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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低消费率植根于重投资、轻家庭收入发展模式

2009年09月01日 05:11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字体:

  曾经造就了中国长达二十年的高速增长奇迹、使几百万人民脱贫的发展模式面临转型难题。远在美国信贷泡沫破裂前,中国的领导人就意识到,靠出口和政府投资拉动的旧经济模式难以为续。雷曼兄弟破产后,全球经济衰退接踵而至。旧经济模式的软肋在这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中暴露无遗。面对这种情况,中国政府出台了四万亿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国有银行急风骤雨般的掀起了新一轮贷款潮。

  这些措施虽为经济短期增长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却又产生了经济结构不平衡加剧的风险,而正是因为结构失衡,中国经济才在外需锐减时受挫。随着全球经济危机逐渐消退,中国领导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醒的认识到释放消费潜能对于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必要性。刺激消费业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政策议题之一。那么,消费应如何扩大,并且该扩大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分析了未来15年中国消费率可能出现的三种情形:基线情形(base case)(不采取新措施来促进消费)、政策情形(全面贯彻落实已公布于众的扩大消费政策)和延伸情形(stretch case)(在当前政策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进行广泛的经济结构调整)。

  MGI预测,在基线情形下,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会增加到39%,仅比当前水平高出3个百分点,经济持续增长仍然靠出口和政府支出推动。在政策情形下,消费占比可提高到45%,但依旧远远落后于其它主要经济体的水平。如果中国下决心采取更为积极的行动,开展延伸情形中所述的综合改革,就能在2025年前把个人消费占GDP的比重拉升到50%以上。届时,中国的消费率与欧洲和亚洲的发达经济体基本持平,从而使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麦肯锡估计,上述综合改革完成后,全球经济每年可有1.9万亿美元的净新增消费,中国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也将上升至13%——比不采取进一步措施时所占的比重高出4个百分点。

  实现延伸情形中的目标决非易事。中国必须在多个领域同时进行长期的政策调整,既要出台较为直接的措施鼓励个人消费,又要从根本上改革国家的医疗卫生与养老保险体系,全面转变经济的基本结构。未来15年,中国有望大幅提高消费占GDP的比重——但前提是政策制定者要摒弃现有的发展模式,选择更加适合中国成熟的市场经济大国身份的新政策、新结构和新体制。这一转变无比艰巨,但值得为之一搏。因为一旦实现,中国经济将更稳定,也更公平,资源利用率更高,就业机会更多,抵御外贸萎缩负面影响的能力更强,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大。

  中国消费提升潜力巨大

  在促进个人消费的过程中,中国的政策制定者面临一个独特的挑战。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可用以评估发展中经济体的个人消费水平的“健康状况”。但是,无论参照哪个标准,中国的个人消费水平都是“气血不足”。2007年,中国的个人消费总额为8900亿美元,是继美国、日本、英国、德国(近期中国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之后的第五大消费市场。不过,相对于中国的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中国人民消费的力度还是不够大。中国的消费占GDP的比重是36%,仅为美国的二分之一,欧洲和日本的三分之二。事实上,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中国的消费占比低于除沙特阿拉伯以外的所有国家,而沙特是因为石油出口占了其经济总量的很大一部分。

  实际上,自1990年以来,中国的消费占比已经下跌了15个百分点,在金融危机后这一情形继续恶化。虽说消费率下降在新兴经济体中并不少见,但中国消费率减少的速度和幅度在现代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美国即便在二战后的全面工业化时代,个人消费占GDP的比重也保持在50%以上。日本和韩国在工业化快速发展期间,消费占比也没有低于50%。

  中国的消费率低既有行为上的也有结构层面上的原因。中国家庭的储蓄能力极强:存款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平均高达25%,是美国的六倍、日本的三倍,着实令人震惊。事实上,中国的储蓄率比亚洲整个地区GDP加权的平均水平高15个百分点。

  中国的经济结构特点对消费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形成制约,它加剧而且在很多方面催生了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所造成的影响。比如,中国家庭只可支配国民收入的56%,这一比例在欧洲和美国则分别是60%和70%以上。结构性问题一方面使消费者收入分流,另一方面又压抑了人民的消费意愿,使他们不愿用哪怕是收入中很小的一部分进行消费。如果不能解决结构性问题,任何旨在扩大消费率的努力都是枉然。

  最重要的问题是“医疗和养老由谁买单”

  对于中国人民不愿意放开手脚进行消费的原因,最常见的解释莫过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许多人认为,中国消费者存款太多、花钱太少是因为他们缺少医疗保险,而且也不指望靠政府或雇主提供的养老保险金颐养天年。社会福利与个人消费之间的关系纷繁复杂。不过,扩大医疗和养老保险范围、将几百万缺乏保障的中国人纳入其中,这一道德责任是不言而喻的。从长远来看,完善社会保险体系有助于消除人们的后顾之忧,增强他们的消费信心。

  然而,医疗和养老保障的改善并不会使个人消费在2025年前出现突飞猛进的增长。在评估它们对消费支出的影响时,最重要的问题是“医疗和养老由谁买单”。如果提高医疗和养老保险标准所需资金来自个人所得税税率上调或征缴范围扩大(这一点基本上无需怀疑),家庭虽则能够感受到储蓄压力减小,但扣缴税费后可以用来消费的钱也缩水了。所以说,扩大医疗和养老保险覆盖面的主要影响不是平均分布的,贫穷家庭所享受到的惠益的成本被转嫁到了中高收入家庭。另外,旨在拓宽医疗保险范围的任何举措都可能加大国家在医疗卫生方面的开支,从而提高总消费中政府所占的份额。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为此类改变的互作效应建立了模型。这项工作的结果显示,总的来说,即使出台一项全面的政策把更多人纳入医疗和养老保险的范围,这对提高个人消费占GDP的比重所发挥的作用也是非常有限的。我们预计,这样做最多能使消费占比高出2025年的基线预测值一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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