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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速放缓 不必担心经济“硬着陆”

2011年07月13日 14:29 来源: 《投资与理财》 【字体: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不仅是大势所趋,更应是长远发展的自觉。其实,不必过于担心中国经济“硬着陆”,但防范中国经济“硬着陆”却十分必要。

  当前,世界经济又到了一个新的节点,关于未来走势的判断,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局面。美国多个经济指标低于预期,经济复苏势头明显减弱,多个行业出现刹车迹象,高失业率,房地产止赎数量居高不下,债务高企的警报并未解除。尤其是5月份,非农业部门失业率再次攀升至9%以上,使得各方面不断减弱对美国经济的信心。在刚刚结束的美联储议息会上,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不得不承认,拖累美国经济的因素可能长期存在,美联储不得已下调了2011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

  在欧洲,经济前景亦不乐观。持续难以改善的失业问题,缓慢的预算赤字削减进程,经济增长前景低迷,显示出欧元区经济的疲弱。欧洲经济何时能走出这种低迷状态,目前也少有明显的信号。

  去年还在为高增长欢喜的新兴市场国家,现在却被高通胀搅得头痛不已。巴西今年前5个月通胀率累计达3.71%,并有望在今年上升到7%以上,大超政府预计的4.5%。印度的总体通胀(WPI)同比增速飙升到9.1%;而俄罗斯的5月份CPI同比上涨9.6%,今年累计上涨4.8%,俄央行则预计今年全年通胀水平将保持在7%左右。与此同时,增长之忧隐现,巴西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8%,与4月份的50.7%基本持平,经济活跃势头在四五月份已较第一季度有显著下降;印度一季度GDP同比增速从上一季度的8.2%下降到7.8%,低于预期;澳大利亚经济也较上季度收缩了1.2%;而菲律宾经济增速为4.9%,同样低于预期。

  中国亦是如此。5月份CPI同比涨幅达5.5%,创下34个月以来新高,而从去年5月份以来,中国的CPI同比涨幅始终维持在3%以上。中国GDP增速从2010年一季度达到11.9%的峰值后,逐渐开始平稳回落。2010年二季度GDP同比增长10.3%,三季度9.6%,四季度9.8%,而2011年一季度为9.7%.。而此前5月份,中国的PMI环比回落0.9%至52%,释放中国经济放缓的信号。

  国际上,这样的现实图景是否就说明了欧美两大经济体真的将“二次探底”?答案恐怕不是如此,至少如此判断为时尚早。其实,许多经济指标表明,尽管总体上美国经济近期表现纠结,但并没有改变美国经济复苏的趋势。而欧债危机也有望在三季度进入相对的平缓期,德法首脑会晤,也已为希腊新一轮救援计划扫清了障碍。

  短期来看,中国的经济确实存在一些不乐观的指标。5月份的经济数据显示,通胀攀升至34个月的新高,而受外需减弱、“电荒”、去库存、宏观紧缩政策等因素的影响,5月份无论是工业增长还是消费增速,都低于预期,经济呈现回落态势。尤其是一些先行指标,似乎更不乐观。宏观调控政策及短期库存调整,正在造成需求降温。此前媒体亦不断报道,部分中小企业的经营环境恶化程度,已经堪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甚至出现“倒闭潮”,这难免唤起人们对中国经济“硬着陆”的担忧。

  其实,对于“硬着陆”的担心,既是缘于对现实的推断,更是对历史经验的思考。2008年上半年,我们曾经经历过类似的情形,当时美国次债危机已经导致全球经济增速放慢,但我们仍然沉醉于国内紧缩政策,结果下半年经济增长迅速放缓。可见,中国的紧缩政策缺乏预见性。在去年通胀压力稳步上升之时,宏观政策部门基本没有采取什么宏观手段,今年CPI一超过5%,却又手忙脚乱。考虑到政策的滞后性,如果一直紧缩CPI回落到3%左右,那么实际经济可能已经冷却过度。

  目前,全球政策开始紧缩和经济效益放慢,将从两个渠道对中国的通胀局面发生影响,一是国际经济需求放慢,二是大宗商品价格疲软。尽管通胀的风险依然存在,但总体已呈可控状态,预计6月份通胀将出现可能达到6-6.2%左右的峰值高点,三季度始,通胀有可能回落。因此,不必过于担心中国经济“硬着陆”,但防范中国经济“硬着陆”却十分必要,因为中国经济到了放缓调整的关节点上。

  经济的发展不是一门精密的科学,经济高增长的势头不可能始终得到保持。这一点,资本主义体制不能成为例外,任何体制都不能成为例外。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经济只增长而不调头向下的先例。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40个国家的发展历程进行深入研究之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历史学教授巴里·艾肯格林等三位经济学家发现,当一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16740美元后,经济增长就将放缓。

  法国及其欧洲邻国早在上世纪70年代便遵循了这一法则。以法国为例,1973年是一个转折年:这一年,法国的人均GDP达到了16904美元。在此前的7年间,法国GDP的增长率达到了4.6%。此后7年间,增长率下跌到了2.2%,跌幅达到了2.4个百分点。美国的这一转折出现在1968年,跌幅为2.5个百分点。除了人均GDP达到16740美元这一门槛之外,三位经济学家还提出了另一个概念:当一个国家的GDP与最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指的是美国)比值超过57%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将在“技术边界”徘徊。事实上,每个国家所走过的历程几乎是相同的:在重建期内,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带来了繁荣与发展,但这样的时期不可能持续存在。农民变成产业工人,国家依靠引进新技术,提高生产效率。然而,一旦这些方法用尽,就必须找到新的增长途径。

  就目前情况看,中国虽然离这两条标准还有一定的距离,尤其是中国的GDP大约只相当于美国的19.7%(2007年)。如果中国继续保持目前10%的增长速度,那么中国人均GDP将在2014年达到16740美元的界限。巴里·艾肯格林预言:“中国经济增长的步伐将很快出现明显的放慢”。

  这一段话可以有如下三条结论:一是任何体制的国家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时都会放缓增速,二是中国目前经济发展尚未进入调头回落的阶段,三是只有新的发展途径才能带来新的增长。

  中国今天遇到的问题和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的困境,机理上是相似的。多年持续的货币超量,累积了一个很大的经济泡沫,经济成本都上去了以后,创新型和价值型因素没有形成,经济高速增长是不可能持续的。只有成本下来了,竞争力才能恢复。

  30年前,中国开启改革开放大幕,向外国资本和贸易打开大门时,还是一个资源尚未充分利用的经济。如今,劳动力、土地、资源和环境尚未充分利用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在未来10年,试图仍然维持过去的快速增长将是危险的。在很多领域,中国已是在向未来借资源来补贴今天的生产,比如,环境将需要花费甚至超过中国外汇储备总额的资金来进行保护。不保护,就是为了GDP而牺牲人民的健康。中国劳动力市场正在面临蓝领工人短缺,大学毕业生过剩的问题,而推动增长,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反而只会增加对蓝领工人的需求。只有脱离建设,转向服务的经济再平衡,才能解决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未来增长将主要取决于生产力(全要素生产率),其次取决于资本深化。

  中国年均全要素生产率大约为4%至5%,维持这一速度将是非常困难的。20世纪80年代初,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是通过大幅加息,把通胀和泡沫打下去后,制造了一个小型衰退,然后才有里根的结构性供给疗法的功效。现实和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现在调整是合适的,放缓增长速度是必要的。

  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与往年规划相比,“十二五”规划有两点明显不同:一是“十二五”规划提出GDP增速预期目标为7%,往下调了;二是规划提出,居民收入增长不低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预期目标,改善民生的目标明确具体了。

  放缓速度,不等于不发展;放缓速度,是为了寻找新的发展途径;放缓速度,是为了可持续高质量的发展。经济放缓,仍然可以使中国在2020年到2022年间,成长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如果体系设置合理,到了2020年,中国的增长率可能降低至5%,而如果质量较高,5%也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增长率。如果其间不发生经济“硬着陆”和货币贬值,其时中国的名义GDP仍将是现在的3倍,达到18万亿美元,基本相当于美国的GDP总量。由此可见,“可持续”比速度更重要。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不仅是大势所趋,更应是长远发展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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