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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委产权管理局副局长撰文:垮塌的三角

2009年08月11日 03:17 来源: 证券日报 【字体: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企业制度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分析

  □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产权管理局副局长 邓志雄

  2008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发生以来,一直有人在对为什么会发生全球性的危机、这场危机会在何时结束、应当怎样认识和应对这种危机发表着不同的看法。但实话实说,从整体上看,此类研究多少还显得有些止于表象,不够深刻。

  笔者以为,发生全球性的经济大危机,一定有两个前提,一是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上,都深刻地积累了某种全球性的经济制度及其作用机制方面的问题,二是这种制度和机制曾为全球经济带来过某种超乎寻常的大增长,以致让人们觉得其不应受到质疑。

  本文拟就这场经济危机的制度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做一探索性分析,并从企业制度角度提出一些粗浅思考,用以就教于各方。

  公众公司

  企业制度的内在缺陷

  公众公司是一个好人可以拿来做好事的制度,但也是一个坏人可以用来做坏事的制度。

  当这种制度经过长时间运转而产生变形,社会经济环境又有利于经理层们谋私的时候,全社会就得承担经理们制造的泡沫所带来的祸害。当这种泡沫大规模破灭的时候,经济危机就到来了。

  企业制度,是社会生产关系的集中体现。迄今为止,人类选用过的主流的企业制度大致有三种,最初是家族制,后来是家族控股制,近几十年来是公众公司制。三代制度变化的方向轴是企业中股东构成的开放性及其在企业治理中的作用。家族企业的股东构成是封闭的,不对家族以外开放,企业的控制权当然也就完全归于家族自身,不存在信息不对称及收益与风险不对称问题。家族控股企业的股东构成虽然有了开放性,但家族股本仍然保留着控股地位。和参股小股本的两权分离不同,家族股本仍然是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合一的,企业运营仍然由家族控制。风险和收益都归于股东,但大小股东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公众公司的股东构成则完全开放,成为彻底的资合企业,所有股东都两权分离,公司运营权交给外聘的职业经理人,企业形成由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三权鼎立、相互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

  企业中的生产关系,即所有者(出资人,老板)、劳动者(打工者,工人)、管理者(经营层,管理层)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不以人们的意志及喜恶为转移的客观关系。

  家族企业中的生产关系总体上是一种三合一的生产关系。在家族企业中,资本所有者同时也是企业中的管理者和劳动者;出资人直接管理企业,并直接参加生产劳动。这种企业,产权清晰、信息对称、控制有力,企业老板要以家庭所有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因此注重品牌字号,经营诚信较好。在早期的小商品生产过程中,家族制企业因适应专业化分工的商品生产需要而推动了工商业的发展,创造出了比传统农业生产高得多的劳动效率和多得多的社会财富。但是,这种企业排斥家族以外的社会资本和人才的进入,所有者、管理者和劳动者都难以得到优化组合,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受到限制,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企业难以做大做强。当工业革命推动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时候,家族企业就失去了社会主导地位。

  家族控股企业实行由家族持大股并控制企业的股份制组织形式,其生产关系的典型特征是大股东的二权合一和股东与工人的劳资对立。一方面,它表明纯粹的家族制企业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要求,需要股份制来启动资本社会化进程,即通过资本集中把分散的社会小资本集中起来形成大的法人财产,使众多中小资本持有者转变为大企业的小股东,分别持有一定的股份并各自承担与投入资本相应的有限责任风险;另一方面,又仍由控股的家族来主导这个资本集中的进程,使他们能以法人财产权的形式和法人代表的身份去支配社会小资本而又不承担这些资本的风险,使生产社会化进程在家族资本控制下得到展开。在这种企业中,财产所有权和资产经营权处于不彻底的分离状态:小股东是两权分离的,大股东仍然是两权合一的。企业中的资本控股者同时也是企业管理者,而劳动者与资本及其增殖无关,成为与资本分离和对立的力量。由于通过资本集中能形成巨大资本,而低成本的自由劳动力有着近乎无限的供应,这种生产关系适应了大工业规模化生产的需要,极大地促成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企业制度缔造出了许多巨型公司、家族式财团或金融寡头。但是,由于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的个人占有之间激烈尖锐的直接冲突,加上大小股东之间责、权、利的不平衡性,家族控股制企业造成了巨大的劳资矛盾和社会问题,表现得很不和谐,反过来制约和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公众公司制度是“经理革命”的产物。为了克服家族控股企业中的劳资矛盾,适应企业更大规模发展特别是跨国经营的要求,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上世纪经济大萧条的沉重打击后,西方国家普遍在企业中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经理革命:企业所有者一律只保留所有权,完全退出经营权,作为出资人,委派董事参与企业董事会,由董事会负责企业决策,并从社会上聘用经理人进行企业日常经营管理,劳动者则借助工会在企业就业和分配谈判中取得一定发言权。经过反复的磨合,逐渐形成了一套通行世界的公众公司制度:等分企业股份公开募集社会资本形成企业产权,企业拥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和法人财产权,出资人以其出资额为限对企业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出资人不能抽回其对企业的出资,但可以转让股权,企业建立由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相互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劳动者在工会组织下依法按合同上岗就业。这样,公众公司通过财产所有权和资产经营权两权彻底分离的制度安排消除了大小股东的利益差异,通过在原来直接尖锐对立的劳资两级之间插入一个控制企业运营的管理层,缓冲了劳资矛盾,在企业中形成了日益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权力制衡机制和利益分配制度。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这种既能很好地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又使社会生产关系相对和谐的公众公司制度,创造了人类经济社会历史上长时间空前辉煌的增长与发展。西方国家经济借助经理革命实现了长周期的繁荣。转轨国家经济,也在公众公司制度取向的企业改革中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因此,这种制度长期以来一直被评价为现代市场经济中最伟大的发明。

  然而,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任何企业制度都是利弊共存的。公众公司制度也必然有着其自身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和问题。经过近百年的演化,特别是全球金融泡沫化后,公众公司制度中的内在矛盾已经尖锐显现,其负面作用正充分暴露出来。

  公众公司的制度缺陷在于其如影随形的委托代理风险。这种委托代理风险源于公众公司中必然存在着出资人与管理层的两个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收益与风险不对称。作为战后以大力集中社会资本、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为使命的主流企业制度,公众公司在制度设计上注重保护企业法人财产权,规定出资人一律平等,全面实行两权分离,出资人不得抽回资本、不得干预企业经营管理,法人财产权的可持续经营优先于股东利益分配,有利益时企业法人及其管理层优先享受,出现风险则由股东们来承担责任。这就自然形成了两个问题。一方面,出资人与管理层的信息不对称,使企业中的内部人控制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收益与风险不对称,导致股东权利虚化,促使投资人变为投机者,引发公司治理结构失衡。

  为了便于全球股民广泛参与公司资本募集和流转,公众公司须将其股权及其衍生品标准化细分为可以公开流转的商品,使任何法人或自然人都可凭借手头资本随机成为公司股东。公司法和企业章程规定,公众公司各类股东的知情权一律平等,不管是大股东还是小股东,不管是积极的投资人还是消极投资人,也不管是希望做多公司股票还是做空企业股票的投机者,大家在获得公司信息的权利上必须一律平等。这就使公司管理层可以用不得让部分或个别股东事先知道经营信息为由,不让所有股东及时掌握公司信息。在企业管理实现信息化后,本来股东们已经完全可以经济地利用企业管理信息系统与管理层同步地适时了解公司经营情况,但是,为着保证那些昨天甚至是上一秒刚买进公司股票的新股东也与先前的股东们能同等知情,只好限制任何股东都不能先期进入企业的ERP等管理信息系统获取企业信息。股东们要想合法地了解公司情况,都得等到公司依法公开披露信息的时候。这样,当企业管理层想要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他们就可以有选择性地向股东和社会披露信息,使股东的决策和社会的监督朝着有利于经理们利益增大而风险减小的方向运动,导致企业股东不能正确地做出考评和决策。在全球金融泡沫化影响下,世界各地的一些企业经理相互攀比,索取越来越高的工资、津贴、保险和职务消费,要求得到日益增加的股权激励,迫使股东为其提供“金手铐”甚至“黄金降落伞”,使他们逐渐成为了全体股东和普通员工的利益异己分子。2007年,美国大企业CEO们的收入已经达到其企业平均工资水平的300倍以上。2008年,陷于困境的华尔街一边向政府讨要救济,一边却发放着高达180多亿美元的年终奖金。在极端情况下,一些经理层更不惜长时间地造假,制造利润泡沫,使企业投资人和全社会卷入巨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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