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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该如何读懂中国?

2012年02月20日 14:11 来源: 价值中国网 【字体:

  究其原因,我认为中国当前出现了两大断代,第一是与中国古文化的断代,其实是与西方社会科学的断代。与中国古文化的断代,非常容易理解,在此也不用我赘述。对于我们与西方现代科学的断代,这与我们建国前三十年马克思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有关,诚然马克思主义来源于西方,是西方社科学者的集大成者,但马克思主义也只是代表着当时西方社会科学最高水平,而马克思之后,西方社会科学又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而这方面中国并没有及时的吸收。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以政治学为代表的不少社科科学的新学科在中国得以建立,这又为中国提供了接近世界提供了机会。我一直认为科学无国界,这里的科学不仅仅包含自然科学,也包含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领域抄袭非常严重,特别是去年爆出的汪晖和朱学勤抄袭案,更是让大家对中国的社会科学心灰意冷。其实大家可以这样想,这些人知识功底本身就不扎实,学习都来不及,何谈创新,抄袭固然不对,但是这也客观的反映了当时那代人的历史情况。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应该感谢他们的抄袭,因为这样让我们尽快地缩短了与西方的差距。

  当前中国知识分子中,这种二道贩知识分子是居于主流地位的,中国学者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敢说自己的话,中国的中年学者大部分有留洋的经历,这些人言必称外国人,即使是自己的想法也要假外国学者之口说出来,这些都是不自信的表现。中国的学者现在是宁可当别人的信徒,也不敢走出自己的路,笔者认为中国学者必须改掉的毛病就是言必称外国学者的习惯。

  除此之外,还有一股逆流也是我们应该值得警惕的,我们一直主张学习西方,但是西方也分很多学术派别,当然现在狭义的西方主要是学美欧。这样的学习我是支持的,我也认为是正确的,中国的社科科学研究绝对不能自绝于世界主流文明之外。但是我们必须反问一句,我们学习是真正的西方主流文明吗?我感觉不是,其中在中国一直有个不公开的秘密,就是我们中国很多主流学者信奉的都是奥地利学派,而奥地利学派是最顽固的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的一个西方学术流派,在西方也并不是学术主流,这个偏激的边缘学派在中国暴得大名是很值得反思的。

  究其原因,我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学者在反思计划经济的同时,迷上了那些批判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学者,走上了奥地利学派哈耶克主义的邪路,这真是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而不是从边缘进入主流。这种情况在经济学家身上表现地非常明显,比如张五常郎咸平,这些美国派,回到国内都感觉不适应,每次都能掀起一股旋风,经过他们的宣传,我们才恍然大悟,中国学者信奉的根本不是什么西方的主流经济学,而是西方的一个激进的分支。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的极左派,奥地利学派是西方的极右派,两个派别轮流统治中国。可怜的中国学术界一直就这样拜错师,走错路。

  讲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比较悲观,似乎中国学术界了无希望,其实我们也没有必要如此的悲观。刚开始学习西方踩不对脚步,忽左忽右是正常的,我相信这种状况并不会持下去,我也相信中国也会在充分吸收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学统,就像两百年前,西方吸收中国思想文化的精髓建立自己的学统一样。

  其实中国建立自己的学统是需要一定条件的,当前中国也是具备这样的条件的。比如每一次世界性的大危机之后都会出现一次大的学术革命,资本主义早期的经济危机诞生了马克思主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诞生了凯恩斯主义,上世界七十年代的经济滞涨又诞生了一大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派别。而本次经济大危机必然也会导致学术界出现大的变革,中国应该抓住自己的机会。

  再有,建立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也要开辟新的领域。比如西方经济学主要研究经济发展的问题,而我们可以重点研究民生保障的问题,这也是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当代中国虽然经济上有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民生依然艰难,民众依然面临着,生活没有保障,生存成本过高,贫富分化等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又何尝是中国自己在面对呢,世界各国都同样在面对。全世界都无能为力,可以说现在的学术界也非常的无奈,这都是进行学术创新的突破口。

  中国的发展表明,暴力革命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西方学术体系也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学术界“爱美国主义者”推崇的美式套餐,实践证明也并非什么高营养食品。中国实际上需要一场学术的革命,用学术革命中国,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正当其时。需要中国知识分子重拾我们的学统、道统与正统,为国家发展献计策,为民众福祉鼓与呼。

  做有强健思想的“经济公民”

  1902年,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用“中国之新民”的笔名连续发表政论文章,“新民说”由此产生。他在《释新民之义》中说:现在的人都知道在政治、学术、技艺方面取人长补我短,却不知道民德、民智、民力才是政治、学术、技艺的根本来源。“新民”的概念显然接受了近代欧洲启蒙主义思想,梁启超将打造新国民视为强国的首要任务,“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新民说影响巨大,新文化运动、鲁迅的“立人”思想等,都能从中找到渊源,而“改造国民性”的话题直到今天中国人还在谈。一个话题可以谈上100年,国人之坚忍确非虚传。建立一个新型的民族国家成为“新民”的目的,梁启超曾用文学化的语言将这个全新的想象共同体描述为“少年中国”。在那个多变的时代,梁启超以一种现代人格以及披肝沥胆的真诚,将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结合在一起。

  而笔者认为启蒙其实是知识界内部的一场思想更新运动,知识分子在哪来,启蒙的主战场就在哪来,开民智首先就是要 “开知识分子的智”。知识分子也不是天生正确,一贯正确的,知识分子也需要进行思想更新。

  其实孙中山在自己的革命运动中就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知识阶级无知识”是最大的社会悲剧,“军阀背后都有学阀的支持”,知识分子自己都没有做足知识储备就来指点江山,这是多么危险的事情啊!有些知识分子明明是自己已经落伍了,却在那里抱怨时代。

  现代社会是经济社会,公民与其说是政治公民,不如说是经济公民,因为公民的每个政治选择都是对其自身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选择,因为让公民都具备现代经济思想也将是当代启蒙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点。

  当代西方国家,公民因为不具备经济思想而导致的悲剧已经显现。比如国债占GDP比例的警戒线为60%,因为只要超出这一比例,一个国家也就失去了偿本付息的能力,而西方国家都早已超过这一警戒线,日本国债总额已占GDP的229%,美国也已经超出100%,希腊债务/GDP比例也高达166.1%,几乎大部分发达国家都已经超出债务警戒线,而这些国家的财政其实已经破产,他们只能是借更多的债,以新债养旧债,已经很难实现周转,如果他们要还清这些债务,则国家福利则要面临极大的削减,即使这样也要至少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的时间才能还清,而当政客为自己的国民欠下了百年的债务的时候,而公民却茫然不知,当债务危机爆发时,等待他们只有被成倍提高的大学学费、被大幅推迟的退休年龄,已经亏空殆尽的养老金,破烂不堪的公共道路,而这些钱都哪里去了呢,经济学家的谎言是这是因为政府的高福利政策,但事实的真相是这些钱早已经通过减税进入了富人的腰包,或是通过公共产品私有化进入了资本的口袋,通过穷兵黩武满足了政客的战争欲望,而真正进入国民福利的极少。

  这就是典型的缺乏因为公民缺乏经济思想的恶果,他们看不穿政客的作秀,看不透经济打手或是经济杀手的谎言,西方的悲剧已经显露,而中国的部分学者们仍然在煽动民粹主义,比如鼓吹公共产品私有化,鼓吹减税,鼓出平分外汇储备等已经在世界上证明是失败的东西,而且这些人的鼓出在中国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颇能迷惑人。

  其实观察世界各国的经历,我们就会发现:秉承“经济良知”的学者的力量要远远薄弱于“经济打手”,而“经济卫士”的力量也远远小于“经济杀手”,而民众更多的在其中充当着不知所从的看客角色。如果中国人也不能清醒看待这一情况,就必然同西方国家的公民一样陷入“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的悲惨境地,而公民如果不具备经济学知识,也就不能辨别哪些是对自己有利的,哪些是对自己不利的,如果公民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那也就不是一个成熟的公民,这也就是笔者提出公民要具有强健的经济思想的必要之处。而这项工作还需要更多的、大量的、拥有社会良知的经济学者们一同参与进来,才能真正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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