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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国进民退”

2009年10月14日 14:31 来源: 《国企》 【字体:

  是蚕食圈地?还是中国特色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这是完成脱困任务、实现利润超过万亿元、并不断内外扩张的中国国有企业需要回答的问题。

  由于“华盛顿共识”的滥觞,拉美、东欧、前苏联地区纷纷实行经济自由化和大规模私有化,国有企业在全球似乎成为市场经济的弃儿。质疑声中,中国的国有企业却完成了一个完美的转身。

  与国有企业的发展扩张相比,民营企业的步伐似乎有些凌乱。2006年开始的沿海民营企业大规模内迁,从上游行业的兼并重组到非垄断领域的退避让利,民营经济的发展陷入了某种迷茫。

  一进一退,挑战着近30年来人们似乎熟知的西方传统市场经济理论。争论、议论、抬杠、叫骂,“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听得多了,看得多了,人们确乎有些“进退失据”。

  从“国退”到“国进”

  一进一退,退有退的原因,进有进的道理。时移世易,关键看时机到来时能否抓住机遇

  臃肿的雨云在北京城上空追逐,整个城市从城郊而至市区,渐次下起了暴雨。

  刚从北戴河驱车数百里回到北京住处的刘云水半仰躺在沙发上,脸色有些倦怠,又有些百无聊赖。

  “以前让我们进,现在让我们卖,开门是他们,关门也是他们。”做建材钢管生意的刘云水2003年与朋友合伙买下一座15万吨的煤矿,几年下来,办证、拿证、关停整顿,开工没多久,现在又不得不并入到当地的一家国有煤企。

  抱怨、无奈,整个下午,刘云水的话并不多。面对眼下煤炭产业加快整合兼并的咄咄气势,他其实没有另外的选择。

  从开门准入到关门退出,山西煤炭市场也正经历着一番时下舆论最流行热议的从“国退民进”到“国进民退”。到2008年整合前,山西煤炭产业结构中,民营煤企的产能占全省产能的六成。而根据规划,整合后到2010年,国有大型煤炭集团控股经营的煤炭产量将达到全省总产量的75%以上。

  在这样一番“时移世易”的变化之后,那份焦躁、抱怨、无奈并非刘云水一人独有。从煤炭、石油、航空到房地产,类似的情绪正在民营企业间蔓延。

  “国”“民”往事

  2004年,当时还不为内地民众熟知的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系讲座教授郎咸平发表了一篇文章,披露民营企业格林科尔的顾雏军在收购科龙、TCL等国企上市公司股权的过程中,掠夺了大量国有资产。郎咸平为其掠夺技巧配以中国古典意味的成语,如“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等。

  郎咸平称,我国“目前已经不存在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争利的问题,问题的重点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在联合起来侵吞国有资产。现在不存在竞争问题,现在是比谁快。谁快,谁侵吞的国有资产就多。”他表示:“哪个公司不是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呢,打着‘国退民进’的招牌侵吞国有资产。”

  郎咸平的言论引起了当时社会各界的热议,社会上甚至出现了停止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观点。无论如何,在经历了20多年的经济改革后,在外人看来,国有企业已日渐式微,民营经济的强势地位在“国退民进”的热潮中爬上了一个高峰。

  某种意义上说,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其实就是一个民营经济不断发展扩展、国有经济不断退让收缩的历史。但是在过去30年,民营经济并非没有出现过收缩,或如当下定义所谓“民退”。

  1989~1991年间,中国出现了向民营经济清算总账,即清理拖欠税费的情况。根据张厚义、明立志主编的《中国私营经济发展报告》,1989年,个体工商户户数和从业人员呈负增长,分别为-14.2%和-15.8%,注册资本金比1988年下降了21个百分点,仅为11.2%,产值同比下降了60.3个百分点,仅为8.3%。到1990年和1991年,个体工商户数和从业人员的增长率仍然很低,分别为6%和7%。注册资本金的增长到1991年才恢复到22.9%,比1988年还低了10个百分点,产值增长也仅恢复到14%和21%。到1991年,私营企业户数增长9.9%,从业人员增长8.2%,注册资本金增长29.5%,产值增长20.5%,大部分指标仅仅恢复到1988年的水平。

  不过考虑到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这一时期民营经济发展的减速更多缘于非经济因素,如当时出现了“三资企业不是民族经济”之类的“左”的言论。

  事实上,到2004年时,国有企业开始实施主辅分离、人员分流下岗,同时从一些领域退出,其发展布局还远未到位,发展势头远不及这几年之迅猛。

  2003年时,江苏省出台的国企改革规划中明确提出,地方国有大型企业要从1875户缩减到230户以内;大型商贸企业从846户调整到40户以内;中小企业的国有资本2003年要退出60%,2004年基本退出。无锡市要求企业国有资产比重降低到20%以下;山东省则推出20家公司赴港上市;西安市要在两年内出售500亿元国有资产;北京市、武汉市都要对国企动大手术。

  在各项监管制度未完善到位情况下的国有资产出售、转让,为郎咸平所谓的国有资产流失下的“国退民进”埋下了伏笔。

  “民进”退潮

  2007年年中,辽宁盘锦兴隆石化实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顺杰成为媒体追逐的人物。这一年,他联合了包括河北、福建、新疆、山东等地的80余家民营石油批发企业,与外资石油企业谈判打包出售。

  谈到这次民营油企的集体打包出售,张顺杰表示,作为中国人,自己并不想把企业出售给外国人,但是企业要活,员工要生存,如果民营油企生存的窘迫境况没有得到改善,打包不可避免:“我们民营油企不是后娘生的,希望政府能够重视。”

  在张顺杰的记忆中,民营油企发展也有过一段美好的时间。1992年国家开放成油品市场,吸引民营资金进入流通领域,张顺杰也顺势投资成品油开发。1992~1998年,张顺杰的公司每年成品油批发量能达到40万~50万吨,而且拿的都是出厂价。尽管只是一家地方性的民营企业,员工的月工资在上世纪90年代也能达到5000多元。

  1999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经贸委等部门关于清理整顿小炼油厂和规范原油成品油流通秩序意见的通知》(38号文件),张顺杰们陷入了油荒。

  张顺杰回忆,1998年,国家经贸委牵头,中石油、中石化曾与民营企业签订过供油协议,承诺对符合经营批发标准的民营企业提供成品油。第二年的38号文件也表示,对经过清理整顿合格的民营成品油批发企业,可由中石油和中石化依法采取划拨、联营、参股、收购等方式进行重组,参股标准是国有51%、民营49%。

  “至少中石化这么多年来对于其供油协议没有履行过,38号文件的参股、收购也没有了下文。”张顺杰说。

  十年过去了,张顺杰公司很多员工的月工资从十年前的5000元降到了现在的几百元。他承认,这几年员工都是凭着对公司的感情和对未来的期望留下来的。张顺杰介绍,参加整体打包出售的民营石油批发企业,资产投入都在1.5亿元以上。面对油荒,这一切都处于闲置状态。

  到了2007年下半年,民营油企打包出售的事情慢慢冷却,没了下文。张顺杰以及其他一些民营油企的老板从欢迎媒体采访逐渐转变为拒绝。张顺杰解释,说了也没有用,一切还是照旧,反而让自己成了出头鸟。

  以2007年能源行业的降温为信号,中国的民营企业开始集体过上了紧日子。

  “融资难”是长期困扰民营经济发展的第一道紧箍咒。尽管国家出台了各种政策,但无论是各大银行的承诺、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民营银行的建立,都无法摆脱虎头蛇尾的结局。至于外资银行在农村地区设立的试点,业内人士称,这多是一种换取国家政策的作秀,实际意义不大。

  与此同时,沿海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转型的滞后导致2007年底到2008年,沿海民营制造企业大规模内迁,以空间换取利润。

  进入到2008年和2009年,民营经济在一些行业领域出现了新一轮的退潮。如沪杭高速、嘉金高速、沪青平高速、甬金高速等民营企业所拥有的股权,正在被地方政府逐步收回,东星航空的破产退出,钢铁行业盈利民营企业被巨亏国企兼并,房地产领域频现央企地王身影,山西煤炭整合中民营中小煤矿几乎全盘被接收等等,“国进民退”的指责大量见诸网络和报端。

  对于民营企业的频频退出,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的保育钧对《国企》明确表示:“这是改革的回潮,违背了改革的精神。”

  “国退”回暖

  2009年7月的一个周末,在一家日企工作的江涛与部门领导及同事一起去了附近的钱柜唱歌吃饭。双休日过后的星期一,江涛接到通知,公司解除了与他的合同。

  裁员有所耳闻,但落到他这样资深老员工的身上,仍然感到毫无心理准备。尽管公司给了一笔较为可观的赔偿金,不过仓促下离开公司回家,还是让他感到挥之不去的落魄。

  江涛告诉《国企》记者,金融危机爆发后,很多外企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裁员,他的遭遇并非个案:“现在同学中混的最好的就是当年进入国企的那一拨了,车、房早有了,金融危机下工作稳定不说,收入也不低,出来地位身份比我们更扎眼。”

  诚如此言,对这几年的大学毕业生来说,进入国企成为比去外企更为热门的选择,支撑择业取向的深层原因就是近几年国有企业的高速发展,尤其是金融危机下依然稳定的表现带来的就业效应。

  倒退十年回到1998年,2/3以上的亏损面以及相关改革的举步维艰,使中国的国有企业几乎成为“濒临死亡”的“过气品种”。在当时国际上一边倒的私有化浪潮和国内社会各界质疑的眼光中,“脱困”已成为国企当时最奢侈的目标。而十年后,苛刻的媒体们用“凶猛”二字来形容这几年央企的表现。同时,“圈地”、“扩张”、“狼性”、“挤压”,这些充斥着“血腥”味的措辞也被加到国企头上。

  2006年,央企实现利润超过1万亿元,利润超过100亿元的企业有19家,另外有19家企业进入了《财富》全球500强,比2003年增加了10家。

  2008年,140多家中央企业实现利润6652.9亿元,其中有三大企业利润过千亿元:2008年度,中国石油净利润1144.31亿元,蝉联亚洲最赚钱企业;中国移动盈利1127.93亿元,成为全球最赚钱电信公司;中国工商银行税后利润1108亿元,成为全球最赚钱银行。

  2009年,中国企业500强净利润1706亿美元,高出美国企业500强700亿美元。从榜单情况来看,中国500强前35名无一民营企业,同时与2008年相比,民营企业最高排名下滑了14个位次,且500强大部分集中在重化工和基础设施这些国有企业占有绝对控制力的行业领域。

  而即便在全球金融危机阴霾之下,中国的国有企业仍然能频频出击国际市场,拿矿买油,成为最惹眼的国际买家。仅8月份一个月,中石油和中石化就出资数百亿美元,在全球攻城掠地。

  对于国企发展的回暖,制度政策上的倾斜不可避免成为主导因素之一。进入新世纪以来,国有企业改革的侧重点,已经从小企业、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的改革,全面转向大企业、非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的改革。截至2004年10月底,中央和各地实施主辅分离的国有大中型企业818家,涉及改制企业4572家,涉及富余人员100万人。自中共中央、国务院1997年提出“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实施再就业工程”以来,国有企业职工从最高时的7500万人减少到2003年底的4400万人,同期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分流累计2818万人,极大地缓解了长期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国有企业冗员过多的矛盾。

  在甩掉沉重的历史包袱之后,国有企业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采取的内部改革也随之水涨船高,成效卓著。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说,对于国企改革,国外机构和媒体都是给予积极评价和认可的,我国的信用等级在国际评价中得到提升,很大原因就是中国的大型企业治理结构改善。

  财政部科研所国有资产研究室主任文宗瑜在谈到近几年国有企业迅疾发展的势头时对《国企》表示,国资委提出的央企要进入行业前三才能避免被淘汰的政策,促使央企必须要不断扩张、收购、兼并。

  文宗瑜曾专门撰文用“资产资本化”解释央企的走势。他认为,央企近几年利润的大幅度增长,有着偶然性及侥幸。因为也就在这四五年间,中国的土地和资源价格五倍十倍地翻升。中国A股证券市场上证综合指数从998点到6300多点的连续上涨,最大受益者就是国有股东。国有法人股由不流通到全流通,按二级市场价格计价,使国有资产数额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放大。

  多种因素的共同推动下,中国国有企业的井喷式发展水到渠成。

  “进退”之争

  真正现代的经济是混合经济,包括国有经济、市场经济和社会经济。一国经济能否健康发展,取决于三部分有无适度的互补与支持

  以传统承袭而言,中国的民营企业不缺乏历史年代的沿革,但改革开放前几乎全盘化的计划经济让民营经济的比重一度降低到0.1%。持续20多年的断代,造成中国现代民营企业在改革开放后的发展过程中,呈现一种断奶式的营养不良。

  财政部科研所国有资产研究室主任文宗瑜对《国企》表示,中国的大多数民营企业还缺乏稳定的营利模式。尽管在量上,民营经济保持整体上的发展,但在质上,仍有诸多瓶颈需要突破,如过度依赖劳动力成本、品牌建设、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继承人接班等等。欧美国家的私营企业经历了上百年的历史发展,通过上市后的大众持股、董事会治理、经理人制度、先发的技术创新积累,相对于中国民营企业现实性的原始积累和幼年期综合征,企业形态已经高度成熟。

  所以,当国有企业摆脱历史包袱,伴随2003年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加快扩张时,民营企业的发展却因其自身瓶颈问题上的滞留而略逊一筹。中国30年来的技术创新,更多地集中在国有经济控制的航天、核弹、飞机设计制造、轮船设计制造、机车设计制造、发电设备设计制造、石油勘探开发、炼油、钢铁、海洋工程等领域,有些技术水平甚至可以进入世界前列。

  此消彼长之下,进退之势初成。

  “国进民退”或者“国退民进”的争议,无论如何都不能脱离国情这个前提。

  两个“最大”的国情

  “国”与“民”的现实总是存在于两大国情基础,即中国目前是世界经济大国中“国有资产数额最大”、“国有经济比重最大”的国家。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实施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改制以及国有资产从部分领域退出的政策。但是1978年至2008年间,国有资产仍然实现了约38倍的增长,当然国有经济的比重同时有所下降。按照文宗瑜提供的数据,到2008年底,国有经济综合比重仍在68%以上。

  目前,非国有资本所占比重较大的主要在两个领域:一是轻工业制造业,约占79%;二是日常生活服务业,包括酒店、餐饮、娱乐、健身、零售等,约占92%。国有资本在五大领域占有绝对的控制力:一是能源、资源、电信、电力、钢铁、航天等领域;二是铁路、公路、水利等基础设施;三是城市公用事业,如水电气、园林、绿化、污水处理、公交等;四是银行、保险、证券,以及报纸杂志出版、电影、电视广播等;五是文教卫生医疗领域。国有资本在这些领域所占比重在90%以上。

  与仅仅发展了20多年的民营经济相比,国有经济一直居于主导的地位,这也符合宪法中“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 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的规定。文宗瑜认为,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讨论的“国进民退”其实并不是一个很严谨的问题。

  民营经济的发展并不逊色

  有趣的是,从统计数据来看,在国家分类的41个工业行业领域中, 2005~2007年3年间,私营工业企业(未包括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总资产与国有以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总资产比,分别为25.78%、29.97%、33.69%,工业总产值比分别为57.04%、67.98%、78.55%。

  2002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包括国有以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私营工业企业、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中所占比重为40%,2007年降为29.5%,下降了近10%。

  可见,近几年来,与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总资产相比,私营工业企业总资产和工业总产值增速更快。不过在“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烟草制品业”和“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行业领域,由于自然垄断性质出现了国有经济比重上升的情况。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的私营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2.4%。而同期,国有企业利润同比降幅为41.5%,明显差于私营企业。2009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0%,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长1.7%,集体企业增长5.9%,股份制企业增长9.4%,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1.2%。国有企业的表现仅好于出口导向型的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

  7月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长7.4%,集体企业增长12.4%,股份制企业增长13.4%,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5.0;8月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长8.6%,集体企业增长10.9%,股份制企业增长14.7%,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8.0%

  在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无论7月还是8月,重工业的表现都要好于轻工业。7月份,重工业增长11.3%,轻工业增长9.2%;8月份,重工业增长13.2%,轻工业增长9.8%,分别高出2.1和3.4个百分点。重工业一直都是国有企业传统的绝对优势领域,民营经济在轻工制造业则有较大优势。综合“国”、“民”两方的整体表现,应该可以得出在重工业领域的私营企业增速也高于国有企业。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沈明高认为,以上情况表明,工业增加值的增长主要来自内资非国有企业。这一结果,与目前“受益于国家刺激经济计划的主要是国有企业”的判断有明显的差异。

  苏联东欧破题“软预算”的实践

  经济增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效率的高下。事实上,无论“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国企身上惯来的所谓“仔用爷钱不心疼”以及政府相应的“父爱主义”总能授人以柄。

  面对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问题,早在转轨之前,就有一些学者认为,私有化可以成为硬化预算约束的有效手段。在转轨框架中,私有化意味着生产单位从国有计划经济中的企业向市场经济中独立竞争企业的转变过程,独立于所有权结构。计划经济中的国有企业因为缺乏独立自主的企业行为、预算约束和竞争,往往仅仅是生产单位。

  怎样解决国有企业的软预算弊病,美国新自由主义大本营芝加哥大学教授科斯的产权理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在其两篇论文《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中提及的根本观点就是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企业的存在就是为了节省交易费用。只要产权初始界定清晰,并允许经济当事人谈判交易就可以实现有效配置,而产权初始界定清晰就是界定到自然人,即“私有”,私有企业交易成本低于公有制企业,私有制的效率高于公有制。正是这样的理论认识,20世纪80年代后,全球掀起了一轮私有化浪潮,前苏联和东欧地区尤甚。

  从历史看,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方式有两种:内部私有化或外部私有化。中东欧国家的私有化大部分是面向内部人的私有化,一般是工人或工人与经理集体购买,经理单独购买企业的情况少。匈牙利的情况比较例外,有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大规模私有化主要是外部人私有化,几乎所有企业都是外部私有化。俄罗斯的私有化则主要是面向内部人的私有化。

  但是面向内部人的私有化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而且产生了新的代理问题并导致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时至今日,内部人控制问题仍然是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成为国有企业改革中的重要内容。私有化的过程说明,尽管软预算约束与产权有关,但产权并非软预算约束的唯一决定因素。

  即便是软预算理论的始作俑者科尔奈2001年也承认,不能简单地认为“软预算约束产生的原因是公有制,私有化可能消除软预算约束”。公有制是国民经济的主体不可避免地会引起较高的软预算约束程度,但它也是“市场社会主义”在匈牙利等国失败的原因之一。私有产权是各种硬化预算约束的形式在法人层面上起作用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苏联和东欧国家转轨的实践证明,私有化并不能解决软预算约束问题。私有化之后,软预算约束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变得更加严重,各种政策性补贴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大量增加。私有化以后,企业向国家要补贴的积极性更高,国家付出的代价也就更大。

  我国的经济学家林毅夫、刘明兴和章奇都认为,软预算约束是由政策性负担造成的,即使私有化,但如果政策性负担不消除,软预算约束问题也无法解决。单纯私有化,而其他可能导致软预算约束的因素依然存在,软预算约束仍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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