引进日本的动车组技术进行生产,无论是机器、技术,还是系统和零部件,整个动力系统都是外国的。”他说,高速铁路的钢轨焊接技术从瑞士和俄罗斯引进,这一项技术引进就花了几个亿。

  还有一个例子是核电,“我国目前核电占全国电力仅2%,核电站的重大装备基本上也是依靠国外,像核电站的核心设备,汽轮机转子全世界只有两家能做,日本制铁和法国的阿尔斯通。按照核电的发展规划,我们平均一年要上大约3台机组,全世界的生产能力全部供应给中国都不够。”

  “为什么高端设备没有人做?一方面高端制造业投资巨大,见效缓慢,我们的企业家眼光不够长远。1973年,我去德国考察,发现德国的企业已经建成20公里的磁悬浮铁路试验线,在研究磁悬浮了,当地企业家告诉我这是为20多年后的市场研发的。果然20多年后上海买了一套磁悬浮。”

  “虽然国家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但目前‘产学研’没有真正结合起来。我们高校的导向有问题,高校总是强调论文,而不是成果的产业化,没有论文毕不了业、没有论文评不了职称、没有论文就没有奖金津贴,要对高校建立一个科学的评价体系。”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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