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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思计划生育政策

2010年12月09日 15:44 来源: 经济观察网 【字体:

  2010年中国经济热点是劳动力短缺、富士康事件、罢工潮、大学生就业难。这些看似并不相关的事件其实有共同的原因:计划生育破坏人口结构;也共同地标志着人口危机开始全面爆发。

  人们从来就没有想到,作为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会出现劳动力短缺的问题。2003年之前,媒体都在炒作“民工潮”,然而2003年开始,中国沿海开始出现“用工荒”。2008年“用工荒”又戛然而止。然而,2010年春节刚过,用工荒卷土重来。这次用工荒与前几年不一样,这次是全线告急:珠三角告急,长三角告急,甚至江西、四川这些以往劳动力输出大省也全面告急。深圳发生富士康事件,并在全国多地引发罢工潮。但是另一方面,大量大学生却又找不到工作。

  对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忽冷忽热的现象,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大惑不解。其实从人口学角度是能够解释的。

  “人口多导致就业压力”与亚里士多德的 “落体速度与其重量成正比”一样荒谬。伽利略用两个铁球同时落地的实验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但是中国不少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至今理解不了“两个铁球”的原理。

  如果说中国就业压力大是因为人口太多、人均资源太少,那么阿根廷自然资源非常丰富,人口只有4000万,陆地面积却有278万平方公里,人均陆地面积是美国的2.1倍,是中国的9.2倍,但是2008年阿根廷的失业率却高达7.9%,比美国的5.8%还要高。

  社会作为整体,人口决定消费,消费决定需求,需求决定生产,有生产才能提供就业。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劳动力与总消费人口比例在50%左右或以下,也就是2个消费人口提供1个就业机会。假如中国保持同样的比例的话,那么13亿消费人口只能提供6.5亿个就业机会,意味着中国目前8亿总劳动力有1.5亿是“额外”过剩。究其原因,是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减少了上亿年幼消费人口,丧失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并且由于孩子少,中国妇女劳动参与率高达86%,世界罕见。这两方面原因使得中国劳动力与总人口的比例高达63.5%。

  如果1980年就停止计划生育,那么现在总人口14亿多;由于妇女需要照看孩子,劳动参与率降低,总劳动力反而只有7亿多。那么中国劳动力与总人口的比例也在50%左右,就业压力大为降低。

  日本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其工资的增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19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这一段过程大概用了30年时间。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30年,但由于劳动力“额外”过剩,中国工人平均工资只是美国工人的4%。工人敢怒不敢言,根本不敢罢工。

  计划生育又导致年轻劳动力减少,但是有20多年的滞后性。2003年中国20-39岁劳动力开始负增长,也开始出现民工荒。但是由于1980年代出生高峰的人口 (1960年代出生高峰人口的孩子)进入劳动年龄,企业最需要的19-22岁人口反而在增加,因此当时的民工荒并不严重。2008年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向中国进口减少,“用工荒”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劳动力过剩。

  但是19-22岁劳动力在2009年达到1亿的顶峰之后开始快速减少,到2018年只剩下5000多万,也就是说最有活力的劳动力在9年之内下降一半,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个年龄劳动力的减少导致2010年全国范围的用工荒,并且将越演越烈。

  劳动力“额外”过剩导致的低工资和计划生育导致的“80后”一代抗压能力差,是富士康事件的人口学基础。而计划生育引起的年轻劳动力短缺,2010年开始逆转了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工人们变得敢怒又敢言了,结果出现了罢工浪潮,工资即将全面上涨。

  蔡窻等学者认为这是好事,标志着中国出现了刘易斯拐点,开始向现代经济迈进了。其实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日本在1960年代出现刘易斯拐点,韩国、台湾地区在1980年代出现刘易斯拐点,但是这些地区当时是工资和劳动力双增长,有利于产业升级。中国现在是劳动力减少后才涨工资,性质完全不一样。中国经济比韩国、台湾地区落后20多年,但是中国15-64岁总劳动力将在2012年开始减少,比韩国和台湾还要早3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国未富,民已荒”的国家,这比“未富先老”的危害还要大,因为劳动力是国家的“精气”。

  中国工资太低,需要提高,但应有一个度。提高工资,并不提高劳动力价值,只是提高劳动力价格(成本)。中国这种被动的涨工资,一方面导致一些企业破产,一方面导致一些企业转移到越南、印度等地,结果国内提供的就业机会减少,反过来又加剧劳动力(尤其是中老年劳动力)“额外”过剩。

  尽管劳动力过剩,但中国目前失业问题还不十分严重,是因为国际社会给中国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但中国这种外向型经济已经走到了尽头,一方面是因为印度等人口开始占领国际市场(印度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总劳动力的比例目前只有14%,等到增加到中国目前的27%,将彻底改变世界制造业的格局);另一方面是因为发达国家由于人口结构老化,购买力下降,从国外进口也将减少。中国经济将越来越依赖于内需,但相对于内需市场来说,中国将出现大量失业人口(尤其是中老年劳动力人口)。也就是说,计划生育使得“用工荒”(年轻劳动力短缺)与“就业难”(中老年人口“过剩”)长期并存。

  如果工资合理,那么一个劳动力的收入就完全能够让全家进城生活;由于消费在城市,又增加城市的服务业就业机会,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不断增加,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企业也有产业升级的动力。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在它们经济起飞的18年-40年间,城市化水平分别提高了38、35和51个百分点,年均提高百分点分别为1.52、1.94和1.28。而中国由于计划生育导致消费者数量和人均消费能力双重降低,使得中国工业化不能转变为城市化。农民工无法承担全家人进城的开销,出现了中国独特的“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现象。生产与消费异地,导致城市消费不足,第三产业迟迟发展不起来。中国城市化水平从1978年的17.92%只增加到2008年的45.68%,年均只0.93个百分点。如果中国城市化率像韩、日、台在经济起飞期间那样年均提高1.52%、1.94%、1.28%,那么2008年中国城市化应为63.5%、76.1%、56.3%。

  培养大学生的目的不是回农村当农民,不是当产业工人,而主要是在城市从事第三产业。但由于中国城市化严重滞后,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太低,目前只占总劳动力的33%(而韩国却占总劳动力的68%),为大学生提供的就业机会太少。并且低工资成本使得企业缺乏产业升级的动力,自主创新落后,对大学生需求不足。

  中国经济问题的核心是内需不足,不仅仅是人均消费能力不足,更主要是消费者数量不足。化解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停止计划生育,发展婴童经济。孩子出生,到20岁之前一直是单纯的消费者,并且因为照顾孩子还将降低妇女劳动参与率。婴童经济所带动的一个庞大产业链,对内需的拉动作用远远比房地产和汽车要大。最重要的是,这种拉动作用是可持续的。二战后,发达国家就是因为婴儿潮拉动了消费,提供了年轻劳动力,而迎来了几十年高消费、高增长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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