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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金融危机,昭示“新全球化”

2009年07月29日 16:00 来源: 《中外管理》 【字体:

  从中国频密双边对话谈起

  文 / 石齐平

  G20后,中国很忙

  美国财长盖特纳6月初访华,一回去,就与国务卿希拉里发表联合声明,宣布“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第一次会议将在7月最后一周于华盛顿特区举行。

  另一边,刚在北京与盖特纳会晤过的中国副总理王歧山,几天后就飞往东京,与日本外相中曾根弘文共同主持第二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

  在此之前的5月初,王歧山访欧,代表中国与欧盟举行第二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与英国举行“中英经济高层对话”。

  而所有这一系列对话,又都是在4月初伦敦“G20”峰会之后展开的。摆在一起,就可以很清楚看出:在G20之后三个月内,中国与世界三大经济体(欧、美、日)也同时是中国排名前三的贸易伙伴,分别举行了双边高层经济对话。另外,在中国与美国的双边方面,干脆把“战略对话”同“经济对话”捆绑在了一起。

  这样密集纷陈的对话现象,相当罕见,也很有趣。如何解读?

  史无前例的全球化

  我认为:首先,应该将其放在一个全球化的“空间”概念下来观察;其次,应该将其放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时间”点上来审视。它是一系列在新世纪初、后金融危机的特定“时空”形势下,国际社会对“新全球化”的反思行动。

  这里,所谓的“新全球化”是相对于过去30年的当代全球化而言的。

  过去30年的全球化,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广泛、最快速、冲击与影响也最大的一次全球化。其形成与产生背景主要有三:

  1.源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转型并融入了市场经济体制,也影响、引领了全球另一半原本属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纷纷进行改革,并先后融入了市场经济体制。于是,市场经济“一统全球”。

  2.WTO推波助澜。作为一个“市场经济俱乐部”,WTO在不断吸引新成员加入之后,自然也使得全球的贸易、投资障碍不断降低,市场不断开放,管制不断放松,为全球化作了最好的铺垫。

  3.网络科技带来了网络时代,通过互联网将全球“网”成了一体。

  所以,近30年来的全球化是史无前例的,通过更多的贸易、投资,与全球范围的资源优化配置,自然为全球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巨大利益与增长。

  然而,与此同时,一个缺乏适当规范的全球化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和麻烦,如:

  1.全球跨国、跨区之间的金融、贸易、投资等经济活动因缺乏必要的监管,而问题频生。

  2.缺乏一个与“主权与国家主权”脱钩的“超主权国际货币”,一直“将就”着使用美元作为贸易结算货币与国际储备货币,现在终于惹出了大麻烦。

  3.还产生了不少全球共同烦恼的问题,像:全球暖化、全球环境污染,以及反恐等。

  “全球新秩序”聚焦中国

  说到底,这就是一个“全球秩序”的问题。要解决它,就必须重建国际秩序,包括:全球金融、全球贸易、全球投资、全球环境、全球安全等等秩序。而所有这一切,无可避免地都会牵连到全球政治关系与权力架构的检讨与重组。换言之,要进行一个全球新秩序的重构。

  这当然是一项冗长、艰巨、高难度的工程,但别无选择,因为全球化程度已深,已到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地步。在这样的共识下,如何摸索、探究出一条有利于重构的思路,自然需要一系列多边、双边的对话与谈判。所以,一个后金融危机下的“新全球化”反思行动,正在陆续展开。其中,最吸引大家目光焦点的,无疑是中国的角色与动向。

  (本文作者系香港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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