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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兆丰:我们高估了美国综合国力的底线

http://www.jrj.com     2009年04月23日 14:34      中国经济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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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兆丰

薛兆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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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4月15日

  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应该是什么样的?如何看待美国的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目前中国经济存在的最大危机和挑战是什么?如何看待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价值中国就此专访了经济学者薛兆丰先生。

   1. 在您的个人网站上,我们可以看到“关于真实生活的经济分析”,您是不是想通过简单的语言来解释深奥的经济学原理?

  我当然希望用简单的语言来表达思想,但经济学原理本身是否深奥就未必了。有些内容肯定是浅的,价格管制和自由贸易等,有些深一点,产权和公司内部治理,反垄断法涉及的各种可疑的商业行为,货币和金融等,但和数理化比起来都算不上深奥。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但这门科学还处于很幼稚的阶段,高深数学确实是被用来掩盖它的幼稚了,但高深数学掩盖不了它的幼稚。我们不能把经济学看得太高。

  我能肯定的是,经济学原理必须学才能学会,自己揣摩是揣摩不出来的。不时收到一些朋友来信,寄来自己写的很长的论文,自己创立一门经济学学说,让我提意见。更常见的是另一种情况:“我是经济学的门外汉,但我一看你的文章,就知道你不懂经济学……”这两种人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把经济学看得太低了。

  经济学还是有一些很坚实的基础内容,而且是自己揣摩不出来的,得学才会。我在我的网站上有一篇短文“十个经济学概念”,这十个概念《辞海》都有,上过初中的人天天都在随意使用,但不学经济学是不可能自己揣摩出学过的人所理解的含义的,就不用说像骑车和游泳那样自觉运用了。所以,回答你的问题,我是想用简单的语言来解释虽然容易理解但不可能无师自通的经济学原理。

   2. 您认为自己受哪个经济学派的影响比较大?您的学术观点是怎样形成的?

  芝加哥学派、奥地利学派和弗吉尼亚学派都影响了我。奥地利学派曾经非常优秀,很多已经成为经济学不可或缺的基础概念,比如“边际”和“利息”的概念,都来自奥地利学派。反对计划经济,也是奥地利学派的主要贡献。这些我都十分受益。但是,这个学派近几十年来停滞不前,有向宗派演化的势头,原因很复杂,这里不谈,但不管怎样,这个局面是我不喜欢的。

  芝加哥学派给我的影响,一是大学时期看的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人的著作。二是我翻译了阿尔钦(Armen Alchian)当时正在改写的经济学教科书。我晚上睡觉前给他去信问点什么,第二天清早醒来,阿尔钦从加州寄来的回信已经等在收件箱里了。他称我为工友。那真是非常美好的时光。三是我的研究方向“法与经济学”,其中包括反垄断法和公司治理等内容,都是芝加哥学派的贡献。

  弗吉尼亚学派对我也有影响。我在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领“布坎南中心奖学金”,上公共选择学派的两个创始人布坎南(James Buchanan)和塔洛克(Gordon Tullock)的课,当然还有罗利(Charles Rowley)和瓦格纳(Richard Wagner)的课。其中塔洛克和瓦格纳还是我的导师。我很敬佩他们,在那里呆了五年,接受他们的影响。

  这三个学派是近亲,渊源很深,在里面游荡过才知道,他们大致上是一伙的。例如,布坎南和塔洛克都是弗吉尼亚学派,但他们都分别是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和法学院的学生;瓦格纳既是弗吉尼亚又是奥地利,可他还曾经当过芝加哥学派招牌的科斯(Ronald Coase)的助教;弗里德曼是芝加哥学派,但他的实证方法论是来自哈耶克(F. A. Hayek)的好朋友波普尔(Karl Popper)的,他的永久收入理论是来自费雪(Irving Fisher)的,都带有深深的奥地利学派的烙印。

  我是在大学时期开始接触经济学的,我学的是应用数学,其方向很明确,就是在经济和管理方面的应用,所以最早读的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和波普尔的“社会工程论”,都是凯恩斯主义和干预主义的内容。当时很着迷,日夜攻读,这样左了大概半年,直到室友尹忠东告诉我“弗里德曼”和“米塞斯”的名字。

   3. 在阅读您的文章时,我们会发现您与“主流经济学家”有很多不一样的看法,为什么您会有很多不同的观点?

  我几百篇文章的思路是一以贯之的,很少自相矛盾的地方,说明是成体系的。不论这个体系是对是错,成了体系,就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了。

  我反对反垄断法。从1998年开始,反对美国告微软,呼吁中国最好不要搞反垄断法。当时中国很难找到赞成我的经济学家。央视给我做节目,让我提供一个名单,好让他们能找到几个站在我一方的,平衡一下言论。我也只能尽可能给,但结果找到两位经济学家,我感觉可能会支持我的,原来都不赞成我的观点,其中一位还说:“中国不搞反垄断法的话微软会哈哈大笑!”这话电视上就播出去,报纸上跟着就登出来。我感到很尴尬。然而,美国却有一百多位经济学家给总统写联名信,反对政府对微软的指控,梅森大学经济系的人基本上都签了名。这又让我觉得很鼓舞。去年我第二本书《商业无边界——反垄断法的经济学革命》,请到了“法与经济学”创始人之一曼尼(Henry Manne)教授作序,结果得到全面支持。

  所以,回到你的问题。要看“主流”是指什么。如果是指那一百多位反对控告微软的美国经济学家,或最近反对救市的三百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或者是国内的张维迎、周其仁、陈志武、许小年等经济学家,那么我的看法是跟他们接近的。但如果是指那些赞成搞最低工资的经济学家,那些反对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那些呼吁春运火车票不应该涨价的经济学家,那我跟他们当然有很多不同的观点。至于为什么,恐怕他们会有更好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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