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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改革金融体系是治理经济失衡的良药

2009年08月22日 10:40 来源: 经济观察报 【字体:

  我国每年新增大量的官方外汇储备,意味着我们的金融体系既没有很好地把贸易盈余所积累的储蓄转化为国内投资和消费,也没有很好地辅助企业把资金投到海外去。中国的金融体系落后,除了低水平的服务质量外,缺少中小型银行和地方性资本市场是最重要的表现。中小银行之所以有利于改善我国的经济失衡,是因为它们更愿意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而地方性资本市场缺失则会导致非法集资的频繁发生。

  金融市场不仅仅扮演着投资中介的角色,在我国当前的状况下,它也是让普通百姓分享经济高速成长所带来的收益的手段。改革金融体系不仅可以提高劳动者收入的比重,而且可以通过鼓励居民投资提高资本收入中居民拥有的比重。

  要解决目前的经济失衡状态,中国经济必须做出重大的结构性调整。希望政府不要重复1990年代的错误,错失完善金融体系的机会。

  乔纳森·安德森:不必恐惧保护主义

  首先,全球经济状况还没那么糟。即使发达国家的经济在未来18个月不再增长,全球经济受到的冲击,也比75年前那场骇人听闻的大萧条要小得多。

  其次,保护主义的影响被夸大了,即使我们看到了意想不到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那么,新兴国家蒙受的损失也比发达国家小。即使发达国家掀起贸易保护主义浪潮,也不可能专门保护发达国家的低端产品,对其汽车行业、高端设备和化学产品的保护才更有意义。由于缺乏具有比较竞争优势的国内产业,它们难以利用贸易保护主义抢占国内市场份额,所以,任何对玩具及纺织品征收的关税和贸易壁垒,只会提高最终售价,却并不能减少进口。

  最后,有趣的一点是,在全球经济发展史上从未出现过这样一个时期,即发达国家竟是如此依赖低收入国家,以充实财政资源。新兴经济体首次成为债权人。实际上,某个新兴经济体突然从全球债券市场撤资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远远超过保护当地产业带来的想当然的 “正面影响”。所以,结论是,目前在谈判桌上,新兴市场拥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利的谈判地位。

  黄冠:“大城管”能否破解城管“执法”难

  一般而言,城管属事业编制,不具备行政执法主体资格,事实上却行使着“管天管地管空气”等大量的执法权。在现有模式下,改由市长掌管城管,虽然解决了归属问题,但是,仍没有解决城管执法合法性的难题,仍无法避免将相关权力层层划分、落实,最终直接面对摊贩和市民“执法”的,仍然是原来城管队员。如果思路不变、素质不变,那么市长掌管城管,与其他部门分管城管,又有何差别?

  让城管获得更多民意支持,关键不在于由谁来管理城管,而在于城管角色和职责的转变。城管仅仅是权力的受委托者,切实履行为市民管理城市、为市民维护市容,需要城管角色由管理者向服务者转变;依法设立城管、依法规范城管、依法监督城管,才能真正解决城管“执法”难题。

  胡舒立:绸缪刺激政策的退出机制

  刺激政策本身可以增强市场和投资者的信心,刺激政策的退出同样重要。明确未来政策退出的机制,可以改变投资者对未来经济走势的预期。退出机制越有效,市场对未来通货膨胀预期就会越平和,投资者对资产价格的追逐也会越理性。在市场对通货膨胀担忧抬头之时,建立刺激政策的合理退出机制反而能够稳定市场,增强企业和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信心。

  一般而言,财政刺激政策不需要专门的退出机制,因为财政预算资金使用完毕,刺激政策的直接影响便逐步消失。但在中国却有所不同。中国的财政刺激以政府投资为主,同时超配银行信贷,政府预算与银行贷款一起,变成了中长期的项目投资。尽管财政资金不需要退出,但银行贷款最终需要全身而退。财政与信贷的捆绑运营,使得中国的财政刺激政策也需考虑财政与信贷政策退出的协同效应。

  政府可以考虑发行长期建设债券,将短期存款转换为长期融资工具,置换银行贷款。在任何情况下,降低门槛,允许民间投资参与基础设施项目,分散政府投资风险,都是必须优先考虑的治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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