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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垄断

2009年12月18日 14:07 来源: 《国企》 【字体:

  近几年,社会舆论对于占据垄断地位的大型国有企业的批评一直激烈。这种强烈不满,是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后出现的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心理因素。要把这许多因素细致地剖析清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同时,由于垄断是个相当复杂的概念和社会现象,人们往往会对它进行一些不够理性的评价。所以,我们不妨从客观认识垄断开始,逐步寻找“和解”的思路。

  《国企》本期特别策划中的《垄断自述》,就是让垄断这个角色自己“站”出来,做一番“自我剖析”,以期引起社会更多客观、全面的思考。《探索中国式垄断》,意在为中国现阶段面对垄断问题提供一个初步的思路,以期抛砖引玉。

  垄断自述

  我有时是天使,有时是魔鬼;在有些地方是天使,在有些地方是魔鬼;在有些地方的不同时期,我可能是天使,也可能是魔鬼;在同一时期的不同国度,我可能是天使,也可能是魔鬼

  文|本刊记者 郭大鹏

  大家好,我就是那个在当今中国社会经常被很多人批判的家伙。

  我非常遗憾地看到,近几年因我而起的矛盾已经相当激烈。国资委和一些垄断领域的中央企业稍有辩解,就会引起舆论的轩然大波。记得有一次中国三大石油公司向社会解释,说自己的高利润主要来自降低成本,就引起了一些网友铺天盖地的指责。近几年,关于国企高管薪酬、国企上缴红利,尤其是去年以来的国进民退争论,都引起很大的社会心理不平衡,形成一波又一波的舆论风暴。其根源,追究起来往往也和我有关。

  关于我的争论显得势不两立。一些所谓代表老百姓和社会投资者的声音说:我独占市场和资源,效率低下,扼杀竞争,抬高了全社会的运行成本,是贫富分化的要犯;赞成我的声音说:我产生了巨大的规模经济效应,我给国家创造了巨额利税,更重要的是,面对国际市场,我避免了国内的恶性竞争,我能打造为国家有国际竞争力的主力军。

  说到这儿您该明白了,我就是垄断。这几年,我被架在矛盾和争论的炉火上烘烤,已经面目全非。所以我今天不得不跳出来,冒着得罪所有人(拥护我的和抨击我的)的风险,做一番自我表白。

  我表白的主题是,我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观点是,我有时是天使,有时是魔鬼;在有些地方是天使,在有些地方是魔鬼;在有些地方的不同时期,我可能是天使,也可能是魔鬼;在同一时期的不同国度,我可能是天使,也可能是魔鬼。我曾经作恶多端,也曾经功高盖世。当然,在更多的情况下,我的作用是好坏交织,不能简单而论的。所以怎么看我,需要因时因地制宜。

  历史上的盐铁专营之争

  我的英文名字叫Monopoly,直译是独占的意思。一般来说,大家都认为我是个来自西方国家的家伙,其实不然。若论起岁数,我几乎和人类社会一样古老。在古时候,不论东方西方,我都有强大的势力。在君权神授的历史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帝王和他的亲朋好友、股肱大臣们就是最大的垄断者。

  我就给大家讲一个封建帝王时代关于我的激烈争论的故事,看看那时的我是什么模样。

  公元前81年,汉武帝过世已经6年,年幼的汉昭帝主政庞大的汉王朝。当时朝廷大臣分成了两个阵营,一个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一个以大司马大将军霍光为首。桑弘羊的阵营坚持汉武帝时期的国家战略,霍光的阵营则强烈呼吁加以改变。有一天,霍光召集了各地的60多位文学、贤良(汉朝是通过推荐选拔人才的),用马车把他们拉到长安,召开了一次大会,和桑弘羊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这次辩论的核心议题是盐和铁这两种老百姓都离不了的物资,是否应当由国家专营。文学贤良们首先发难,说现在国家搞盐铁官营、酒类官营(酒榷)、贸易官营(均输),实在是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所以强烈要求取消。

  桑弘羊反驳说,现在北方匈奴威胁国家,如果罢了这些官营,国家府库空虚,一旦不能抵御侵略,倒霉的还是老百姓。而且,由国家专营,还能平衡物价,稳定供应。总而言之,“罢之,不便也”。

  文学贤良们又说,现在搞国家专营,那些专营部门贪污腐败,最终的成本都由老百姓承担了。

  桑弘羊反驳说,你们怎么不看看前车之鉴呢?文帝的时候,国家倒是放开了,准许私人铸钱、冶铁、煮盐,结果呢?好处都被吴王刘濞、大资本家邓通这些人拿走了,老百姓得到什么了?吴王刘濞有钱以后就不听管教,大搞分裂,后来发动了七国之乱。你们说,能随便取消官营吗?

  类似的争论还有很多,有个叫桓宽的人把会议记录整理后发表了,这就是《盐铁论》。它对后世影响深远。

  你们看看,2000年前,关于我的争论就已经如此激烈了。至于当时我的作用,总体上还是功大于过吧。我固然与民争利了,但对国家民族的安全也贡献巨大。

  争论中的官营,其实早在春秋时齐国的管仲就用过,这一招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出尽了风头。后来孔子和司马迁都很推崇管仲。孔子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亦。”意思是说管仲有救民族于危亡的功劳。

  在先秦,民间的我也有一番表现。《史记·货殖列传》里说,秦始皇时候,巴蜀之地有个寡妇名字叫清,靠开发祖上传下的丹砂矿,成为一时巨富。秦始皇对她都很尊重,还专门建了一座台子纪念她。清寡妇独占矿产资源,也算是和我有关吧。

  中国封建时代的官营一直延续到清朝,也就是我从来就没有消失过。不过反省一下,我在封建年代固然有过积极的历史作用,但很多时期,我却也沦为权贵的专利。权贵们自命代表国家,其实只是代表自己,他们用我越多,我的危害就越大。中国的民间商业一直发育不好,与我有很大干系。

  斯密时代的我

  我在古代西方的经历,类似于中国。到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我仍然和官方紧密结合。

  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了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国富论》,就在这之前几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陷入困境,申请向政府大量贷款。所以在《国富论》中有相当多的篇幅谈到东印度公司——这个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在1600年授予特权的公司。

  我在东印度公司的表现是这样的:公司由一些商人入股成立,国家赋予它独家经营印度等国海外贸易的权利,它向国家缴纳一定比例的利润。

  我的存在让东印度公司辉煌过一百多年,但后来还是成了英国的沉重负担,不得不关闭了。亚当·斯密写《国富论》的时候东印度公司刚开始走下坡路,那时候他就无情地嘲讽了我和东印度公司。《国富论》里还列出资料,说1600年起到《国富论》出版前,欧洲各国设立过50多个类似的公司,后来的命运都是失败。

  亚当·斯密极力鼓吹自由竞争,抨击政府授权的我,提出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说法。这个历史阶段,完全靠市场竞争形成的我还没有出现。我在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作威作福,甚至建立了武装队伍,确实做了不少坏事。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清朝的官僚开始沉痛反思。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这些人发起洋务运动,1860年以后搞了不少现代工业,有些是军用的,有些是民用的。这些工业也没有脱离我,或者完全官办,或者官商合办,总之是悬于朝廷的股掌之间。李鸿章说得好:此等有益富强之举,创始不易,倘非官为扶持,无以创始。我在这个阶段也发挥了集中财力办大事的作用,但是对真正的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有不小的副作用。有我在,单纯的民间资本就很难发挥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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