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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苏“拐点”下的经济增长与财政政策微调

2009年07月29日 09:17 来源: 经济参考报 【字体:

  ———2009年上半年我国宏观经济与财政政策分析报告

  提要

  2009年上半年的世界经济终于在危机中看到了一丝曙光。美国在扩张性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强力推动下,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全球资本扩张和金融重商主义的双重影响。

  我国宏观经济已企稳向好,当前正临界复苏的“拐点”。经济中的积极因素逐渐增多,经济增长速度上升较快,“保八”前景明朗;外贸、外资形势严峻,对外直接投资大幅下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加快;消费保持稳定快速增长;货币信贷快速增加,外汇储备再创新高;工业企稳增长,农业总体形势稳定。随着宏观经济的企稳向好,我国上半年的财政收入状况也随之改善,虽在总量上财政收入规模尚未完全恢复,但月度数据已呈良性增长态势。

  以资本扩张型增长作为当前经济复苏的基本形态,本文构建了资本扩张型增长下的宏观政策取向。货币政策应在坚持适度宽松的原则下,战略性地运用利率手段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支持中小企业和个人创业。而财政政策则是在坚持“保增长、促调整”的基础上,采取推进、引导、保障、控制和转型五项原则实施财政政策的微调。

  2009年上半年的世界经济终于在金融危机的阴霾中看到了一丝曙光。在奥巴马新政的推动下,美国资本市场逐步趋于稳定,美国经济已从“崩溃的边缘”反弹;作为危机中表现最为稳健的经济体,中国经济开始出现明显的积极变化,在积极财政政策、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产业与贸易振兴战略的支持下,中国经济已临界复苏的“拐点”。

  一、全球资本扩张与金融重商主义夹击下的世界经济

  2009年上半年的世界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多重经济因素对立融合的新时期,而推动其变化的重要原因就是金融重商主义与全球资本扩张夹击。

  (一)美国经济政策的两面:资本扩张与金融重商主义

  奥巴马新政以来,美国为抵御不断深化的国际金融危机,先后推行了数量宽松货币政策、有毒资产处理计划和公允价值计价原则的放松安排等政策措施,以稳定资产名义价格。美国先后向市场注入流动性超过2万亿美元,联邦基金利率下调至零利率水平,并在2009财政年度中安排了3.55万亿美元的巨额预算支出和1.84万亿财政赤字。美国的财政、货币政策在短时期内,高密度的实现了对经济的刺激和拉动,其特点是扩张性的。

  作为扩张性效果的另一面,美国的经济政策客观上导致了美国海外资本和其他国家的资本的回流(或向美国流动),从而造成发展中国家大量资本的抽逃,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实践中,美国扩张性政策导致资本回流包括紧急救助式回流、财政扩张式回流和杠杆弱化式回流三个原因。5月,奥巴马在讲话中声称将取消“本国企业海外投资延迟纳税”的优惠政策。这一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的招商引资优惠进行了部分抵消,并被看作是金融重商主义的典型措施而遭到国内外的广泛批评。

  因此,美国的扩张性政策并没有带来美元在全球范围内的大幅度贬值,美元汇率甚至得到强化。一方面是接近零利率的美国资本市场,另一方面却是不断攀高的美元汇率,造成这一独特“景观”的重要原因就是美国经济政策内在的资本扩张与金融重商主义的两面。

  (二)全球资本扩张与金融重商主义夹击下的美国和发展中国家

  资本扩张政策为金融危机下的美国提供了流动性支持,使美国大型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功能得到恢复,金融资产价格也逐渐稳定,实体经济也将明显改善。而在金融重商主义政策效应的作用下,美国海外资本大量回流,既增强企业自身的经营能力,又降低扩张性政策所带来的市场挤出和汇率贬值等影响。

  在两个政策效果的共同影响下,美国经济隐现筑底企稳的良好势头。除就业外,房地产市场、消费、企业开工率、市场信心指数、出口、金融市场活跃程度等指标表现不错。目前,虽不能排除陷入“滞胀”的可能性,但经济增长已获得稳定支撑,“滞胀”的风险不大。

  资本扩张与金融重商主义在给美国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却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了沉重的压力和负担。大量外资的急剧回流和发展中国家由此而采取的高利率政策都是影响其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原因。此外,在国际通胀的压力下,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还面临时本币贬值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双重挤压,利润空间被大量挤压,实体经济层面开始受到影响甚至酿成危机。

  因此,全球资本扩张与金融重商主义夹击下的世界经济,其义务的承载对象主要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利用其优势的世界经济地位,不仅将危机转嫁给发展中国家,而且将其复苏的调整成本,也转由发展中国家承担。中国作为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利益攸关方,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一形势的波及,处于经济复苏“拐点”的中国经济必须处理好与美国的大国互动和与发展中国家利益共享的两个平衡。

  二、财政收入状况分析

  2009年上半年的宏观经济已基本筑底企稳。尽管经济增长中的突出矛盾仍未完全化解,但总体经济形势已临界复苏“拐点”。主要特征包括:第一,经济增长速度上升较快,“保八”前景明朗;第二,外贸、外资形势严峻,对外直接投资大幅下降;第三,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加快,投资结构基本合理;第四,消费保持稳定快速增长,政策推动效果显现;第五,货币信贷快速增加,外汇储备再创新高;第六,工业企稳增长,农业总体形势稳定,金融企业经营需审慎关注。

  随着宏观经济的企稳向好,我国上半年的财政收入状况也随之改善,财政收入规模仍未完全恢复,但月度数据已呈良性增长态势。

  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33976.1亿元,同比下降2.4%。其中,中央本级收入17704亿元,同比下降9.4%;地方本级收入16272.1亿元,同比增长6.6%。

  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29530.1亿元,较去年同期减少1895.7亿元,下降6%。单月税收收入跌幅逐渐收窄,6月份完成5483.6亿元,实现年内首次增收。从快速增收的税种看,多集中于金融证券、房地产等与资本扩张密切关联的领域,银行、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的营业税收入恢复较快,与土地、房屋保有和交易相关的税收已实现快速增长,与生产相关的部分税种依然减收。国内增值税下降3%,进口环节税下降14.9%,企业所得税下降13.8%,关税下降29.9%。受结构性减税和成品油价税改革的影响,证券交易印花税、车辆购置税和成品油消费税税收均出现了与实际经济状况差异较大的情形,在证券交易和汽车成交额大幅上升的情况下,证券交易印花税和车辆购购置税分别下降74.5%和6.2%;成品油销量变化不大,但其消费税却增长392.9%。

  非税收入显著增长,总额达到4446.1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1.4%,高于同期税收收入和财政收入的增速。地方债发行工作进展顺利。至6月底,地方债总发行规模将达到1659亿元,占全年2000亿元地方债券发行规模的83%,剩余地方债将于7月份全部完成。

  三、资本扩张型增长与我国财政政策微调

  在经济复苏的“拐点”,中美两国同时选择了以资本扩张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形式,作为应对内外均衡的需要,中国的政策调整将以此为基础上展开。

  (一)货币政策的实施建议

  货币政策当前应坚持适度宽松的原则,战略性的运用利率手段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支持中小企业和个人创业,为平衡未来的通货膨胀压力积蓄力量。

  1.提升利率政策弹性,扩大利率政策作用范围。利率政策应在坚持低利率原则的基础上,合理筹划利率结构。目前可按贷款的使用方向和目的不同实施结构性的利率政策。包括:第一,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以生产为目的的中长期信贷执行较低的利率;第二,对房地产投资,可综合考虑购买者拥有的房屋数量、房屋的面积和房屋单位面积的价格,执行差别化的利率;第三,消费信贷可保持较高的利率水平,以吸引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参与;第四,对出口信贷执行较优惠的利率;第五,对高新技术企业提供一揽子金融服务,保持低水平利率或执行“可转贷”;第六,对为我国企业海外投资提供资金支持的贷款可参照国际金融市场的一般利率水平确定利率标准;第七,对中小企业、小额贷款和个人创业贷款可在评审的基础上执行差别利率。

  2.继续坚持以人民币汇率合理区间下限值作为汇率政策的调控目标。在“拐点”期,应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来确定我国的汇率政策,包括外贸出口、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等。

  3.控制货币发行量,降低信贷增速,加大信贷监管力度。上半年,新增信贷达到历史新高,但其中贷款中的绝大部分又回流至银行系统,成为休眠的高能货币。我国当前新增资本需求的潜力很大,在资本扩张型的增长模式下,货币乘数将陡然上升,巨大的货币基数迅速演变成通货膨胀的强大推动力。

  4.完善证券市场,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完善证券市场,主要包括加大上市后备企业的储备数量,上市公司新增股票发行审核储备数量和创业板市场的建设与发展等举措。房地产市场由于其收益与风险的不对称性导致房地产市场的剧烈波动,在上一轮泡沫尚未化解,新一轮上涨周期再次到来的时候,需要严密监管房地产市场,避免类似“次贷”风险的产生。

  (二)以资本扩张型增长为目标的财政政策调整

  当前财政政策调整的原则是,在坚持“保增长、促调整”的基础上,采取推进、引导、保障、控制和转型五项原则实施财政政策的微调。

  1.推进。面对经济复苏的“拐点”,积极财政政策应该顺势而动,大力推进复苏的积极因素,并将其送入增长轨道。具体的措施包括:第一,保持投资力度;第二,推进消费的有序增长;第三,推进出口复苏。

  2.引导。引导的着力点是经济结构调整。核心原则是通过财政担保、贴息、税收优惠和直接资金支持的手段,引导市场资本和企业按照国家的产业政策目标进行调整和升级。具体措施应有:一是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财政担保、贴息或者直接的资金支持;二是为企业技术改造和产品升级提供补贴或贴息;三是为受危机影响较大、经营困难的企业提供必要的缓冲资金。

  3.保障。在资本扩张型增长的推动下,土地、资源和资本等要素获得了超额的财富回报,应通过保障的方法予以控制。具体包括:第一,严格监管房地产市场;第二,小幅多次提升资源税税率;第三,建立广覆盖、水平适度的社会保障体系;第四,深化财产税改革,研究遗产税、赠予税等税种征收的可行性和方案,加速推行物业税。第五,推进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人所得税和提高酒类等商品消费税改革;第六,研究出台创业支持计划。

  4.控制。控制的重心在于防止过度扩张的资本影响物价和企业生产的稳定,在当前阶段,财政政策的控制重心是防止通货膨胀和原材料与动力价格的突然波动,包括:第一,建立重要消费品的长期观察机制;第二,建立重要能源和资源产品的国家储备;第三,积极支持人民币国际化建设。

  5.转型。在良好经济前景的吸引下,庞大的信贷总量会在短期内迅速拉升经济。因此,当前的转型实际上有三层含义:一是复苏临界点的转型;二是资本扩张型增长的转型;三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转型的重点就是坚持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投入重点,全面覆盖投资、消费、出口、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发展以及社会建设等各方面的内容,以内需建设为中心,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及其转型的挑战。 (《我国宏观经济与财政政策分析》课题组)

  本报告执笔: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闫坤

  财政部科研所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张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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