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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协的“陷落”当引为社团治理之殷鉴

2010年01月31日 05:18 来源: 北京青年报 【字体:

  中国足坛扫赌行动正在向纵深处发展。随着中国足协领军人物南勇、杨一民等人的落网,足球领域更多的黑幕被揭示出来。假球的场次越来越多,赌球、买球、贿赂和腐败问题不断暴露,一个庞杂的犯罪网络逐渐浮出水面。如果断言中国足球已经到了非刮骨疗毒不能治愈的地步,恐怕不会有多少人反对。

  教训当然是深刻的。但这个教训的具体内容到底是什么,暂时还没有人说得清楚。

  足球领域的打假行动其实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回想几年前,当假球、黑哨问题已经露出苗头的时候,舆论已经反复呼吁足协开始行动,并要求司法介入。但最终的结果却是悲剧性的。主动坦白的龚建平以替罪羊的角色锒铛入狱,更多的黑哨却得到了庇护,安然隐匿在有关部门的档案袋里。中国足协则以“权威不容挑战”的严厉口吻,回应了所有的批评。在从未止息的抨击声浪中,中国足协始终给人一种堡垒般不可撼动的感觉。现在,这种感觉被证实为错觉。足协之所以拒绝被挑战,并不是因为它本身的一贯正确和无懈可击,恰恰因为其少数中坚分子本身就是问题的渊薮。

  足协名义上并不是一级政府机构,但这个社会团体却拥有巨大的权力,它体现在对庞大社会资源的处置和分配上。足协官员通过对比赛安排、比赛结果的确定、人员任用、俱乐部升降等事项的干预,可以左右资金的回报、人才的命运和荣誉的归属,最终决定整个足球经济圈的走向。事实证明,如果这种权力是不受监督的,它就会成为灾难。

  足球领域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权力运作的不透明、外部监督的缺乏和司法的悬置。在此次司法力量强力扫赌之前,很多人都以为足球是“自治”的。球员出了问题,由俱乐部去管;俱乐部出了问题,由足协去管;足协出了问题,大概也只能由体育总局去管。总之“外人”是说了不算的。外部力量的长期缺席,塑造了一种既定秩序,即足球的问题由不得外人置喙,它俨然成为法治社会的一块飞地。这样的内部监管模式注定了系统性悲剧的酿成。从高级官员到俱乐部经理,从裁判到球星,大面积的道德溃败和作奸犯科已经让中国足坛积重难返。

  足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其他各类行业协会等社团组织,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内部“自治”制度驰涣,而对来自外部的法律、舆论监督,又采取抵触甚至拒绝的现象。而对于部分集聚、掌握了大量社会资源的社团来说,这种内、外部监督双重缺失的现象,虽然短时间内未必导致足协那样的严重后果,但若长期讳病忌医或避重就轻,则必然导致协会内部治理无序、处事不公,进而给整个行业的形象和发展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如不久前曝光的中国摄影“金像奖”剽窃事件中,身为中国摄影界行业最高组织的中摄协,不仅在评奖过程中存在重大疏失,在事件曝光之后的处理过程也受到摄影界内外部舆论的批评和质疑,由此不仅导致社会舆论对中摄协和摄影界的整体评价趋于负面,摄影界内部人士的不满,也以悲壮的“退会”之举做出了极端的表达。

  “金像奖”评奖中出现的失误,与足协内部的贪污、腐败,其性质仍有着根本的不同,质疑金像奖的成色及其公正性,也并不是全盘否定中摄协。但这一事件本身及足协给出的教训,也足以警示中摄协及其他社团组织,必须在加强内部监督的同时,自觉、主动地接受外部监督,并依法进行内部治理,以重塑行业协会的公信力及行业形象。

  近年来,政府的工作始终都在不断改革之中,信息公开、强化监督、依法行政等原则已经基本确立。作为准政府机构的各级各类协会和人民团体,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力独立于这种改革进程之外,同样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力要求法外特权。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协会等社团组织早就不是清水衙门,它们掌握着大量的社会资源,它们的工作人员同样可能受到腐蚀和诱惑,所以,强化对协会的监督监管、并依照政府改革的思路对协会做出体制调整,就成为一种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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