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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的前沿问题反思

2009年11月28日 03:28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字体: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政府和学者对以往的金融监管理论以及监管体制进行了大量反思,G20、美国财政部、欧盟和英国金融服务局发表了很多分析报告。对这些报告进行研究,可以看出当前全球金融监管发生的重要改变和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

  应该限制金融业高管薪酬吗?

  过去,高管薪酬不属于金融监管的法定内容,但危机爆发后,限薪的呼声越发强烈,理论依据有三点:首先,目前金融高管的薪酬机制过于奖励短期财务业绩,助长了过度风险承担行为;与此相对应,高管的职业生命只有五年或十年,部分高管为了个人收入最大化而过度承担的高风险业务,将由后继者和其它利益相关者承担。所以,很多人主张金融高管的薪酬应该是政府监管的内容。其次,业绩激励与股价挂钩使金融机构倾向于市值最大化,在有限责任制和金融安全网(如存款保险制度)下,股东对风险的容忍度可能高到损害其它利益相关者(如存款人)的程度,从而对金融机构或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健和安全构成威胁。再次,鉴于金融业的高杠杆率,综合考虑倍数和时间跨度因素,高管薪酬的“基薪%2B业绩薪酬%2B期权”形式是否合适值得研究。因为金融高管的薪酬往往和市值挂钩,加之期权激励,由此引发的外部性有可能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安全。实际上,这些在有限任期中所创造的利润所对应的风险在其任期内难以实现足够对冲。

  但限薪理论在实践中遇到很大困难。首先过于严苛的限薪,可能使金融人才流动到其它行业,降低了本行业的竞争力。其次,若金融机构在限薪行动上没有协调一致,首先进行限薪的机构可能面临“先发劣势”,其员工可能流失到竞争对手。再次,监管者很难确定最佳薪酬水平。最后,金融业内部不易平衡,不易寻得商业银行和证券业人才定价的边界。

  目前的方案是改革薪酬决定机制和薪酬结构,增加股东大会在高管薪酬上的发言权和董事会下设薪酬委员会的独立性;在业绩评估中综合考虑财务和非财务指标;鉴于经营管理的风险可能滞后较长时间才能体现出来,业绩奖金大部分应采取公司股票或与股票挂钩的形式递延发放,并且可以被追回。

  金融机构是否越大越好?

  金融机构规模过大对机构本身和社会均不利:首先,可能造成规模不经济,“太复杂而不好管理”。其次,大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和支付系统中的核心作用,使其成为系统性风险的潜在根源。最后,“大而不能倒”或“太关联而不能倒”,易产生道德风险,使政府的隐性担保助长金融机构的低效率和高风险承担行为。

  目前理论界对混业问题有了新看法。大家发现混业经营不一定能通过分散利润来源来分散风险,也不一定能实现交叉销售机会带来的协同效应。相反,某一块业务的问题可能把其它健康业务“拉下水”;同时有零售存款基础的银行进行高风险的证券自营交易业务,会增加存款保险制度的负担,也就是说,要将基础性的业务和具有投机性的业务、具有高风险的业务分开,这有点类似60年前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目前国际上有几个分拆案例需要注意,如花旗集团从“金融百货超市”中相继剥离零售经纪业务Smith Barney、商品交易业务Phibro和寿险业务Primerica;荷兰国际集团的剥离更加明显,银行和保险将被分拆,欧盟委员会裁定到2013年之前要把它的资产规模缩减到6000亿欧元

  资本充足率监管的挑战

  首先是资本充足率存在顺周期问题;其次是对很多流动性风险的关注不够;再次,银行资产中很多交易类和证券化资产风险偏低,资本充足率监管不够。就此,有人提出应提高对交易类资产和证券化资产的资本充足率要求。现实中,不可能无限提高资本充足率,因为这会降低银行信贷供给效率,增加实体经济部门的融资成本,降低银行业的利润。

  危机之后,针对交易类、证券类权重的计算、资本工具多样化的选择、资本构成的质量、巴塞尔新协议中的顺周期的改革、资本的缓冲机制,近期各机构关于金融监管的报告已经提出了很多建议,大大丰富了原来巴塞尔框架内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如对资本构成和质量的重视,较优先股和次级债而言,普通股更能吸收亏损、保障银行放贷能力,所以在金融危机中普遍强调有形股本权益的概念,或称发行或有资本工具,如能在银行面临资本压力时自动转换为普通股的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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