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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财务机密”破解难背后的多重尴尬

2009年05月22日 14:49 来源: 羊城晚报 【字体:

  志灵

  如果说人大是从宏观和大局上督促政府信息公开,那么司法就是从具体的个案中对政府在信息公开上的傲慢进行“驯服”。也只有这些都做到了,《条例》才不至于“徒法不足以自行”。

  搞清楚政府收钱和花钱的秘密,成为自去年5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实施以来,社会公众最有热情的追问。按照条例规定,县级以上政府的财政预算、决算报告是必须主动公开的信息。有媒体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有关“钱”的信息,现实中公开者寥寥。对于那些找上门来的申请人,一些部门经过挣扎,最终会披露一点点,更多的则以惯常的镇定,对这些“无理要求”作出略带惊诧的回绝———“这怎么能告诉你,这是机密”。

  和许多曾经备受关注的重要法律命运相同的是,《条例》也难以摆脱“高调问世、满载期望、尴尬前行”的宿命。《条例》正式实施一周年之际,不少媒体都在回望政府信息公开在这一周年走过的历程,得出的结论无一例外都是失望大于希望,因为《条例》在实施的过程中,公众看到了以政府“财务机密”破解难为代表的《条例》实施的多重尴尬。

  第一重尴尬是立法的尴尬。一直以来,我们对于法律都有一种严重的误解,误以为什么问题,只要上升到立法的层面得以通过和实施,就可以迎刃而解。比如说《物权法》出台时,包括法学专家在内的不少人都认为私权神圣时代已然到来,可现实生活中的非法强制拆迁还比比皆是;《反垄断法》出台时,不少人认为垄断行为将受到严格规范,可直至今日这一法律还因为“配套法律不健全”停留于原则性立法层面……凡此种种,说明的是一个浅显的道理: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要得以落实,立法不过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条例》也概莫能外。

  第二重尴尬是司法的尴尬。来自北京市高院的信息显示,自《条例》实施以来,北京市由信息公开引起的行政诉讼共有10起,目前审结9起,而在这9起里面,有5起不予受理,2起驳回起诉,另有2起原告撤诉。也就是说,没有一起进入实质性审查阶段。窥一斑知全豹,《条例》实施遭遇的司法尴尬在各地大同小异。司法机关对政府机关以“影响社会稳定”为由的不公开信息行为一筹莫展。而且,政府不公开信息在法律上多被解释为“非具体行政行为”,也导致司法救济在推动信息公开问题上爱莫能助。

  第三重尴尬是人大的尴尬。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政府“财务机密”不仅仅是一个政府信息公开的问题,而是人大对政府预算监督乏力的最直接表现。事实上,政府信息公开中,最关键是“财务机密”的公开,因为一个不能自由控制公共财政资源的政府,注定是受到权利有效约束的政府。《条例》虽然慷慨地规定县级以上政府的财政预算、决算报告是必须主动公开的信息,但现实是,即便人大会议这样的最高权力机关“在场行使权力”,都无法全面监督政府的财政预算,区区一个《条例》又能奈政府何?如果人大无法及时摆脱“橡皮图章”的命运,由公众借助《条例》这一杠杆撬动政府财务信息公开堪比登天还难。进而言之,如果政府财务信息无法公开,以公共财政信息为主要公开内容的《条例》也将会是一纸空文。

  不过,尴尬归尴尬,尴尬之所在,恰恰是解决问题的途径所在。要破解《条例》的实施尴尬,最关键的是要完善公众的民主监督权利。按照权利支配权力的逻辑链条,公众选举和监督人大代表,人大代表又监督和制约公权力,如果这一“权利制约权力”的逻辑链条能够顺利地递延下去,相信政府信息公开不过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政府的“财务机密”也将成为公众享有最充分知情权的信息。当然,司法能够充分发挥作用,也是推动《条例》得以落实的重要力量。如果说人大是从宏观和大局上督促政府信息公开,那么司法就是从具体的个案中对政府在信息公开上的傲慢进行“驯服”。也只有这些都做到了,《条例》才不至于“徒法不足以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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