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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的成长年轮

2009年09月26日 00:40 来源: 华夏时报 【字体:

  今天的中国,企业家已经是时代英雄的代名词。当人们记录这个时代的时候,企业家已经得以占据显著的历史位置,如同《史记》中的“世家”和“本纪”。这个前所未有的地位,既得益于企业家的个人奋斗,更得益于社会进程授权给他们的机遇。无论成功或者失败,每一个企业家的背上都刻有显著的时代烙印,反映着那个时代的政治特点与商业环境。

  一、寻找定义的草莽时期

  回顾当代中国企业家群体的形成和壮大,1984年似乎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一年,企业家开始了进入主流话语体系,与政治术语平分天下的进程。

  ——这一年,45岁的河北保定人马胜利承包石家庄造纸厂,成为个人承包国有企业第一人并被政府认可,他发出了与当时主流话语不同的、具有中国企业家特征的第一声:“英雄成就一切事,贵在知之而即行。”;47岁的安徽芜湖人年广久因涉嫌“剥削”被官方调查,邓小平出来说话;44岁的四川万县人牟其中因“与社会主义较量”入狱,在狱中他提交了入党申请书;39岁铁匠出身的浙江萧山人鲁冠球放弃了承包所得奖金,努力说服官员“承包了就要给企业自主权”;39岁的浙江杭州人宗庆后以杭州工农校办厂业务员的身份奔波;56岁的云南玉溪人褚时健在玉溪卷烟厂厂长位置上琢磨着打造烟草帝国的事;35岁的山东莱州人张瑞敏由青岛市原家电公司副经理出任亏空147万元的集体小厂青岛电冰箱厂厂长;40岁的江苏镇江人柳传志以20万元开始创业,办了中科院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40岁的山东荣城人倪润峰候任绵阳国营长虹机器厂厂长;30岁的四川成都人王健林在辽宁大学学习;出生于贵州、40岁的任正非从部队转业到了深圳南油,正在其事业的困顿期;29岁的马明哲大概在缅怀百年前招商局的辉煌,并酝酿打动袁庚的措辞,两年后他的一句“100年后我们重操旧业好不好?”令袁庚怦然心动;20岁的浙江杭州人马云刚刚考取杭州师范学院英语专业做一个青涩的大学新生;16岁的李彦宏还在青春期,在山西阳泉读书,世界离他还很遥远。

  这一年,姜建清31岁,从上海财经学院夜大金融专修科毕业;郭树清28岁,在中国社科院硕博连读;肖钢26岁,在农行总行的处级岗位上转圈;马蔚华35岁,在吉林大学读经济学;王建宙35岁,在浙江大学学管理;宁高宁26岁,在美国匹兹堡大学主修财务。日后他们主导了中国的主要金融系统及一些最重要的中字号企业,但当时还藉藉无名。

  这是个充满新鲜、草莽和混乱气息的时代。同一个人身上,既可充满赞扬也可充满贬斥,同一件事上,既可充满荣誉也可充满争议。人们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这些舞台中央的新人,怎么评价这些进入视野的新事。这样一幅图景,反映出了企业家处在艰难孵化期这一特征——实际上,是中国经济处在转型期前夜的特征。

  二、艾科卡为中国人

  定义“企业家”

  兴奋和怀疑的交杂中,一个叫李·艾科卡的美国人在恰当的时候,以恰当的方式走进了中国人的视野。

  1984年底,《艾科卡自传》问世。艾科卡受命于危难之时,将濒临倒闭的克莱斯勒公司挽救了过来,表现出当时中国人闻所未闻的公关和管理技巧:企业与公众维持和谐关系是公共关系的基本原则;即使是正确的政策,决定作迟了也会是错误的;如果不能掌握全部信息,就必须依靠经验;公司高层必须与下层友好相处;让工人拥有公司的股票。洛阳纸贵的《艾科卡自传》令中国读者如痴如醉,成为早期中国企业家的经营和管理圣经。艾科卡的经验,至今在中国企业中仍可看到践行的影子。

  艾科卡被中国人接受,原因在于中国人从中发现了诸多与自身的相似之处。艾科卡主政克莱斯勒时期,美国经济正在感受日本经济的强劲威胁而充满危机感,中国企业界刚睁眼看天下,发现自己十分落后也充满危机感;艾科卡因此被视作民族英雄,甚至被当时在位的卡特总统视为最大的总统竞争对手,中国有抱负的企业家对于由商而政这一人生选择也充满想象。

  25年沧海桑田,克莱斯勒已然倒闭,暮年艾科卡成为对美国政府满怀讥诮的批评家。但这无损于艾科卡曾经带来的巨大影响力。一定程度上,艾科卡帮中国定义了什么叫企业家。但这个定义的注解,需要中国企业家去书写。在这个过程中有的倒下了,有的渡过了重重劫难。这其中,成功和失败有时并无必然逻辑,甚至有些吊诡。但无论如何,大浪淘沙,中国企业进入锻造魂魄的崭新时期。

  三、40、50年代企业家定义的非财务性追求

  失败的企业家或许有时代环境的共同原因,但成功的中国企业家则原因各不相同。自主创业、改制、国企改造、海归派的新洋务运动,不同的原因造就了不同的成功模式。实际上,这是中国经济混合所有制、多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就传奇程度而言,史玉柱和牛根生可谓创业企业家的代表。史玉柱的巨人由矗立到倒下,史玉柱本人从人间蒸发两年到重出江湖成为网游大佬,尽管过程曲折,经历了一遭誉满天下和谤满天下的轮回,但抛开中间的是非功过不谈,史玉柱的境遇实际上代表了中国企业家由稚嫩趋向成熟的转换:这一批最早成名的企业家,一度不适应拥有从前不能想象的财富支配权和政治名誉。牛根生的蒙牛在另一层面映照了中国的经济演变。从呼和浩特的一名养牛工人到后来的“中国十大创业风云人物”、“中国民营工业行业领袖”,再到后来捐出全部个人股份设立“老牛专项基金”,牛根生丰富了中国企业家的内涵。在此同时,蒙牛被中粮集团和厚朴投资控股,演绎了新一轮国进民退的最新版本。就牛根生个人来说,蒙牛由民转国,或许与他这一代人的民族情怀相吻合,但这一定不具有普遍意义。

  相对于创业企业家,改制型企业家似乎具有更多被社会认可的精英和专业色彩。柳传志的联想壮大,与中科院的背景有一定关系,但这一背景也决定了联想改制的艰难性。当整个世界都在谈论联想的志存高远和国际化进程时,没有人想到改制的彻底完成用了整整25年。实际上,直到今年9月,在卢志强扶持下的变革,才使柳传志坐定董事长宝座,并放手实施联想控股新战略——按柳传志的话说,是“制片人”的角色。

  柳传志曾经表述,过几年,“产业报国”的民族情结将因全球经济一体化淡化下去。但或许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这批企业巨星级人物的报国方式变得多样化了。万达集团的王健林是突出代表。在王健林看来,做慈善是快乐的事。王健林的终极慈善目标,是当资产达到1000亿元的时候,把90%-95%捐给社会。这与万达集团做大做强的企业目标并不矛盾——王健林将自己归类为社会企业家,而万达集团也具有令社会印象深刻的社会责任感形象:万达集团的财务计划中,每年都安排6000万元资金用于慈善捐助,不完全统计,20年间,万达向社会捐助了11亿元以上,成为唯一两获中华慈善奖的企业。王健林也成为巨星企业家中三获全国“十大社会公益之星”的唯一一人。

  出生于1940、1950年代的王健林、柳传志、张瑞敏、任正非等人,具有中国企业家强烈的民族情结和报国情怀,他们具有后来的企业家少见的非财务性追求理想。实际上,正是这批人,以不同方式丰富了中国当代企业家的定义,奠定了中国企业家成为时代英雄和国家之魂的价值基础。

  四、雁阵式发展中的“国际化”定义探索

  如果以1984年马胜利在中国主流话语体系中的出现作为中国当代企业家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那么在短短25年内,中国企业家就完成了从本土生存、发展到向国际化迈进的飞跃。这一飞跃既由联想、TCL、长虹、海尔、中国平安等民族品牌,也由中海油、中石油、中铝等中字头企业带头。在这一雁阵式发展的进程中,尽管可以列出众多失败案例,但也出现了成功的大雁,其中,尤以华为、百度和阿里巴巴为代表。

  常常一身革命打扮的任正非为人低调,要么强调“华为的冬天”,要么强调“华为的使命是活下去”。但是他的对手却视他为最强悍的劲敌:华为正重复当年思科、爱立信等卓越的全球化大公司的历程,并且正在成为这些电信巨头最危险的竞争对手。马云1999年创立阿里巴巴集团,迅速成为全球最大的B2B电子商务平台,目前已成为亚洲最大个人拍卖网站;2003年创立的第三方电子支付平台,目前在中国市场位居第一;2005年兼并雅虎战略在华所有资产,成为中国最大互联网公司。有人说,马云实际上创立了一种新的“商业文明”。李彦宏用了10年时间,将百度发展为中国人最常使用的中文网站和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并成为纳斯达克最受关注的中国上市公司之一。在全球范围内,百度几乎是唯一能够战胜谷歌的网络引擎。中国经济进入海外扩张阶段,促使中国企业家构成多元化。海归和中字号企业加入这一进程为中国企业家探索企业的国际化定义注入了新的思维方式。

  即使失败的例证,也反向激励着中国企业家国际化理念的成熟。中字号企业海外受挫和中国平安比利时折戟,充分表明了经济一体化的有条件性。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从一开始的决策失误,已发展到了被西方意识形态强加干预的新时期。迄今为止,战略性行业对中国企业的主动出击依然围墙耸立。

  突破国际化重围,是目前活跃在第一线的1940-1970年代企业家们的使命。中国企业家并非全无优势。如果将中国香港这一桥头堡及其教父级经营大师李嘉诚等具有国际视野的企业家算入其内,按照中国经济不可阻挡的发展势头,国之魂魄,在必须的国际化锻造后,将更加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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