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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危机时代”的中国角色

2009年12月15日 16:29 来源: 《中国报道》 【字体:

  金融危机使得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西方大国与新兴经济体经济的权重此消彼长,国际经济合作与保护主义出现新态势。对中国而言,这些新变化、新格局意味着新的挑战,也蕴含着新的发展机遇。在“后危机时代”,中国应如何确定自己的国际角色?本刊记者采访了中国、美国、欧盟、东亚等多个地区的国际问题专家,共同探讨“后危机时代”的中国角色,以供读者参考。

  美国被“邀请”回来介入东亚事务

  中国报道:目前,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但制度化程度却比较低,在此背景下,东亚共同体的构想最近被广泛关注。而李光耀却提出中国的发展影响了区域平衡,需要美国在东亚制衡中国。对此您怎么看?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目前,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程度实际上并不比北美、欧洲等地区低,这主要是东亚地区经济区域化的成果,也跟中国改革开放密切相关。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对推动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推进扮演了很重要的积极角色。而东亚地区在政治、制度上的整合程度比较低,这主要是因为在东北亚地区,特别是中日两国的政治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比较生冷所致。目前,东亚地区的整合,实际上是通过东盟这个平台进行的。

  不久前,东南亚一些国家提出来希望美国能“制衡”中国,这并不是出于经济层面的考虑,而是战略层面的。如今美国提出重返东亚,这样看来可以解读成: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被“邀请”回来介入东亚事务的。因为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如果在东南亚地区中发挥绝对的主导地位,这将使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国家利益最小化;但中美如能同在这个舞台上平衡互动,这对东南亚国家而言是最有利的。

  必需注意的是,如今的“制衡”概念与传统解释相比,已经有了很大不同。在传统“制衡”模式下,两大阵营有各自的平台,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但如今,“制衡”已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东亚区域合作,不论是美国、日本还是中国,大家都是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互动。东南亚邀请美国参与地区事务,实际上是希望美国不要放弃东南亚这个舞台。而现实中,美国也从来没有离开过,在这个区域内美国的影响力要远远大于中国。中国对该地区的影响力目前仅限于经济层面。

  我个人认为,“制衡”概念是东南亚国家针对自己国家利益最大化要求而提出来的。但因为时代背景已经不同了,所以不可用冷战思维来解读。对中国而言,如何在开放的区域主义背景下,保证自己的国家安全,梳理好自己的地缘政治,将是未来最大的挑战。

  叶自成(北京大学外交系主任、中国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李光耀曾经提出“中国的发展是机遇,而不是威胁”。现在这种“制衡”言论与他过去的说法显然是相互矛盾的。但现在所说的“制衡”并不能过度地理解为东亚国家要联合美国来对抗中国。他们可能主要是出于中国发展过快,希望美国能够平衡一下。这符合他们本国利益的逻辑。但这些国家在这条路上不可能走很远。

  Michael Casey(道琼斯通讯社和《华尔街日报》特约撰稿人):我认为,美国参与东亚制度化建构以及政经一体化的深化过程,对整个亚洲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对中国而言,美国的参与事关诸多领域。在一体化进程中,不能将经济和政治两个领域区别对待。由于中国以及其他出口导向型的亚洲经济体与美国市场复苏和美元储备安全有如此密切的利害关系,因此,美国参与其制度化发展对维护地区稳定是极为重要的。同时,美国在亚洲(日本和朝鲜半岛)的军力部署意味着如果没有美国的参与,亚洲国家间任何加强地区安全联盟的行动都不能正常进行。

  所以不能说是为了与中国抗衡而需要美国的出面,而是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中国与其每一个邻国为了既得利益都需要与美国打交道。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国家,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与同美国的协作密不可分。世界目前面临的包括经济失衡、金融危机、气候变暖以及恐怖威胁等都是非常复杂的难题,如果没有与美国更为开放的对话,东亚无法独自应对。幸运的是,一些如APEC和ASEAN的机构正在做这些工作,而G20也正以中美合作为范本进行更广泛领域的合作。

  APEC议题扩展,但效能有限

  中国报道:在本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系列会议上,恢复经济增长和反对贸易保护等成为焦点议题。 “后危机”时期举行的APEC峰会与之前相比在角色和作用上有哪些变化?

  王逸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我认为,危机现在还没有完全过去,各国还在讨论再次“探底”的可能性。从中国经济来看,现在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经济振兴主要还是靠政府投资拉动,内需还没有完全提振。未来的经济发展也未必像目前有些报道中所说的那样乐观。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保持恢复的态势,还是各国最关注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本次APEC会议中,强调拒绝贸易保护主义,不能“雪上加霜”,是各国希望国际贸易能够更加畅通;强调各国间要加大合作的力度,以期增长能够可持续,这也说明了各国对前景的态度还属于谨慎乐观。

  我并不赞成“后危机时代”这个说法。因为我认为目前尚处在危机过程之中,仅仅是最糟糕的阶段过去了,现在是从低谷逐步回升的阶段,危机还没有过去。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主要变化就是APEC峰会讨论的议题范围扩展了。“9·11”之后APEC的议题主要是进行反恐国际合作,后来比较突出的是发表了关于用“六方会谈”来解决朝核问题的文件,到现在,有关金融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社会保护的议题也是比较突出的。APEC很重要的一个职能,就是在全球经济富有活力同时安全问题又非常复杂的亚太地区起到一个国际讨论和国际协商的作用。因为它的范围大,因此效能也比较有限。由于不同的立场和利益很多,所以也不可能期待它完成很多任务。去年,APEC在促进亚太地区扩展经济合作和贸易自由化方面还是有一定贡献的。

  大国关系出现新模式,世界格局可用“易极”描述

  中国报道:综观历史上的大国关系不难发现,大国并不好相处,大国关系并不好处理。冷战之前是一个霸权取代另一个霸权,取代的过程往往是战争不断;冷战时则是少数几个大国瓜分世界。而冷战结束后,中美间的合作和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甚至被观察人士喊出了G2概念。这是否意味着出现了一种大国关系发展的新模式?

  叶自成:后崛起的大国肯定要挑战当前大国,这是以西方思维定义的大国关系。由于现在西方文化在世界上的强势地位,再加上一些国内学者也习惯从这个角度来剖析中美关系,所以会出现“中美之间必有一战”等这类的言论。

  我认为,这种解读的缺陷在于把过去西方国家间关系模式照搬来解释中国,却没有意识到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独特价值观的国家。此前主要由西方国家演绎的国际关系史,无法用来解释由中国参与的大国关系。由于中国自身悠远的历史文化特点,也进而影响到中美关系不同于以往美苏、英德、美日等任何大国间的关系。这是大国关系的一个新模式,是历史上不曾出现过的。

  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世界格局如何去描述?目前现有的提法基本上都是西方思维模式,总是在单极、两极、多极世界这些概念中绕圈。个人认为,这些概念都不能准确地描述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格局,因为现实中这几种格局是共存的。具体来说,虽然现在美国实力下降了,但美国的影响力依然是最强大的。如将美国称之为多极化之下一个国家的话,会掩盖美国那种超强作用的现实。同时,虽然世界上已没有美苏模式的两极,但中美在世界上影响最大,有部分的两极特征。此外,以问题来划分,如在反恐和核扩散等问题上,也可能会看到两种不同势力的激烈争夺。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过去“极”的概念把中小国家都排除在外,但现在看来,中小国家越来越多地对世界格局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某些问题上,中小国家比大国的作用还要大。如朝核问题中,实际上是朝鲜在起重要作用。而东亚合作也主要是由东盟10国发挥主要作用。

  个人认为,现在的国际格局可以用《易经》的概念来概括,称之为“易极”,即单极、两极、多极等概念都同时存在并相互包含其中。

  王逸舟:我觉得大国关系模式有变化的趋势。冷战时期,主要是以“盟友”和“敌手”来区分国家间的关系,这种非此即彼的关系是旧的大国间关系的写照。

  如今的大国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彼此可能在核裁军问题上有共同利益,但在军售问题上又有很大的分歧。大国间已不存在定格不变的敌友逻辑。

  本次奥巴马访华,我认为最大的特点是重新定位新时期的中美关系,把原先属于双边范畴的中美关系放到了全球层面,成为了全球格局中的中美关系。在这种新定位中很难再用“对抗”和“敌手”的逻辑来处理中美关系。取而代之,需要用一种复杂的、动态的思维来考量。

  这种局面不仅在中美之间,美俄间也是如此。一方面双方在北约东扩等问题上有很大的摩擦,但同时双方又在核武库裁军等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在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等国际地区性事务中,美俄也是既有摩擦又有合作。

  因此,大国之间的关系现在已经很难定义,目前尚在探索之中,但趋势与过去相比肯定已经有了很大变化。

  时殷弘:这不是一个大国关系发展模式,而是世界管理模式。按照字面意思就是中美两国组成集团,在世界政治经济当中,起到最重要的带头和领导作用。温总理和奥巴马会谈,两国媒体最着重报道的就是温家宝总理不赞成两国G2概念。两国G2概念可能会使中国承担大大超过自身能力的国际任务,有可能影响中国同其他国家的关系。而且美国也有可能是半真半假,“半真”可能是美国希望中国发挥作用,能够帮助解决和应对一些问题;“半假”可能会使中国疏离与所有的重要国家之间的关系。欧洲和日本,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都对两国集团的概念非常反感。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奥巴马政府从来没有说过两国集团概念,这都是美国一些智库学者说的。

  Michael Casey:是的。我们正进入一个合作的新时代,或者至少可以说我是希望如此。如果中美不能联合起来共同应对当前我们面临的最大难题,整个世界会在将来面临危机。我认为,中美双方领导人都认识到了这一点。鉴于此,即使没有正式承认,G2也已是一个既成事实。为了中美经济达到更好的平衡,我们除了敦促北京和华盛顿协商制定经济政策以外已别无选择。我们也需要两国在二氧化碳排放政策方面进行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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