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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中国经济宏观面大势

2012年03月06日 14:45 来源: 《瞭望》新闻周刊 【字体:

  2012年要在保持宏观政策基本稳定前提下,积极化解各类潜在风险,大力发掘中长期增长潜力,保持经济增长后劲,加快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的改革

  进入2012年,面临诸多复杂挑战,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仍然良好,潜在增长能力还处在较高水平,只要政策措施得当,就仍可能继续实现平稳增长。

  2012年房地产投资减速的趋势基本确定,制造业投资受国际经济形势和国内市场的影响也会出现一定的减速。基础设施投资在上年的较低水平上将会出现回升,其回升的程度需要视政策力度而定,对整体投资增长也会产生重要影响。总体看,投资仍会延续温和回落的态势。

  消费增长在2012年有望保持稳定,主要支持因素有扩大城镇就业、工资上涨以及农产品(000061)价格上涨带动的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与扩面,民生财政力度加大,新消费群体的扩大和通胀回落等因素。但经济增长回落对部分人群的就业和收入会造成一定影响,对消费者信心也会有不利影响。预计2012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15%,实际增长将比2011年有所加快,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将上升;金银首饰类消费将有所降温,汽车、住房相关性产品可望出现恢复性增长,食品、服装、电子类消费品增长加快。

  外贸形势将比较严峻。根据对主要出口市场的预测,估算2012年我国出口增长在11%左右,贸易顺差进一步减少,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继续为负值。

  综合考虑影响2012年价格走势的各种客观因素以及宏观调控政策的取向及力度,预计2012年我国的消费价格涨幅将会明显低于2011年。

  发展环境总体有利

  我国经济增长的支撑动力依然强劲。2012年经济增长的积极性因素依然较多。从投资看,现阶段基础设施建设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保障房和水利以及改善民生将带动的部分投资较快增长,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改造传统产业和国内区域间产业转移将带动制造业投资继续扩大;从消费看,就业形势和收入分配的改善,个税改革和财政支出向民生倾斜等财税政策的支持,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与扩面,以及新消费群体的扩大等因素,对消费增长都会起到一定支持作用。

  通胀压力趋于缓解。首先,国际输入性通胀压力将明显低于2011年,据IMF预测,2011年油价上涨31.9%,而2012年则可能下降4.9%;非燃料的大宗商品价格2011年上涨17.7%,2012年则可能下降14%;其次,带动国内价格上涨较多的农产品在高价格的刺激下生产增长或恢复较快,2011年粮食产量突破1.1万亿斤为新一年主要农产品的供需基本平衡造就了坚实基础;其三,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也会减弱。虽然工资水平的上涨还将长期持续,但像前两年集中补提式上涨的可能性较小;其四,货币信贷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流动性过剩的局面得到初步治理,投机炒作受到严格限制;其五,2012年的翘尾因素影响也要小于2011年,有利于价格涨幅进一步回落。

  外贸出口环境比较严峻。一是世界经济增长放慢,导致外需不旺;二是全球经济放缓的大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使我国出口面临更高的贸易壁垒和更多的贸易摩擦;三是国内各类要素成本上升,土地、劳动力、原材料成本和人民币汇率都在上升,将进一步削弱出口商品的成本价格竞争力;四是贸易条件持续恶化。2009年5月以来我国出口价格涨幅一直低于进口价格,出口效益下降,经营难度加大。

  存在一些需防范和妥善处理的风险性因素。既要有效防止其蔓延扩大,由局部问题演化为全局性问题,导致严重的系统性风险;又要稳妥化解矛盾,避免引发经济和社会震荡。这些风险性因素主要包括地方政府性债务、体制外金融风险、房地产市场风险和行业产能过剩风险。目前以上各类风险仍在可控范围内,但并未真正化解,重视不足或处理不当,都可能对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冲击。

  强化宏观政策针对性

  要保持宏观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和灵活性,增强政策的前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并及时根据形势的变化,把握好政策实施的重点、力度和节奏,注重适时适度的微调、预调。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从着重扩大政府投资转向综合运用减税、增支、补贴等手段以及相关改革,在促进创新、稳定农产品供给、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小微企业发展、扩大消费和改善民生等领域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结构调整作用;货币政策要向常态回归,及时回调存款准备金率,稳定利率水平,存贷比等审慎监管工具也相应作出改变,灵活运用公开市场操作,保持货币信贷适度增长,着力优化信贷结构,切实缓解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困难,并引导民间借贷在阳光化和适度规范化的基础上纳入法制化监管,以支持经济继续平稳较快发展。

  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扩大消费。在2012年外需明显萎缩的情况下,稳增长必须更加注重扩大内需。扩大消费需求兼有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双重功效,应成为政策重点。

  其一,要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提高居民所得比重和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从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出发,坚决压缩非法收入、灰色收入、垄断收入空间,提高劳动报酬等正常收入在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垄断性国有大企业国有资产收益上交财政份额,严格实行上市企业定期分红制度,切实保障农民获得因工业化、城镇化带来的集体土地增值收益。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从收入环节扩大到财产环节,适时推出财产税,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其二,鼓励拓展新的消费领域,特别是要鼓励文化、旅游、休闲等服务消费,进一步放宽服务业准入,改进监管方式。鼓励网购、团购等新型业态发展。

  其三,要健全促进消费的财税政策体系。适当降低中高档消费品消费税和相关进口环节税收。要加大农村电脑推广和城市电脑普及补贴。

  其四,大力改善消费环境,加大城乡消费环境建设投入,强化食品安全监管,提高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有效性。

  保持合理的投资增长

  首先,要保持设备投资增长的良好势头。这是推动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对企业尤其是小型民营企业的设备投资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其次,要加大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证农产品供给的稳定增长;其三,支持在建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在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保持较高强度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是必要的。要着重保证在建项目投资,避免形成半拉子工程和烂尾工程。新上项目要按是否解除瓶颈制约急需、是否符合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加以严格控制;其四,加大民生建设投资力度。加大保障房建设和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设施建设投入,加大农村道路、供电、引水安全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

  坚持和改善房地产市场调控。一是要在加快保障房建设的同时,对购置自住普通商品房的正常住房需求提供优惠政策支持。主要是对不属于保障房政策覆盖范围内的中等收入人群首套房贷款实行利率优惠,并有针对性地推出置业扶助计划,降低自住用普通商品房的税费负担;二是扩大并完善房产税试点,加大对大面积、高档豪华商品住房的税收调节力度,抑制投资性尤其是投机性购房需求,并以土地年租制取代寅吃卯粮式的土地批租制,逐步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推动土地价格回归正常,带动房价向合理水平靠拢;三是鼓励开发商用以降价补偿等方式启动商品房销售。严格执行对闲置两年以上的建设用地无偿回收规定。

  利用机遇加大利用国外资源力度。2012年全球经济增长下行为扩大利用国外资源创造了新的机遇,要用好机遇,进一步增强自身发展实力。一是要利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回落、建设成本降低的有利条件,实行积极的进口改革,更多利用国际资源推进相关领域生产建设,并择机增加相关资源和商品的储备;二是鼓励企业积极走出去进行国际并购,重点是资源开发、先进制造、研发等领域;三是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利用国外经济不景气的时机吸引高端人才和研发团队来华。

  加快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责任与财力的不匹配是导致地方政府职能转变滞后、地方债务风险积累的重要体制性原因。应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适当上移部分事权和支出责任以减轻地方财政支出压力,通过完善财产税制保障地方财政稳定的收入来源,从而缩小地方财政收支差距,增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和地方财政平衡能力,减少举债需求。同时,切实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行为。逐步扩大地方政府发行债券试点范围,形成较为规范、有利于风险控制的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渠道,加快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债务规模控制和风险预警机制,提高债务管理透明度,形成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控体系。此外,还应加强配套制度建设,包括进一步完善政府投资决策机制、绩效评估体系与政绩考核标准,规范地方政府行为。

  改革金融体制,优化金融市场结构。要使当前集中于银行体系的金融风险得以分散和化解,必须改变社会融资以银行贷款为主导,银行体系以大型银行为主导的现有金融市场结构。为此,应大力规范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适当放宽企业进入债券市场融资的条件,发展柜台交易等场外证券市场,鼓励企业、个人进入创业投资领域,形成层次更丰富、参与方更多元、金融工具更多样的直接融资体系,提高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中的比重,发挥直接融资分散风险的功能。还应加快发展地方性中小银行,推动银行体系多元化,改变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只能靠行政推动的被动局面,弱化大银行体制对宏观经济波动的放大作用。将基本能够达到金融稳健要求的民间金融阳光化、合法化和适度规范化,并纳入金融监管。积极发展天使资本、种子基金、引导基金等各种形式、各种类型的创业风险投资基金。为改善银行体系对宏观经济政策的传导功能,应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发挥利率对资金供求的调节功能,改变过于依赖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的做法。

  加快重要资源配置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破解资源环境瓶颈制约,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从一定意义上看,制度更重于技术,没有合理的制度安排,科技创新的潜力难以充分发挥出来,创新成果更难以大规模产业化运用。目前重要资源的配置方式,仍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性质,主要依赖计划管理和行政手段,效率低下,实际效果很不理想。资源型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不合理,不利于资源节约、高效、永续利用和环境保护。在当前经济增长较缓、价格涨势回落、供求格局相对宽松的形势下,应抓住时机加快重要资源配置的改革,更多地引进市场竞争机制,理顺资源型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更充分地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作者为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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