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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贷款挪用:管制治标,自治治本

2009年07月29日 11:55 来源: 新京报 【字体:

  □刘晓忠(上海 学者)

  为肃整银行重业务发展、轻风险控制之痼疾,矫正银行重贷前、轻贷中贷后以及贷款用途管理流于形式之现象,7月27日银监会再次祭出重拳———公开发布《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和《项目融资业务指引》,寄希望于用行业监管之利器来缓解和遏制银行实务操作之疏漏。

  应该说《暂行办法》和《指引》富有针对性地击中了长期以来横亘在中国银行系统的弊端,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解和遏制借款人对信贷资金的违规挪用,使银行对贷款得以流程化的管控,对提高贷款质量、降低信贷风险意义非凡。

  然而,对于《暂行办法》和《指引》对防范借款人挪用资金的实际效用,笔者认为,并不容乐观。虽然《暂行办法》针对借款人化整为零地突破500万元以上贷款需采用贷款人受托支付方式限制,做了针对性的防范。但实际上借款人对信贷的挪用手法是相当复杂的,如借款人与交易伙伴的“合谋”行为,《暂行办法》就无能为力。因此,笔者认为,严防贷款挪用,加强监管固然可以增加借款人人为挪用贷款资金他用的成本,但要有效地、制度化地、低成本地缓解贷款违规挪用问题,还需要市场化的自治方为上策。

  从公司治理的角度上讲,银行对所贷出资金管控的失范、借款人的违规挪用,本身是银行和借款人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股东文化意识缺失等问题所带来的。对于借款人来讲,出现腾挪贷款他用现象,一方面是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内部人控制问题突出,股东约束机制不到位,公司管理层通过大量负债融资增加公司的经营风险和负债风险,从而把股东资产置身于风险之中,导致股东对公司的激励约束渠道不畅。另一方面,公司管理层风险偏好较高,风险管控意识淡薄,存在几乎无约束的冒险行为。

  从这个角度上讲,笔者认为,要从根本上消除这种信贷资金挪用问题所出现的低层次风险敞口问题,需要的是完善银行和借款人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银行和借款人的股东治理意识、股东文化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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