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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见的手”还须依赖一个前提

2009年09月03日 04:34 来源: 上海证券报 【字体:

  ——经济学的心理学传统之四

  经济学家们梦想着经济学也能像自然科学那样,通过严密的数理逻辑来演绎出各种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这种科学化的梦想断送了原本复杂的人性。这也直接导致了经济学后来对于社会经济现象理解的窘境。早期经济学科学化的努力相当于把亚当·斯密的思想人为地割裂开来,在这些学者眼中,经济活动似乎是可以独立存在的。

  斯密论述了自由市场的本质,“看不见的手”说明,人类社会可以像蜜蜂社会那样,每个人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自己的利益,某一天猛一抬头,突然发现,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原本就存在着。这样说起来,其实社会秩序根本就不需要任何其他的条件,只要每个人能够自由追求自己的利益,并且都能最大程度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即可。这也是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中所给出的画面。

  当然,假如人类社会真的如曼德维尔所描述的那样,也就不需要玉皇大帝、阎王和如来佛了。在中国的神话故事中,非常有意思地设计了三个最高权威:掌管奖励的玉帝,假如你一生没有做亏心事,就能够上天堂;掌管惩罚的阎王,假如你做了坏事,就会下地狱;还有一个如来佛。这个如来佛最有意思。按道理说,有了玉帝的奖励和阎王的惩罚,也就不需要如来佛了,为何还会有这么一个权威?其实大家仔细看神话故事就知道,玉帝和阎王虽然贵为最高权威,却常常存在私心,这个私心会让社会变得不公平,因而必须有最后一个完全无私的佛祖来平衡三界的冲突。这大概就是宗教的关键作用。和西方类似,西方的上帝也被看成是无私的,因而可以成为世俗的人的心灵归宿。

  那么,在经济学家的眼中,就不要这个最后的无私的权威吗?的确如此,早期的经济学家把斯密的《国富论》思想单独拿出来,就是假定了看不见的手已能够实现人类社会的和谐。这也正是极端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奉行的信念。然而也正是这种信念,使得自由市场机制备受责难,其中来自马克思以及追随者的责难最为激进。这些责难很简单,资本家的自利追求往往会损害工人的利益,何来和谐呢?机会均等常常只停留在理论上,在现实中,机会几乎永远都不会均等。先天禀赋的差异必然会影响到后天的学习效率和学习机会,而两者最终会导致当事人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和其他资源的差异,进而导致结果(比如财富、地位等)的差异。如果这种结果差异是可以接受的,那么就意味着人的等级也是可以接受的,那么也就无所谓人的平等可言。按通常的说法,就是大家都要认命。这个认命是维护有差别的人类社会的关键。

  问题在于,仅仅依靠认命,来实现社会秩序显然是不够的。处于低等的人一旦不认命,必然会引发剧烈的社会冲突。来自激进经济学的批评使得自由主义经济学显得有点尴尬。自由市场所依靠的佛祖在哪?后来的一些学者把这个佛祖称之为法律,觉得通过法治就能实现社会的和谐。其实这个法治也就是阎王,并不是真正的佛祖,也不足以维护社会秩序。很显然,后来的自由主义者其实并没有完整理解斯密的思想。

  那么,在亚当·斯密那儿,社会秩序是如何得以维护的呢?其实只要把斯密的两本巨著结合起来看,就可以明白。

  如果说斯密的《国富论》诠释了自由市场,那么其《道德情操论》就诠释了市场背后的社会。如果说自由市场是通过“看不见的手”引导理性经济人达到和谐,那么这种结果的实现必须依赖一个前提:那就是社会秩序。斯密的社会秩序并不依赖佛祖,而是依赖社会中每个人的内心:“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的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

  后来的科学研究表明,斯密的想法是正确的。因为人类进化和同情心有莫大关系。当远古时代地球上出现了多种类猿人或者类人猿竞争时,直到直立人出现才有了转机。而科学家们的研究发现,这个转机恰恰在于直立人具备了一种现代人类所具有的心理特征,那就是同情心!注意,这正是斯密所强调的关键因素!同情心对人类的进化之所以重要,就是在于有了这种心理,人类才得以进化出团结和协作机制,才得以形成合作的倾向,才能够逐步演化出合作的社会心理和文化,也才最终演化出社会秩序。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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