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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国进民退”

2009年10月14日 14:31 来源: 《国企》 【字体:

   私有化不能确保硬化预算约束

  一般认为,软预算约束导致低效率,而私有化的产权清晰可以提高效率。但在采访中,不止一个专家向《国企》表示,产权清晰并非效率的唯一支撑条件。很多证据证明,私有化并不能确保高效率,私有化也不会自动地实现企业重组、更多的资本收益、更好的管理和更高的效率。对亏损企业进行破产清算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进行私有化。如果没有重组就直接进行大规模私有化,非但无法硬化预算约束,反而会造成更软的预算约束。

  公有制并不是软预算约束的原因,国有企业存在软预算约束,其他所有制企业也存在软预算约束,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如委托代理、免费乘车等,在股权分散的大型私有企业中也都存在。如果私有企业在政治上关系重大(如大规模就业、政治上敏感度高的行业),它也会产生软预算约束,只不过国有企业比私有企业更容易获得政治上的支持。不论管理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如果管理者知道管理不善会面临严重的后果,就不会有消极管理企业的激励。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陈平对《国企》说,产权明晰是一个神话,不一定带来效率。彻底的产权清晰只能是单干户,贷不到款才是硬约束,但是他还要向家庭朋友借钱,仍然是软约束,依然产权不清。公司扩张就要融资,保持控制权就要借债,只要在银行里还有信用,还可以贷到款,而企业上市并不断融资,则其预算也都是软的,所有金融借贷关系都是软预算,并非所有制性质决定。劳动的分工趋势是产权淡化。

  他告诉《国企》,所有美国的企业都是程度或大或小的软预算,比如AIG以及高盛公司。金融海啸爆发时,美国政府对这两家公司也是明火执仗地进行救助。由于与政府关系暧昧,高盛被美国人称为“政府之盛”。为了获取政府资金,高盛改为银行控股公司,政府给高盛资金和担保方面极大的援助,它不仅从美国政府那里拿到100亿美元,而且发行了280亿美元债券,由美国储蓄保险公司担保。高盛还从AIG得到了129亿美元的合同付款,须知就是这家AIG公司,在消费了美国十年医疗改革7000亿到1万亿美元资金后面临破产,靠政府救助摆脱困境,进而连带为高盛提供了资金。

  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及大部分西方国家由政府出资救市,这种大规模救助行为就可以用软预算约束理论进行解释。可见软预算约束理论的研究范围早已超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中政企关系的范畴,普遍适用于计划经济、转轨经济和市场经济。软预算约束更多地被看做缺乏动态承诺一致性问题。

  如何将国企软预算向硬预算转化?以渐进的方式,采用以“时间换空间”的重组或许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重组有一些非常重要的组成内容:如减轻原有债务负担、增加资本金、进行股权置换、以硬利润约束的方式获得新的资金、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减少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等等。通过这些方式,实现由软预算约束向硬预算约束的逐渐转变。

  但重组并不必然意味着私有化。重组需要新的财产权,但并不一定是私人所有权,新的财产权也包括对管理层和工人的激励和阻碍因素,以及由企业所有者及其代理人控制的新的企业体系。从整体上看,私有化只是资本存量的重组,而不是资本增量的变化。如果净投资是正值,重组却会带来资本积累的增加。因此,不论所有权是否发生变化,为重组提供额外资金都是重组的关键问题。

  真正的现代经济不分国有民有

  2009年7月6日,我国最大的粮油食品企业中粮集团宣布入股蒙牛,此事也被并入“国进民退”的讨论之中。

  中国民营协会的保育钧在接受《国企》采访时表示,中粮入股,但是不管蒙牛的经营,这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相互参股、结合、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这是一种大趋势。将来无论国有还是民营都可以相互之间参股,平等协商,没有长官意志在里面,不是拉郎配。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版也以《中粮入股蒙牛:非典型国进民退》为题发表文章:“与石油、航空、钢铁、煤炭和金融等行政性垄断行业不同,食品和饮料行业基本上属于竞争性行业,对中粮入股蒙牛这一案例也要从纯商业的角度去解读。在市场竞争之下,业绩是唯一的考量,任何市场主体都有进和退的可能,这也是正常的优胜劣汰。因此,这一次,我们不应大而化之地谴责国进民退,而更应关注蒙牛是如何走向了‘民退’的边缘以及背后有什么利益玄机。”这也是海量的相关报道中少数予以正面评价的文章。

  陈平教授告诉《国企》,国有企业老总和私营老总可以成为哥们,国有企业完全可以买民营企业股份,等民营企业复苏后,国有企业再退出。地方政府也想做大民营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不能简单以所有制定好坏,“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其实,蒙牛接受中粮入股这样“傍大款”的行为并非首例。如万通与天津泰达的合作,冯仑就毫不掩饰地将其定义为“学先进、傍大款、走正道”。今年5月,浙江省绍兴市将市里能联系到的国有企业名单下发到各县市区的政府部门和重点民营企业。此前,绍兴市政府多次与国资系统部门联系,力促“国”“民”对接。

  后发展的中西部地区也看准了绑定大型国企,尤其是央企。借央企之力拉动地方经济,促进地方民营企业发展这一模式。

  2002年开始,连续七年GDP增速居全国第一的内蒙古自治区即是借力“煤老大”神华集团。而神华也是在内蒙古的煤海中发展成为世界级的能源巨头。2009年1月和7月,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分别出台了《关于促进城乡居民增收的意见》和《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意见》两份文件。这两份文件的出台意味“内蒙古模式”的下一阶段目标是“傍”着神华发展地方民营企业,让更多的当地居民更充分地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

  国人记忆中依稀还有印象的“上汽奇瑞”,就是民营公司依托国企借力打力的一个杰作。几年后奇瑞公司成为一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民营汽车制造商。

  对此,陈平评价说,很多“国进民退”其实是“国”帮助“民”。一些企业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国企有资金、有项目,可以集团军作战,而民企有市场优势,船小好掉头,类似于轻骑兵,如果将两种优势嫁接到一起,将是市场与资金的美妙结合。

  与国企联手,或多或少体现出民营企业在资金、技术方面的一些无奈,但这种公私联营的混合性质倒也可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形式更多元化的一种选择。

  文宗瑜告诉《国企》,当前欧美国家存在三种资本,国有资本、社会资本、私有资本,公司类型也相应有公众公司、公营公司和私营公司。陈平也表示,真正现代的经济是混合经济,包括国有经济、市场经济和社会经济(非营利的学校、医院、研究机构、慈善团体等,基础性的科学研究大部是出自非营利的大学,而非市场竞争中生存艰难的私营企业)。一国经济能否健康发展,取决于三部分经济有无适度的互补与支持,“改革前的中国与前苏联,是国有部分太大,而菲律宾肯定是国有部分太小。”

  混合经济即要求当事者放下所有制要求的身段,秉持“黑猫白猫”论,勿轻易以高下论处。

  从国情看“国”与“民”

  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是,发展中国家与欧美日本经济学家对中国改革的评价,远比中国自己迷信华盛顿共识的经济学家要高,这不该反思一下吗?

  从措辞来说,无论“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都是对现实状况的一种表述,但仅仅凭“进”与“退”就对现象做一褒贬的定性评价则显得过于轻率。在采访中,就有专家向记者表示,对于中国的国企改革,国外的研究比我们客观深刻,比我们自己一些学者专家的评价更高。

  我们当然不可就此牵强附会地走向钟摆的另一面。我们需要的是理性、辩证、客观地尊重现实和事实。就所谓“国退民进”的话题,记者采访了长期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财政部科研所国有资产研究室主任文宗瑜、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陈平,希望他们的观点能让读者更全面地理解“进退”之下的“国”“民”关系。

  最大经验是邓小平的猫论

  《国企》:1997年到2004年,国企产权改革开始时,社会舆论还在讨论“国退民进”,而今天舆论的锋头又转到了“国进民退”,这其中发生了什么变化?

  文宗瑜:1997年到2004年,国有企业正处于从大面积亏损到扭亏的阶段。2002年开始,国有企业开始主辅分离改革和分流安置富余人员。在辅业分离这一块肯定是国退民进。国家在央企推行辅业分离和企业办社会职能后,国企尤其是央企的营利能力大大提高了。相应从2003年开始,中国进入了新一轮的经济高速增长期。这段时间,央企所在的石油石化、电力等基础上游行业领域获得优先发展。

  国资委成立后,要求央企进入行业前三名才能避免被淘汰,这使得央企必须要不断扩张、收购、兼并,这就表现出“国进民退”。目前出现的“国进民退”现象是一种策略,国家从战略发展的考虑上并没有提出“国进民退”,这只是一种阶段性的现象。

  陈平:苏东瓦解之后,“华盛顿共识”下的历史终结论出笼,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竞争,以后者的失败和前者的胜利而告终。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又让人重新想起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周期经济危机的警告,而推翻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卢卡斯发起的反凯恩斯运动,重新对大垄断私有企业进行救治和国有化。去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克鲁格曼发起对过去三十年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与金融经济学的反思运动。中国经济学家还停留在华盛顿共识的留念之中,才会有国进民退之争,却不追问全球经济危机要靠政府救市的原因。

  中国鸦片战争后,几代知识分子检讨失败的原因和改革的方向,最大的错误在寻找一个简单的答案,总是简单地相信某种制度万能。简单一个产权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俄罗斯迷信西方休克疗法,十年间的经济损失,超过两次世界大战、加上内战和大饥荒。

  中国改革成功的最大经验是邓小平的猫论,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采用资本主义的某些模式,同样凯恩斯也学社会主义的方法挽救资本主义。

  笼统提“国进民退”的批评,其思想根源是过去30年来,中国高校经济学无批判无研究地全盘接受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接受自由化、私有化,接受反凯恩斯政策的弗里德曼货币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政府有害论。

  两大国情下看“国进民退”

  《国企》:虽然现在舆论都在热议“国进民退”,但相关统计数据来看,2002年到2007年,国有工业产值的比重一直在下降,而非国有工业产值的比重一直在上升,这是否可以说并没有出现“国进民退”的现象呢?

  文宗瑜:关于国有份额比重,不能光看工业产值,国有经济成分还存在于很多服务行业,这些领域的产值也应该统计到国有经济份额中。

  改革开放30年,我国具有“两大”国情。其一,中国仍然是全世界“国有资产数额最大”的国家;其二,中国国有经济比重依然在68%以上。在这个大背景之下,我们讨论的“国进民退”就不是一个问题。

  《国企》:宪法规定,中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前国有企业体现的强势地位是否正是这种精神的体现?有观点认为,欧美国家经营了三四百年的市场经济+法治的模式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彼岸,这种模式下必然是欧美国家式的市场经济制度,这是否与我国宪法精神相违背呢?

  文宗瑜:欧美国家也不完全是市场经济,也有国家的宏观调控。无论市场经济怎么发展,政府的作用依然是存在的,只是政府的作用在不同的时期表现不同。金融危机下,大家都在强化政府的作用。中国的经济发展不是单纯向欧美模式靠拢,是借鉴他们优秀的东西,同时还需要不断在实践中探索。

  陈平:市场经济+法制是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神话,能否熬过这场危机有待历史检验。这次金融危机,中国可以大刀阔斧地推行财政政策,美欧就寸步难行,因为议会成为行业及地方势力的博弈场和交易场。每个议员为了自己当选连任,竞相把政府项目拉入自己的选区,保护夕阳产业,而非开拓新兴行业。

  中国宪法规定国家经济主导,是几十年战争流血的经验。苏联一个私有化,就把70年的工业产业瓦解了。金融危机东欧国家比东亚国家还脆弱,因为国有银行全卖给外资。

  现实条件下的“国”“民”分工

  《国企》: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控制了七大基础行业,有观点认为政府的作用是弥补市场的失灵,凡是民间愿意干的领域,政府都不该介入,而政府经营的企业也应该坚持公益为主要导向,而非像以保值增值为主要经营导向,你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文宗瑜:目前,中国的民营企业仍然处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国有企业有60年的历史,而中国私营企业历史也就20来年的时间。现在很多领域,你让民营企业进,他也没有能力进入和立足。你不能拿中国的民营企业去和那些跨国公司比较,后者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事实上,央企既追求利润也承担了社会责任。不管愿不愿意做,国家还是要强制他们来做一些没有利润、没有收益的事情。政府一直在调控国有企业,要求他们关注社会效益。青藏铁路谁修的?什么时候能收回成本?永远收不回,还是国有企业来做。

  陈平:国防工业,除了美国外,世界上大多是国营。英国铁路私有化失败,又重新国有化,通信、电力、石油、矿山、金融等领域可以国有私有共存竞争,但政府必须监管,价格国家管制,完全国有或完全民营,不一定是好方法。

  《国企》:在一些上游基础行业,比如能源行业,一些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领域,民营企业进入后遭遇到不少困难并导致不断退出,这种现象怎么解释?

  文宗瑜:从实际情况来说,上游行业的国有企业规模太大了,民营资本一进入就有可能被吃掉。这里面体现的主要不是国家安全问题,因为我国上游行业目前基本都是国有企业绝对控制的,安全的考虑主要是在国有比重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现在离危及国家安全的标准还差的很远。

  《国企》:这两年来,国企不断进入到一些竞争性的行业领域,最明显的就是房地产,这些举动受到很多指责,国企的进入是否就会破坏这些领域的市场性呢?会对民营企业产生挤压效应么?

  文宗瑜:从改革的方向来说,国有资本应该尽可能地避免进入到充分竞争领域,并且逐渐退出。但是现在有很多在充分竞争领域发展的国有企业,比如中粮,它并不是垄断的。在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也有自己的绩效考核压力,这些指标和压力来自于企业的本能。从这个意义来说,房地产行业能带来高额利润,国有企业就会选择进入房地产,同样,如果入股蒙牛能带来好的收益,它也会入股蒙牛。

  国有资本进入房地产行业最大的问题不是对民营企业产生挤压效应,而是国有企业自身的风险控制,尤其是国有企业这种不计成本的拿地行为。

  陈平:现在做产业风险太大,不仅对民营企业,对国企也一样。而地产是地方政府保护的垄断行业,有垄断利润。对国企来说,进入房地产行业的目的是通过获取房地产的高额利润来支撑主营产业的投资。中国应该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如果这个企业只经营房地产,有暴利就要收暴利税,如果是多种经营就要减免部分税。要知道,如果联想不做地产,它早就死掉了。

  大企业倾向是国际游戏规则

  《国企》:十大产业振兴规划、4万亿元刺激投资计划是否都存在提振国有企业的倾向?

  陈平:所有国家的财政政策,不可避免地倾向大企业,不一定是国有企业。国有中小企业也难于受惠。各国大银行都一样,只愿贷 给大企业,不愿贷给小企业,因为交易成本低,风险也低。

  假如中国民营企业没有大批倒闭,经济上且表现出更高增速,应当功在地方政府。

  《国企》:国有企业不管盈亏总能获得各种资金的注入支持,比如去年在投资国际衍生品交易失败产生巨亏后,国资委对东航的注资。而同时民营企业东星航空公司则遭遇破产,这是否也是一种国进民退的表现?

  文宗瑜:这里涉及一个更广泛的社会、政治体制的问题。我们现在处于一个非常时期,就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周期性调整带来经济发展的减速。占有2/7市场份额的东航一旦破产倒闭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任何国家一般不会轻易让大型企业破产,不仅仅中国给东航注资,美国也给国内的大企业注资。

  陈平:这是全世界的游戏规则。花旗银行要接受美联储和财政部注资,高管人事和薪水就得受政府干预。东星公司要不破产,可以自己找投资人,让出自己的部分股份。自己找不到,就看地方政府能否做媒了。这是操作问题,不是什么国进民退的意识形态问题。

  软预算并非国企独有

  《国企》:有观点认为,目前一些行业正在进行的兼并重组应该是先进生产力兼并落后生产力,即更有效率的民营企业兼并效率相比较低的国有企业,而非现在山西煤炭整合、山东钢铁兼并日照钢铁中体现的以大吃小的现象,您怎么看?

  陈平:先进落后,什么标准?是否日照是后建的企业就技术先进,但是市场扩张过度,导致资金链断裂。要具体分析山东钢铁兼并日照是成功还是失败,让市场来检验。要是失败,山东地方政府应当有人承担责任。成功就总结经验。还是老话,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用产权的性质来定决策。

  《国企》:软预算是国有企业发展不可回避的问题,民营企业的产权清晰是否能规避软预算,从而带来更高的效率?

  文宗瑜:相对而言,国有企业的效率较低。但是我国民营企业还无法替代国有企业的位置。就效率而言,不仅是国有企业,绝大多数的大企业、老企业,不管国有民营都有效率的问题。

  民营企业也不能规避效率的问题。效率还与其他一些因素有关联,一个是员工的素质,一个是企业的制度和文化。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最大的优势是产权清晰。但是民营企业有几大劣势。一是员工整体素质低;二是企业的管理制度不健全,企业文化不成熟;三是大多数民营企业还没有一种稳定的营利模式。

  陈平:软预算是国企效率不高的病根,这是匈牙利自由派经济学家科尔奈的伪命题。在现代经济中,只要有创新,需要外界的信用支持,本质就是软约束。只有个体户,贷不到款,在银行缺乏信用,才是硬约束。但如果向家庭朋友借钱,那他仍然是“软约束”,仍然“产权不清”。西方经济学家在东欧前苏联推行科尔奈的理论,以为给国企断奶就会立即提高国企效率,导致大批可以存活的企业也破产,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相反,中国的改革让无法存活的国企有步骤地分流关闭,对有市场的企业更新技术、提供支持,事实证明改革后的中国骨干大型企业足以和跨国公司竞争。

  美国在危机时永远建议自己的竞争者,例如韩国与俄国实践这种理论,让对手的银行倒闭,大企业被美国廉价兼并。但是自己出了危机,一定实行凯恩斯政策,放宽信贷,大量注资。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是难得为发展中国家讲话的经济学家。他曾经对我说:要学美国人做的做,别照美国人说的做。美国真实的成功经验,一是林肯发明的土地赠予大学,二是老罗斯福的反垄断法,三是小罗斯福的凯恩斯政策,都是市场经济下的社会主义政策,不是什么里根革命的给富人减税减规和科尔奈可说不可做的“预算硬约束”。

  保育均:“国进民退”是改革回潮

  进入到2008年,民营经济在一些行业领域出现了新一轮的退潮。东星航空的破产退出,钢铁行业盈利民营企业被巨亏国企兼并,房地产领域频现央企地王身影,国企主导山西煤炭整合,于是“国进民退”的指责纷纷见诸报端

  十六大以来确立了两个毫不动摇(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一个结合的方针,把两者统一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中,照理说民营经济应该有很大的发展。但是2003年开始,民营企业碰到中国经济的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实际上调控的就是民营经济,权利配置资源,而市场经济要发挥市场调控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在调控中,民营企业纷纷倒闭。

  “国退民进”已成事实

  2003年,国家开始调研并出台了“非公36条”(《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就是放宽准入,让民营经济进入各垄断领域,平等竞争,融资也可以得到保证。但是这些政策基本没有得到落实。随后,国务院办公厅又发布文件,国资委起草的《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就是国有企业要控股七大行业,把煤炭也给算了进去,这实际是国务院办公厅的文件把国务院的文件给否了。

  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的宏观调控实际上打压了民营经济。之前允许进入的领域,民营经济基本上没有进去,而且还被赶了出来。其次,融资更加困难。第三,出口退税政策调整了,基本不退还给民营企业了。大宗原料商品价格上涨,新《劳动法》颁布,导致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民营企业的日子就很难过了。到了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爆发,国家随即出台了4万亿元的投资拉动经济。但是4万亿元并没有起到拉动民间投资的作用,不仅没有带动,而且产生了挤出效应。

  国企定位

  2008年下半年以来,国有企业以所谓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结构调整为由进行兼并重组。兼并重组的原则应该是先进生产力兼并重组落后生产力,不应该理解成以大兼并小,把概念偷换了,这就是“国进民退”的一个基本原因。

  国有企业、国有资本的定位是什么?应该是在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行业领域、自然垄断行业、高新技术领域的支柱产业。以中央企业来说,70%以上炒地搞房地产,在中央部委企业的利润中有三分之一来自房地产。现在各地炒地的地王是国有企业,难道房地产也涉及国家经济安全么?他们拿着国有资本去炒股炒地皮,如果炒亏了,怎么办?国有资本应该是受到严格管制的,特别是行政垄断和自然垄断行业,政府一定要规制它,不能完全按照市场原则来处理。

  尽管没有法律禁止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炒房,但是党内有相关文件规定。十二届三中全会、十三届四中全会、十五届三中全会都有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规定。目前国有企业依然存在政企未分开、产权未明晰等这些问题。我国国有经济占主体,体现在哪里?目前还没有体现出来。我国宪法规定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有多种表现形式,不一定要国有独资,国有独资在其中的比重很小很小,绝大部分都应该是股份制企业。

  民企可以进入上游

  国有企业改革的阻力在哪里?第一是意识形态的障碍,片面理解公有制为主体,片面理解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第二是既得利益的障碍,民营企业进来之后,效率比国有企业高。国有企业建一个钢厂没有五年搞不起来,民营企业两年就能搞出来,成本方面也比国有企业低。建设同等规模的钢铁厂,民营企业的成本只有国有企业的40%,因此就侵犯到了国有企业的利益,于是故意把门槛提高,不让民营企业进入。

  所有制不能决定企业的效率,还有企业管理、先进的技术、创新能力这些因素的影响。但是后者只有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才能有效,产权明晰是基础。产权不明晰,创新就没有动力。

  民营企业也可以做石油、进入能源行业领域。民营企业在勘探出油这方面的效率比国有企业要高。在很多行业领域的上游,民营企业完全有实力进入。过去不让进入,现在又设置高门槛阻拦,用资质来压民营企业。你让民营企业进入之后,他们的资质就一点点积累出来了。

  民营企业功不可没

  国有企业这些年的发展得到了很多的政策支持。比如股票市场。我国的股票市场就是为解决国有企业融资难的。中国股市分流通股和非流通股,这是中国特有的。国有企业原来吃财政,后来吃银行,现在吃股民。国企在股市不断上市融资、还有银行贷款支持,还占有大量自然资源,以前还不交资源税。国有企业靠什么赚钱?靠垄断、靠不停地涨价、靠占有国家大量资源、靠土地增值,赚了钱最后也没有拿出来回馈社会。

  现在国有企业没有民营企业经济增长的快,这就是效率不高的问题,造成了极大的浪费。1998年后,国有企业改革就是要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减退的员工都是依靠民营企业来消化,民营企业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功不可没。

  近几年民营企业也犯了一些错误,这要看什么情况。比如一些民营企业不自量力,盲目扩张,这就是犯了以前国有企业曾经犯过的错误。但这与“国进民退”是两个问题。

  目前,国有企业的人才素质确实比民营企业高,但是在现在这个体制之下,他的人才素质发挥的作用有限。冗员太多,层层报批导致效率太低。冗员太多无法减退,这并不意味着国企就比民营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民营企业解决了75%的社会就业人口,现在国有企业全部员工也就3000多万,就占了那么多的资源。

  “国”“民”互助是趋势

  现在很多民营企业有党组织,有工会,这是为了加强管理的需要,增强企业的凝聚力。这是一件好事,一大进步,不是民营企业国企化,不是“国进民退”。这是民营企业和旧的资本家不同的地方。国有企业内部的整体素质是高于民营企业的,但是囿于体质因素,效率低于民营企业。

  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时间不长,以后发展了也不会仅仅是私人独资的企业。私人独资的企业会有一部分,但是大部分都将股份化,股份将会逐步分散,同时经营权和所有权两权分离。现在很多企业,比如温州正泰公司股份就很分散,老板持股比例不高。

  中粮入股蒙牛和国有企业炒地皮是两个不同性质的事情,不能混为一谈。中粮的主营业务和蒙牛的业务有一定的关联,在蒙牛困难的时候,中粮入股,但是不管蒙牛的经营,这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相互参股、结合、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这是一种大趋势。将来无论国有还是民营都可以相互之间参股,平等协商,没有长官意志在里面,不是拉郎配。从实际效果说,中粮入股帮助蒙牛解决了资金困难。中粮入股蒙牛不是以大吃小,是大帮小,国帮民,这是值得鼓励的事情。一些媒体把这也归于“国进民退”,这是混淆了概念,不是一回事,这是中粮和牛根生“自由恋爱”的结果。

  (保育均为国务院参事室特邀研究员 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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