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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黄金期与中国经济新猜想

2009年12月23日 12:01 来源: 《新世纪》周刊 【字体:

  虽然户口本上还写着“农业家庭”,但实际上,福建农民张平一家已经在城市生活5年了。除了户籍,他们与农村唯一的联系是几块耕种了多年的土地。但是,早已弃农从商的张平已经失去了对这些土地的依赖。“我们再也不会回去种地了。”张平说。他在福建西北部的一个小城市经营着自己的生意,无论生活习惯还是思维方式,他都与自己曾经的角色——农民——渐行渐远。

  张平不是一个特例,而是中国已经到来的城市化浪潮中一朵普通的浪花。在中国,大量的农业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变的趋势已经变得不可逆转。据麦肯锡全球学会的一项研究预计,在2025年之前,中国的城市人口数量将增加3.5亿人,其中2.4亿将是来自农村的移民。

  “未来30年中国的可持续增长将依赖于城市化的进程,中国已经进入城市化发展时代。”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12月5日举办的,以“城市化与城乡一体化”为主题的中国改革国际论坛上作出非常明确的判断。

  城市化的黄金期

  城市是消费的主要载体,加快城市化进程是构建消费大国的战略性选择。从国际经验看,当一个国家处在人均GDP3000美元的时候,城市化率大概在55%~60%左右。2008年中国人均GDP达到3266.8美元,但城市化水平只有45.68%,远低于工业化中后期60%的均值,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国内消费需求的释放与升级。

  相关研究表明,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平均10%的增长率中,城市化贡献了3个百分点。但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等制度因素的制约,城市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潜力还远未释放出来。未来5~10年,中国的城市化将呈现加快发展的大趋势,城市化率会提高10~15个百分点,由现在的45.68%提高到60%左右。考虑到乘数效应,估计城市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能够增加大约1.2万亿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以达到4个百分点左右。由城市化带来的国内投资消费需求的增长,至少可以支持未来10~2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迟福林表示,中国正进入城市化从局部突破到全面推进的重要时期。“将出现东部和中西部城市化全面推进,并且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中西部城市群将成为我国城市化时代的突出亮点,以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为代表的中部六大城市群正在全面推进;成都、重庆等西部城市群的发展相当快,将拉动西部产业结构调整,成为连接东部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重要接口;在大中城市加快发展的同时将呈现大城市群、城镇化、区域一体化等齐头并进的新格局;城市间的竞争将成为新阶段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如果说过去三十年地区间的竞争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增长,那么未来五至十年城市间的竞争将成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活力。”迟福林说。

  尚缺承接缓冲的中间城市

  “沿海大城市有没有发展的余地呢?有。有没有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的机会呢?也有。有没有你买得起的房子?有,远。你要选你离单位近的房子有没有?有,贵得你永远买不起。这不是什么宏观调控政策或者公共政策就能解决的问题。”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出席论坛时以一贯犀利的语言风格抛出了诸多问题,在他看来,总结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发展的最主要缺陷之一,仍然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

  据其列举的数据,在1999年到2008年的10年间,中国盖了80亿平方米的城市住房,卖掉7000万套商品住宅。到2008年末,中国城镇居民是6.07亿人,有两亿个家庭,“理论上说我们有35%的家庭在过去10年里面已经搬了新房,但是这个数字的进一步解析答案是,每年只有3%~4%的家庭能够通过购新房来改善居住条件。发展中小城市需要产业结构的多元化,需要例如省直管县等诸多改革。在当前城乡发展协调过程中,城和乡的利益矛盾对立冲突还不在发展的绝对差距上,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和发展水平高的城市之间尽管存在着发展水平的数字对比,但是两部分居民群体是打不起架来的。”陈淮认为,城市化和以城市方式为代表的扩大消费需求才是未来2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也是解决这些矛盾的问题所在。

  但让他担忧的是能承接缓冲的中间城市迟迟没有形成。“进城经商务工的农民工,到今天为止,还只能在沿海特大城市和贵州、四川、甘肃等贫困地区的两极之间剧烈摆动,要么到沿海最发达的大城市打工,要么直接返回最贫穷的山区,没有任何中间城市承接缓冲。”

  “这样一个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过程,显而易见是不可能支持中国从一个农业国到工业国转变,不可能完成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以及实现公共福利资源、服务均等化这样的文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的。”陈淮表示。

  城乡二元结构之结

  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存在着严重的制度障碍,尤其是城乡二元结构和行政管理体制的障碍,这是中国城市化潜力尚未完全释放的重要因素。迟福林院长表述称,“城乡一体化和城市化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已经形成倒逼机制。”他解释称,“某些不合理的行政体制安排,成为制约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如果能够进一步打破城乡二元制度结构,实质性地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今后5~1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提高10到15个百分点是完全有可能的,这将加快中国走向消费大国的进程。”

  “现在的城市化是行政主导型,而未来城市化的发展方式应当转型。应该从工业化主导向城市化主导转型,由行政主导向经济主导转型,从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转型。”迟福林表示,如果仍坚持行政主导型的城市化进程,将成为下一步城市化发展的阻力。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义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常住人口的规模早已经超越了一个县级城市的水平,但因为受到行政主导型城市化思路的影响,义乌的城市化水平显然受到了行政区划制度的限制。如果能打破这种行政区划的束缚,或许义乌早已发展成为一个中等城市。“现在无论是城市群、大城市发展还是省直管县,都迫切要求根据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趋势,对行政管理体制尽快做出某些重大调整。”迟福林表示。

  对于目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张军扩总结称有五类:第一,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质量不高,内容不完整;第二,从全球对比来看,我们国家的大中小城市结构不合理,城镇体系有待完善,特别是大中型城市集中的人口规模、人口比例在全部城市人口当中所占的比例和国际比较起来是明显偏低的;第三,城镇空间分布格局不合理,人口集中程度不够;第四,城市本身发展比较粗放,可持续性差,包括对土地资源的使用,包括城市建设过程当中不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情况非常多;第五,城镇化成果惠及面不够,各方面利益没有得到很好的协调,特别是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大。

  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现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董事局主席高尚全提出,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突破口。因此,中国必须加快社会事业在城镇的完善和向农村的延伸,尽快形成较为完善、城乡统一的国民教育服务制度、医疗卫生服务制度、养老保障制度、公共就业服务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社会救助制度、住房保障制度、公共交通服务制度、文化体育制度等等。只有这样,城乡一体化才能形成坚实的制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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