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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额信贷的商业化软肋

2009年10月28日 03:28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字体:

  最近几年,在NGO的公益行动之外,一些商业银行也在小额信贷业务上进行了尝试,积极者如农行、渣打。尽管初步效果是积极的,但在实践中,小额信贷的商业化软肋也逐渐暴露出来。

  小额信贷的信用方式与传统的抵押贷款有很大不同。在很多情况下,小额信贷考察的是贷款者的个人或者社区信用,而非商业信用,因此,贷款的风险难以根据传统的方式进行量化评估。银行在进行评估时,通常要派专门的人员进行实地调查。由于每个客户贷款的数量少,贷款的人数却非常多,这就意味着那些旨在将小额贷款商业化的银行,在人力成本上的投入会很大。

  但在中国,由于长期以来金融资源的供不应求,多数银行都建立在以大客户为主的客户结构上。目前,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前10名大客户在整体业务中所占的比重,平均超过40%。偏重大客户的结构易于实现风险控制,但使银行的能力建设偏重于流程设计上,缺乏服务于中小客户所必须的基层人员数量。

  克里斯坦森的创新理论认为,一种商业模式下形成的资源、流程和价值观,将趋向于反对改变当前的商业模式。换句话说,如果银行习惯了跑一趟给大企业发放10亿元的贷款,那么,对于跑1万家小客户、每人发放1万元贷款这种生意,它从内心一定是不愿意接受的。事实上,即便对于那些开展小额贷款业务的NGO来说,找到足够的深入基层的志愿者也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对于以利润为导向的银行来说,挑战则更加艰巨。

  从2007年开始,在中央政策倾斜和农村消费增长的双重推动下,不少商业银行开始尝试对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小额信贷业务。但要在这项业务上有所作为,殊不容易。不少银行已经建立了股份制企业并上市,股东对其有比照于其他商业银行利润的期望值。如果选择在小额信贷上下注,那么它必须有能力消化比其他业务更高的人力成本,否则,银行可能会丧失在资本市场上的吸引力。

  通常情况下,小额信贷采用更高的利率,是保持成本平衡的方式。最早在中国进行小额信贷试验的经济学家茅于轼指出,小额贷款之所以高息是因为额度小,风险大,占用人力多,高成本。世界银行小额贷款的均衡利息率为15%-20%,世界各国多年的小额贷款经验已经证明了“高利贷合法化”,他在山西龙水头村试点的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利息是18%。

  不过,至少在目前的阶段,在中国推动高利率的小额贷款并不是一帆风顺。茅于轼表示,现在社会上存在一个极大的误解,即认为小额贷款利息越低,对穷人越好。他表示,对于那些坚信“小额贷款要走商业化道路,而不是做成慈善事业”的人来说,这是一个观念的挑战。

  与观念挑战同时存在的,是不同的风险控制方式。对于那些已经下定决心把小额贷款变成一项商业的银行来说,这是一个现实的挑战。在建立规模化的小额贷款之前,没有一家银行可以确保实现有效的风险控制,以及能否达到预想的收益率。过于严格的风险控制,有可能限制客户的加入,阻碍业务的成长。过于松散的风险控制,则有可能产生不良贷款。

  农行在实践中曾创立了一套与格莱珉银行相仿的“五”字调查法:一看就是实地查看客户的基本情况;二摸就是全方位地摸清客户的生产经营现状;三查就是查客户周边人群与客户往来关系人员,查客户有无不良嗜好和不良习性;四访就是通过走访村干部、了解客户所从事的行业经验与技术情况;五网就是调查客户的关系网和经济实力是否真实。经过这些对个人的信用了解,农户在缺乏抵押或抵押不足的情况下,仍有可能拿到贷款。

  这是带有中国特色的信用保证方式,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在一个镇级银行的小额贷款试点中,这种风险控制方式带来了100%的到期贷款和利息收回率。

  尽管如此,至今仍没有一家商业银行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开展小额贷款业务。受助者群体在接受这项资金扶持的同时,更多的抱怨是拿不到贷款。这并非银行没有足够的信贷额度,而是因为它们可能没有足够的人手和网络。此外,这与一些银行地方分支机构的官僚习惯有关,它们对于总部推行的新业务,或许并没有足够的热情。

  尤其是对于那些国有股份制银行来说,传统的绩效考核方式会让地方分支机构的领导者,倾向于选择那些风险更容易控制、成本更低的大客户。它们的选择无可厚非,因为总部也许不会因为小额贷款推行不力而处罚它们,但一定会因为贷款业绩下降而让它们承担责任。这说明,如果在管理上没有特别的激励方式,小额信贷很难实现真正的推动力。

  此外,小额贷款作为公益和商业之间的共同存在,本身在发展模式上仍有值得探索之处。

  目前,所有国内银行在小额信贷上的尝试,主要参照的是尤努斯和格莱珉银行的成功经验,尽管这些经验为小额信贷的商业化指明了方向,但它在中国所处环境有所不同。首先,小额信贷在中国农村的信用基础与国外有很大不同。其次,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主要靠政府推动,重要的资源掌握在政府和国有商业银行手中,但国有企业与社会责任对应的激励机制设计并不成熟,它们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落后于承担社会责任的意愿。

  还有,商业中趋利的一面,总是趋向于将产业做大,因为这将带来股东回报的增加。但小额贷款具有公益的性质,它未必要做大,而是要将可持续性作为第一目的。这决定了只有那些在DNA中融入了社会责任的企业,才能将小额贷款变成一种商业模式并取得成功。把小额贷款当作一把找到更大宝藏的钥匙,本身就是一种错位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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