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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大的修辞无助于解决经济问题

2009年06月02日 00:56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字体: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刘宇飞

  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触发了新一轮对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讨论。因为市场失灵在此次危机中的表现太明显了,所以从一开始就被明确识别出来,甚至还有观点断言“自由市场经济”的终结。不过很快就出现了不同的看法,为“自由市场经济”辩护,强调其并未被终结,甚至还有观点进一步断言,次贷危机的真正原因乃是政府失灵。具体地说,美国政府长期推行的低利率政策和鼓励向信用不够级别的借款人发放贷款的政策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这样,关于次贷危机发生的原因,就出现了旗帜鲜明的两种观点:市场失灵观和政府失灵观。虽然大多数分析认为两种失灵都逃不脱干系,但是,每每夺人眼球的还是那种带着毋庸置疑语气的偏执一端的观点。不过,细读双方展开的论述,往往又可以在其中发现对对方论点的某种接受和肯定。这就不由令人困惑,既然不是没有注意到问题的复杂微妙之处,那又何必要急着做出看上去有失简单化的宣示呢?

  出现这种情形,首先可能是一种情感抒发的需要,那些因为各种原因原本就对市场的种种缺陷极为反感的、或原本就对政府的种种失灵极为反感的,都在次贷危机中发现了印证自己一直以来所持观点的新证据,当然要重申市场失灵或政府失灵。

  其次,超越情绪化的层面,出现上述偏执一端的简单化宣示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坚持特定的“修辞”需要,旨在突显自己的主要观点,进而试图更有力地影响政策制定。以强烈反对政府干预、主张彻底让市场发挥作用的观点为例,本来,自亚当·斯密到当代经济学,基于资源配置效率标准对于市场失灵的分析论证已经日趋严谨,并且有从历史到现实的经验证据作为支持,清晰可见,很难回避。所以,这种观点在表述时会巧妙地用上“修辞学”,比如也会承认市场有可能失灵,但立刻就会补充说,即使是犯错误,市场所可能犯的错误也要比政府所可能犯的错误来得更小。

  在市场失灵的领域,给政府以作为的机会,这是再自然不过的逻辑。所以,如果说在通常的市场失灵领域仍然是市场比政府做得更好,就不免令人费解。这一说法要想自圆其说,需要至少澄清以下两点才行。首先,如何评估和量化市场所能犯的错误和政府所能犯的错误的大小?如果没有切实、具体、可信的指标,就断言哪个更大或更小,难免有“想当然”之嫌。其次,是否深入研究过潜在的政府失灵是否可以得到治理和减弱?比如是否研究过“新公共管理”(NPM)思想所主张的在公共部门内部引入契约制的可行性和效果?或是否研究过布坎南的寄望于“以宪政为基础的公共行动,从而克服市场的盲目力量和政府这一强制力量各自的重大弊端”的思想?如果没有沿着这一方向进行任何建设性的研究,只是一味批判政府干预,并主张远离政府干预,就难免有片面和偏执之嫌。

  有关学者如果只是因为偏爱市场,所以本能地反对政府干预,那么,当然就可以不依具体的计算来判断两种失灵的严重程度了,也可以不必考虑政府失灵问题是否有可能得到克服或减弱了。而这意味着,他们得出自己结论所依据的其实不是其通常所声称的资源配置效率标准。或者说,他们是先从自己的角度和标准进行的陈述和论证,这不过是一种修辞。

  就次贷危机而言,美国政府推动的旨在帮助穷人改善住房的政策受到指责,但不宜把这一政策简单地归结为政府滥权。而且,从规模上看,次级贷款的总规模和违约数量都相当有限,真正的大麻烦是投行创造的多重金融衍生品带来的。在这一意义上,将穷人想改善住房的“贪心”与华尔街投行高管为攫取高额薪酬和奖金的贪婪等量齐观,并不公正。

  应该指出,强调次贷危机中表现突出的市场失灵,并不意味着否认其中的政府失灵;呼吁更多的政府责任,也不意味着无视政府介入可能伴随和引发的种种问题。需要强调的是,市场和政府各自有其失灵的领域和表现。因此要做的选择不是二者择一,不是将某一种失灵夸大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建设性的态度应该是,针对具体面临的问题,切实评估和比较两种失灵的严重程度,并设计和实施相应的对策,以求更有实效地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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