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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危机时代浙江模式期待重生

2009年10月19日 13:47 来源: 《观察与思考》 【字体:

  上半年浙江经济出现高贷款、低增长格局是因为浙江以前赖以高成长的路径被金融危机阻断,后危机时代,浙江如果希望继续成为中国经济的领头雁与风向标,则必须选择、确立新的增长引擎与路径。

  浙江高贷款、低增长迷局:发展路径受阻

  2009年对于浙江经济来说是异常艰难的,也是充满困惑的,时下,浙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贷款、低增长迷局。统计显示,上半年浙江贷款量是6364亿元,排全国第三位,然而,浙江上半年的GDP增速达6.3%,虽比一季度加快2.9个百分点,但在全国却排名倒数第三,仅好于上海和山西。反过来看在贷款增加最多的前5个省份广东(8548亿元)、江苏(7527亿元)、浙江(6364亿元)、北京(5640亿元)和山东(5061亿元),其他几省经济增长要好于浙江。

  自金融危机以来,多年来已经习惯于高速增长的浙江在GDP、财政收入等多方面的增速位列全国倒数, 尤其是浙江工业增速自2004年6月至今持续55个月下滑,这是浙江近年来的罕见低谷,在经济竞争中呈现明显颓势。毫无疑问金融危机重创了改革开放以来引以自豪的浙江模式和发展路径。

  全国第三大的贷款量为什么却导致了全国倒数第三增长速度呢?仔细考察会发现浙江出现高贷款低增长迷局,主要诱因是浙江以前赖以高速增长的发展路径和引擎受到金融危机的重创,使得发展路径受阻,导致了增速剧减。

  最近几年,浙江保持着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两条路径,其一是浙江抓住中国入世及政府鼓励企业出口贸易的有利时机,采取了出口导向战略,用大量的出口来扩展企业经营,用扩大外需来拉动区域经济发展。

  在金融危机的重创下,浙江经济赖以高速增长的出口导向路径遭遇巨大打击。浙江经济发展中以国际市场需求替代国内市场需求来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路子,在金融危机的重创下目前已经走到了尽头。

  浙江的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经到了一个刻不容缓的阶段。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史晋川认为浙江的产业结构与国内消费需求结构的不协调性问题从“九五”后期就已开始显现。但是,在同一时期,浙江的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在总体上并未通过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来对付国内消费结构的变化,而是抓住中国入世及政府鼓励企业出口贸易的有利时机,采取了以市场调整为主的策略,用大量的出口来扩展企业经营,用扩大外需来拉动区域经济发展。同时,许多企业为增强出口竞争能力,以产业向中西部生产要素洼地转移的方式来维持低成本,从而实施用国际市场需求替代国内市场需求的发展策略。这一发展策略的实施,一方面使浙江经济继续保持了近十年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也相应延缓了浙江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转型的压力,导致浙江经济在近十年中出现了“总量人均水平领先,结构调整升级滞后”的格局。

  加入WTO后迅速打开的国际市场,反而利好浙江轻加工产业迅猛发展,形成对出口的高度依赖。数据显示,1999年浙江出口额占GDP的19.6%,2007年达52.3%,上升32.7个百分点,2008年仍高达49.9%。一旦出口受阻,浙江经济就会产生较大问题。更为致命的是,浙江企业形成了对纺织服装等传统产业的路径依赖,产业结构变动较慢,产业层次长期低于全国。1985年,浙江纺织服装皮毛羽绒行业的产值比重为27.3%,高出全国8.9个百分点。到2008年,该产值份额高达21.3%,高出全国12.8个百分点。而浙江新兴行业投资长期低迷。以电气电子行业为例,1985年该行业产值份额为12.3%,2008年只有14.5%,而全国同类数据分别为8.8%与17.0%。 多年来浙江经济主要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换取了企业经营规模的扩大,主要靠“低成本、低价格、低利润”实现了企业市场空间的拓展,但这条路已越走越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市场急剧萎缩,上半年,全省出口下降19.7%,全省进出口830.3亿美元,同比下降18.9%,其中,出口587.5亿美元,下降19.6%,降幅比一季度扩大2个百分点,导致以出口为主导的浙江经济遭受重创。

  其次,金融危机重创了浙江这几年快速发展的第二条路径和引擎,即以民间金融为推手,房地产开发、投资为平台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路径。

  在浙江本土经济中,正是房地产业的快速崛起,成为了拉动浙江经济快速发展的一大引擎。浙江房地产业的繁荣,极大地推动了浙江经济的发展,统计显示,浙江各地财税收入的40%左右来自于房地产业,这还不包括每年近千亿的土地出让金收入。

  不仅如此,大致始于上世纪90年代,浙江的民间资本开始向全国各行各业伸手,投资房产、煤矿、棉花…… 拿浙江民间资本投资和投机楼市来看,资本的逐利性表现得淋漓尽致。目前在全国,浙江50%的民间资本从事着房地产业生产和投资。

  那么,浙江房地产开发与投资资金从哪里来的呢?答案是民间金融溶血而来, 资本的本性就是追求利润,从投资角度来说,由于浙江乃至全国近几年房地产业持续飙升,而房地产业和建筑业利润巨大,吸引了浙江大量社会资本进入了房地产业和建筑业。浙江的资本不但在省内大量投资于房地产,就是在省外情况也基本相似。 大量的社会资本不但进入了房地产业和建筑业 ,并且由于浙江民间资本的投资性比较强,而近几年炒房能获得暴利,导致绝大部分民间资本进入了楼市,目前浙江到底有多少民间资本进入楼市也无从准确的统计,仅温州一地据前几年测算就大约有1500亿民间资金在全国楼市中转悠。不仅是温州,其实台州、宁波、绍兴、金华以及湖州等地也有大量民间资金进入了楼市。

  有调查显示,在民间资本活跃的浙江,民间借贷的融资规模已达数千亿之巨。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目前有大量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就是民间借贷。民间借贷周转快,运作灵活,迎合了很多中小企业的融资需要。可以说在浙江,民间借贷公司、标会等民间金融无处不在,异常繁荣。通过资金的迅速集结进行地产开发和投资等一方面推动了房地产的繁荣,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民间金融的迅速做大。

  但是金融危机打断了浙江的第二条路径,自2007年10月到2009年3月,浙江楼市出现了空前的低迷,成交量大幅下降,作为浙江乃至全国楼市风向标的杭州,最低迷时每天成交数只有个位数,平均成交量也只有50套左右,楼市的低迷直接导致了经济的迅速下滑。成交量迅速下滑导致房地产业的萎靡,财税收入上不去,土地难以出让,土地出让金巨幅下滑,导致了浙江经济的调整。

  同时,由于房企和制造业企业资金断裂,民间金融也遭到重创。如从5月4日发生的红鼎创投案,号称“民间天使投资第一人”的刘晓人,几乎是一夜之间由“天使”变成了“魔鬼”。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当地政府统计的一个数据是,刘在社会上累计集资金额达到2.15亿元,其中有1.97亿无法按时偿还。可以说金融危机改变了这套游戏规则,打破了民间金融的安全边际。民间金融成为一把双刃剑。自去年下半年以来,一批浙江企业纷纷栽在民间借贷的华容道上,企业倒闭、老板失踪,“多数与民间高利借贷相关,而且一些企业的民间借贷,其利息完全超过了企业的盈利能力,这样必然导致企业出问题。在政府部门对华联三鑫、江龙控股、纵横集团等进行调查后,发现诸如江龙控股、纵横集团、五环氨纶等企业均涉足民间高利贷,金额多达几亿甚至十几亿,月利率高达9分甚至2角。民间金融倒塌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进一步加大了浙江经济的弱势。

  再回到先前的问题上,为什么浙江上半年的贷款量占全国第三,增长速度却是全国倒数第三呢?考察拉动浙江发展的两条路径就会发现道理很简单,由于第一条发展路径的受阻,资金进入了第二条路径。浙江贷款的资金,并没有流入制造业,而是流入了房地产业以及股市,这也解释了自2009年4月后,浙江楼市天量成交的诱因。

  经济并未见根本好转, 但在上半年海量贷款和对通胀预期的支撑下,股市和楼市尤其是楼市却出现了空前的井喷,以中国楼市风向标的杭州来看,近几个月的楼市让各方人士都看不懂,甚至有点目瞪口呆。就在4个月之前,杭州楼市还在低谷徘徊,即便是最乐观的人也没有想到仅仅4个月,市场会以超乎想象的速度放出历史天量:如5月成交量达10072套!1—5月成交24071套,超过2006年全年的成交量23846套,逼近2008年一年成交量!

  杭州透明售房网数据显示,到8月份中旬,杭州主城区商品住宅房从4个月前的近4万套,下降到了只有6000套的水平,可见杭州4个月以来成交的数量之大。但这种天量成交也只维持了3个月,随着贷款的收紧,楼市的成交量必将迅速萎缩,如希望依靠这种短暂的天量楼市拉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是不可能的。

  再从浙江固定资产投资来看也印证了贷款的去向。在比较浙江与全国投资就发现,二者相差16个百分点,全国几乎是浙江的一倍,上半年,浙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7.9%。单从投资看,政府性投资项目是浙江拉动投资增长的主体,而企业投资意愿不足,一向以民间投资为主的浙江民间投资增长乏力,占比例超过六成的非国有限额以上的投资仅增长6.4%,低于国有投资增幅25.2个百分点。

  作为投资拉动型的经济,政府投资有限,民间投资跟不上,经济当然难以实现快速上涨。

  浙江模式未来发展的三条路径

  金融危机虽然重创了浙江发展路径,但金融危机只是导火索,浙江经济要获得可持续的高速成长,最终还是要进行模式升级转型,选择、确立新的发展模式和路径,使得浙江发展模式凤凰涅磐、浴火重生。

  第一条路径,强化资本避实就虚态势,建立资本和金融服务业大省。

  鉴于浙江民间金融的发达,学习新加坡、香港的经验,以民间金融为推手、房地产开发、投资为平台,打造资本和金融服务业大省。浙江走资本和金融服务业大省之路的优势在于其一浙江民间金融业一直比较繁荣,如地下钱庄、民间拆借,还有台州商业银行、泰隆银行等民间银行,再加上最近成立的小额贷款公司等业务一直比较好,加上各个大银行,浙江完全可以以这个基础,大力打造金融服务业大省。其二,浙江民间资本一直比较发达,目前浙江以房地产投资为主的省内外投资,已呈现扩大化之势。凭借浙江资本的优势,浙江也可以成为资本大省。

  但打造资本和金融服务业大省,对于浙江来说最大的不确定性在于,目前中国缺乏支持浙江成为资本和金融服务业大省的制度。没有制度的支撑,以现有的制度环境浙江很难成功。比如目前在浙江试点的小额贷款公司就遇到了最大的制度瓶颈。“浙江六成小额贷款公司基本‘无米下锅’”,浙江省工商局的一项调查,再次引发了人们对浙江小额贷款公司生存状况的担忧。“只贷不存”,是浙江小额贷款公司成立以来的一大制度硬伤,也导致小额公司频频喊“渴”。

  所以说浙江能否打造成诸如新加坡等金融与资本服务大省关键还是要看制度的开放程度。

  第二条路径,集中力量打造品牌强省和高新技术产业大省,正如吴敬琏建议的“不要走传统工业化路子、不要搞重化工”,“集中把轻纺工业做大做强就成”,“集中力量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等。

  首先,快速推进高科技企业发展,目前来看,浙江高科技产业发展势头还不错,通过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的确促进了高科技企业的大发展。据统计浙江高科技企业的数量在全国名列前茅,并且还产生了如阿里巴巴等一批较有影响的大企业,但就此认为浙江已成为科技企业大省那就大错特错了。

  几年前,浙江省工商联对浙江民企进行过一项调查也许给人当头一棒,当时,“57.52%的企业投入科研经费,仅18.10%的企业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产品”。在企业生产的新产品中,只有不到半数的产品是自己研制的,企业承认有17.41%的新产品是仿冒的,一些企业数年没有更新产品。

  其中,自主创新最大的杀手是民企之间的仿冒和仿制。浙江的民企发家起于模仿和仿冒,发展到一定阶段,仿冒却成为最大的障碍。在浙江的一个产业集群之内,一旦有新产品出来,仿冒变得十分容易。当仿冒成了竞争的一种习惯后,谁还会花大量的人力、物力,承担巨大的风险去搞新产品研发呢?仿制的最大负面影响是遏制了企业的研发能力、创品牌的冲动和自主知识产权的获取。在浙江的产业集群里,立志于搞研发的企业很少,创品牌的也不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更少。

  在浙江最明显的例子是飞跃集团。“按一下缝制牡丹的按钮,我们的缝纫机就会为你绣出一朵牡丹。”飞跃集团董事长邱继宝曾经得意地说, 500项创新专利成就了飞跃世界梦,飞跃前几年似乎已经成为世界上实力最强的缝纫机生产厂家,但一场金融危机让浙江这家国宝级的高科技企业现了原形,要不是政府出手飞跃恐怕业已消失。显然在浙江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集合的产业集群里,想把高科技企业搞成主导产业还是困难重重。

  其实,加大品牌力度,实施品牌战略,使浙江企业由世界工厂走向世界名牌倒是浙江比较现实的选择。

  “80万件中国衬衫只能换回一家波音飞机” 成为我国劳动密集型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一个尴尬的写照,但有时我们却忽视了事物的另一面,意大利的普拉达(PRADA)的双肩帆布背包,却能抵得上中国一台长虹34寸大彩电。从国际贸易来看,不在于产品是什么,而是在于生产的产品有无高度知名的品牌。无疑,与意大利经济模式极其相似的浙江最能复制意大利品牌奇迹。浙江省十二次党代会报告指出:大力实施标准化战略和知识产权战略,着力培育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自主品牌,加快推动“品牌大省”向“品牌强省”转变。这样,十二次党代会从发展战略上为浙江以科技创新,走品牌之路提供了强大政策支持。

  在这里,自然而然就联想到了美国的两个品牌,耐克和可口可乐。他们都属于竞争最激烈的行业,也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而且他们的工厂遍布世界各地,那么他们是如何取得高额利润,并且始终保持着行业领先地位的呢?答案就是品牌的力量,所以浙江企业要走品牌之路。虽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但有了品牌,卖出大价钱,赚得高利润,其抗风险和危机的能力自然就强了,自然也可以成为像可口可乐一样成为百年老店了。

  为此,浙江除了加大国际市场开拓力度的支持政策外,在加快出口商品的结构调整步伐上,鼓励企业开展与国际品牌多种形式合作,走自创和并购并举之路。力争到2012年浙江省自主出口品牌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量的比重达30%左右,逐步成为品牌强省。

  第三条路径,强化政府职能,政府主导打造航母型的大型国有控股企业,以大象企业为龙头,建立世界品牌与发展高科技产业为两翼,以资本和金融服务业为支撑平台的三叉戟发展模式。

  为什么在金融危机中,浙江经济反应最为剧烈,其中一个重要诱因是浙江缺乏如山东那样的大象企业,导致浙江经济抗跌能力差。其实这个问题早就引起了曾经担任浙江省委书记的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重视。今年“两会”期间,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在参加全国人大浙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就为浙江经济支招—浙江民营经济很发达,但缺少大型国企和央企,“浙江光养‘鱼’和‘狼’不行,也要养几头‘老虎’出来”。

  “给民企信心,给国企货币和黄金”,经济危机让国有大型企业成了香喷喷的山芋。今年“两会”期间,各地党政领导纷纷率代表团在京与国有大型企业负责人会面。仅五矿集团就接待了湖南、江西、云南3个党政代表团,其他如中国铝业公司等都曾与多个地方政府负责人会晤。而此前,江苏与百家中央国有企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企业合作发展恳谈会”,显示出地方围着国有企业转的苗头。

  正是缺乏国家投资平台的资源型和垄断型国有大型企业,直接导致浙江在四万亿的刺激计划中受益不多,再加之中小企业抵御风险力远弱于国有大企业,使得上半年浙江经济增长差强人意。

  鉴于此,调整产业结构,组建超大型企业应成为浙江今后工业转型的一个路径。

  首先是应结合浙江企业实际,通过兼并重组建立一批超大型的资源性或垄断性的企业,打造“千亿国资航母”。其实在2005年,浙江“十一五”规划里闪现了浙江国资委的身影。“通过3—5年努力,在省属企业中,培育一家资产规模上千亿、若干家上百亿的大型企业集团,实现资产向大企业集团的战略集中。” 以打造“千亿国资航母”。这是浙江国资委当时向省政府提交的一份《国有资产监管体制与省属国有企业改革情况》的文件中,关于“十一五时期的主要思路”里首先出现的论述。

  其实浙江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并不缺乏,但缺乏的是一些诸如安徽海螺等那样的超大型的国有垄断或资源性企业。浙江的国有企业和民营大型企业如万向等都属于商贸行业或是竞争非常激烈的行业,一遇到经济危机的冲击就扛不住,抗风险力远不如资源性或垄断性的大企业。

  所以说浙江打造大型企业应着重于资源性和垄断性的企业,从目前浙江的实际看,水泥业是浙江最容易突破的行业,如以三狮集团为基础,兼并重组一个超大型的水泥集团,完全有可能与海螺抗衡。

  在打造龙头航母企业同时,积极建立世界品牌与发展高科技产业两翼,大力推动资本和金融服务业支撑平台,这种三叉戟式发展模式必将使浙江经济再次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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