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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晓华:“经济步入中速增长阶段 需以创新为新动力”

2012年05月19日 05:32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字体:

  “今年全年经济增幅估计还会在8.5%左右,”中国海油能源经济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邱晓华对今年的经济形势,给出了谨慎乐观的判断。

  邱晓华认为,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并未发生质变,没有任何理由对中国经济前景持太悲观的态度。但是中国经济正在告别过去的两位数增长,步入到8%-9%的中速增长阶段,今后每隔10年,经济增速可能会回调1到2个百分点。为此,中国需要加快改革力度,加速经济转型升级,加大结构调整力度,为经济寻找新的动力。

  邱晓华测算认为,继2010年中国提前5年超过日本经济总量后,预计在2030年或者更早,中国经济总量有可能超美国,但这只是一个趋势。同时,中国目前只是经济大国,而非经济强国,在解决资本项自由化、产业空心化,有效促进房地产业的发展等方面,仍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步入中速增长阶段

  2012年中国经济既不会是天堂,当然也不会是地狱,应该说还是一个相对平稳的年份。

  《21世纪》: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 4月工业增速低于10%,创3年来新低。对此,有人说2012年是新转折点,你怎么看?

  邱晓华:我想中国经济现在真的是进入到一个阶段性变化的新时期。2012年中国经济既不会是天堂,当然也不会是地狱,应该说还是一个相对平稳的年份。

  说不可能是天堂,是说它不可能达到像以前经济粗放增长时期的那种景气状态,做什么东西都能挣钱。目前国内市场环境已经变化。与此同时,外部存在的不确定性,对中国的出口和利用外资都有影响。所以今年中国经济不可能回到历史上最景气的状态。

  当然也确实不会是地狱,因为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没有发生趋势性的变化,只是说基本面支撑的一些因素在发生一些量变,而不是发生了质变。所以对2012年中国经济也不用太悲观。这是一个基本估计。

  眼下中国经济还处在一个下行阶段,但下行的速度有可能减缓,一季度经济增速是8.1%,是近五个季度来持续回落的延续,但随着一些条件、因素、政策的变化,估计经济下滑的趋势会逐步减弱,会由下行逐步转入到回稳,在回稳中间还会逐步回升,全年估计还会保持8.5%左右增长。

  《21世纪》:你认为全年经济仍会保持8.5%的速度增长,支撑这个结论的理由是什么?

  邱晓华:第一,从现在来看,投资确实相比以前有所减慢,但保持18%以上的增长,概率还比较大。如果投资能保持18%以上的增长,那么来自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支撑力应至少不低于4个百分点。

  从消费来看,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14.8%,4月份为14.1%,表面上看比前段时间16%到17%的平均速度稍微低些,但扣掉物价以后,它实际增长速度还是相对平稳的。全年零售额增长在15%左右的概率也是比较大的,如是这样,来自消费对经济的支撑力也不会低于4个百分点。

  就全年而言,内需支撑8%以上的经济推动力,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第二,从出口来看,尽管外部环境不确定,但总体来看,今年外部形势比预期要好。世界经济估计能够保持一个温和的增长,3%到4%的增长概率还是比较高的。世贸组织预计今年全年全球实现5%左右的贸易增长还是有可能的。

  第三,中国宏观政策的预调微调窗口已经打开,应该说稳增长的分量在逐步上升,特别是随着通胀压力的有所缓解,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因素在逐步积累和进一步放大。

  所以在短期来说,我们有理由说中国经济会保持一个不低于8%的增长。不过,我确实也要强调一下,中国经济已经出现阶段性的变化,可以说告别了两位数这个高增长的阶段,正在步入中增长的阶段,这个中增长也就是8%到9%之间的增长,而不是以前9%到10%的高增长,这个特征越来越明显。

  《21世纪》:中国经济步入中增长阶段,主要是由哪些因素造成的?

  邱晓华:第一个因素,原来以低生产要素成本构成的效率驱动的机制,正在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各种要素成本在提升而不是降低,这种以低生产要素成本构成的效率驱动力在减弱。

  第二个因素,中国正处在经济转型的阶段,经济转型意味要从三方面发生变化:第一个转轨,从拉力角度来说,由原来主要靠出口、投资,转到更多地依靠出口、投资、消费三个需求平衡发展的轨道上来,特别是要更多地发挥消费的拉动作用。第二个转轨,从产业角度来说,过去主要靠工业增长来带动经济增长这种一马当先的格局,要转到农业、工业、服务业协调发展的轨道上来。第三个转轨,就是由过去更多地依靠资源、资金投入的粗放增长,转到更多地依靠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更有效地发挥作用,依靠资源的节约和环境的保护。

  第三个因素,中国经济需要升级,过去经济的支撑点,更多是在制造业的低端,特别是在附加价值比较低、对资源环境影响更大的低端行业,现在需要更多地向高端行业升级。升级意味着低端产业带来的速度有可能要牺牲、舍弃,高端产业发展需要一定时间的积累,这也会影响整体速度减慢。

  第四个因素,经济的基数越来越大,去年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47万亿元,跟以前的几万亿、十几万亿的低基数上的增长相比,每1%的含义已经完全不同,因此基数效应也会使得速度有一定的减慢。

  通胀是常态现象

  我想,未来3%到4%的年度通胀水平将是一个常态现象,我们要做好面对这个3%到4%通胀压力的心理准备、政策准备和物质准备。

  《21世纪》:现在经济增速和企业效益也在下滑,就业形势非常好,这些好像有点矛盾,看经济是否好,哪个数据最有把握?

  邱晓华:确实,中国多年来都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宏观与微观的背离,中央和地方看法的差异,大企业和小企业的差异,这种矛盾现象,这些年其实一直都存在。

  今年情况有些变化,一方面小企业好像比较困难,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不少大企业也很困难。这种困难,我想是两个因素造成的。一个因素是经济发展进入转型升级阶段,客观上对企业有压力、有难度,加上前期宏观政策相对偏紧,放大了一些困难。第二是外部环境相对不确定,景气度不如往年,对依赖国际市场的企业来说难度增大。

  至于说到以哪些方面来客观分析经济形势,一般从四个方面去看:第一,增长态势,第二,失业、就业状态,第三,通胀状态,第四,国际收支状态。对中国来说,还要加一个社会和谐状态。如果说四个经济指标都挺好,社会不稳定也不能说好。

  在经济增长方面,今年不如去年,这是客观的。

  至于今年的就业状态,应当说是结构性的改变。一些加快发展的行业对劳动力需求相对比较大,比如说一些新兴战略产业、服务业,包括一些产业升级的行业,对劳动力的要求更高。另一方面来说,对文化程度相对较低、劳动年龄相对较高的人来说,就业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但总体上来说,经济在8%以上的增长,不会恶化就业形势,总体还是在合理的增长范围内,目前来说还是基本正常的。而且在一些领域上,特别在东部一些地区出现结构性招工难的问题,客观反映一些结构性的因素,而不是说劳动力总量出现严重短缺。

  说到通胀,如前所述,今年的形势比去年要好。谈到国际收支的情况,也在朝更平衡的方向改良。所以,从经济增长、就业、物价和国际收支平衡的几个角度来说,整体经济是朝着更平衡、更协调、更可持续的方向在发展,这是一方面。如果要说中国目前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中什么问题最值得关心,我认为解决就业问题还是最值得关心。各方面应当继续为劳动者就业和创业创造更为良好的环境。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和社会变革的关键阶段,客观上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在积累、在显化、在增多。目前在各个方面人们的抱怨还是不少的,也就是说民众对政府的期待还是很高的,人们除了要求满足基本温饱外,希望有更富裕的生活,更安全的环境,更公正的待遇,更自由的选择。这些愿望,其实就是民生问题和民主问题的汇集。而现实中,这些方面的问题还比较突出,人们的满意度还有待提高。从这个角度来说,社会问题更值得我们关注。如何解决社会领域的一些问题可能一点不亚于解决经济领域的问题,要把它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来看待。也就是要把改善民生和发展民主统筹兼顾,以适应新的形势。

  《21世纪》:中国经济增速放慢,物价涨幅却往上走,有人认为现在经济带有滞胀特征,你对此怎么看?

  邱晓华:滞胀国际上有个标准:经济停止增长,物价还在上涨,或者说物价上涨的速度高于经济增长。

  按此看,我认为中国还没有这种可能性,去年物价涨幅是5.4%,经济增速还在9%以上,现在一季度经济增长8.1%,通胀率只有3.8%,对现状的判断来看不存在这种滞胀问题。

  但确实对通货膨胀的问题我们要认真地对待,对之既不能过于悲观,也不能盲目乐观,要谨慎、理性、科学合理地认识。

  《21世纪》:宏观经济发展中,通胀问题似乎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应该怎样去抑制通胀压力过大问题出现呢?

  邱晓华:期待中国零通胀的愿望是良好的,但却是不现实的。

  第一,内部成本上升的压力对通胀的影响不可忽视,中国已经进入了成本不断上升的发展新阶段,劳动成本、资源成本、环境成本甚至社会成本都在逐步上升。成本上升势必带来涨价压力。

  需求拉动型通胀是一种激进型释放,很快就表现出来;成本推动型通胀是逐步释放的,受制于市场环境的影响,如果市场严重短缺,成本推进型通胀会很快体现,反之市场相对宽裕,成本推进型通胀就是逐步释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成本推进型通胀一般不会在短期内带来严重的通胀失控状态。

  第二,外部大宗商品涨价的压力对国内通胀的影响不可忽视。随着中国经济的越来越国际化,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对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在某些领域,比如油气资源、铁矿产资源、有色金属方面,甚至在某些农产品(000061)方面,对外依存度会逐步提高,输入型通胀压力增加。

  《21世纪》:你认为今年全年物价形势会怎样?

  邱晓华:我想,未来3%到4%的年度通胀水平将是一个常态现象,我们要做好面对这个3%到4%通胀压力的心理准备、政策准备和物质准备。

  我认为,2012年短期内的通胀形势,压力还存在,但通胀形势有所缓解。第一季度CPI上涨3.8%,第二季度估计要低于这样一个水平,三季度可能还会继续保持相对平稳的态势,四季度因季节性因素和政策性因素影响,物价涨幅可能会略有回升,全年通胀水平可能会保持在3.5%到4%之间,完成4%的预期控制目标把握是比较大的。

  《21世纪》:过去每个五年规划和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会提出要提升消费对GDP贡献力,但效果不明显,对此怎么看?

  邱晓华:投资率高于消费率在发展中国家里面应该说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各种基础设施相对比较薄弱,对投资的需求更大,在客观方面有投资增长先于消费的趋势,只是中国反应得更为突出。

  《21世纪》:为什么我们国民储蓄那么高,而消费意愿却那么低呢?

  邱晓华:这是由几个客观因素造成的:

  第一是文化因素。我们老百姓储蓄率和政府储蓄率,加在一起都在40%以上,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很高的。高储蓄率这样就会带来高投资率,也就是储蓄必然转化为投资。

  第二是发展阶段的因素,即消费正处在一个转型、升级的阶段,我们说2000年初步实现小康,更高级别的小康和更高水平的消费确实有一个升级、转型的过程,这一过程中需要一定的货币积累。也就是说它由百元级向千元级,向万元级,数万元级或十万元级以上消费的升级过程中,客观上有一个货币积累的阶段,相当一部分收入会转化成为储蓄,成为远期消费的能力积累。

  第三是体制性的因素。我们的社会保障水平还是低水平的。很多人为了养老,为了孩子的教育,为了医疗,为了住房,他都要进行一些财富储备,这叫做风险性储备,它与更高层次的消费性的储备交织在一起,放大了储蓄的提升。

  第四是消费能力性的因素。这些年,居民收入增长始终慢于经济的增长、低于政府财政收入增长,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还有相当大的人口处在消费能力不足的状态,这是影响消费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五,我觉得可能跟我们产业和企业的结构有关系。因为我们的产业从整体上处在低端的产业,它的单位速度所产生的这种可分配的物质财富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是偏低的。

  也就是说,我们每增长1%可能也就只能带来百分之零点几个点的收入增长,不像人家那样能够带来1%或者超过1%的收入增长。

  不缺“保尔”就缺“比尔”

  我们在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方面才刚刚破题,迈出了比较小的步伐。如果中国的企业、劳动者、投资者在生产要素方面,也能和普通商品一样自由、便捷、平等地获得的话,它对经济的支撑力一定会充分体现出来。

  《21世纪》:中国经济告别两位数增长阶段,未来经济增长是否需要寻找新动力,新动力在哪儿?

  邱晓华:中国经济是告别了两位数高增长阶段,但确实没有像人们所担忧的那样的硬着陆。

  “中国经济的动力要熄火了,中国经济的马车开不动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中国经济还可以保持中速度的增长,也就是8%-9%的增长,经济发展的支撑力依然还是存在的。至少三方面的动力还是存在的。

  第一,结构改进所带来的经济动力,在中国依然潜力较大。工业化、城市化、区域化、信息化所带来的结构优化的趋势,在中国还没有完结。

  第二,体制改进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潜力依然还是可观的,主要是以市场化、国际化、多元化为特征的体制改进的趋势,中国的潜能依然还是比较大的。

  比如在市场化方面,我国只是在商品市场化方面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经过商品市场化的改革,中国在商品生产方面的体制机制基本形成,只要有需求、有利可图,商品就可以很快生产出来。

  《21世纪》:关于市场化改革问题,很多人认为走到了尽头,你如何看?

  邱晓华:我们在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方面才刚刚破题,迈出了比较小的步伐。如果中国的企业、劳动者、投资者在生产要素方面,也能和普通商品一样自由、便捷、平等地获得的话,它对经济的支撑力一定会充分体现出来。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一定会再创造一个奇迹。

  现在是各种各样的管制还没有完全破除,它所带来的要素配置不合理的问题一旦解决了,中国经济的活力一定会继续增强。所以市场化方面还可以获得更大的支撑,而不是说市场化已经走到了终极目标了。

  至于说到多元化,即经济主体多元化,也会释放经济动力。过去30年,我们就是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下,取得了比较快的发展速度。

  可以想象,随着国有经济改革的深化、非国有经济发展环境的改善,这种经济主体多元化带来的对经济效率的提升、对经济活力的改进的潜力依旧还很大,所以说体制改革的动力在中国还未穷尽,依然还值得期待。

  第三个动力,是中国老百姓都想通过自己的创业、就业来改善生活、增加财富这样一种最良好朴实的愿望,所带来的对经济的推力,这个动力是很可靠的。过去30年它是支撑中国经济的最主要力量,今后同样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的主要力量。

  所以我认为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中国经济前景是悲观的。

  《21世纪》:有人测算说,从2013年开始,人口劳动年龄总量开始下降了,人口红利会慢慢结束,到了2020年咱们经济增速大概会在5%到6%?

  邱晓华:现在我们的经济增速还保持着快速增长。我们前面讲了中国告别两位数高增长的阶段,进入中速增长阶段。

  从潜在增长率的角度说,我们今后可能会出现每十年回调一到两个百分点。比如前10年我们保持10%左右的增长,后十年每年经济增速可能是8%到9%的增长,增速回调到1到2个百分点。那么再过十年,就可能经济增速为7%到8%,可能再回调1到2个百分点。

  中国已经告别了由低生产要素成本构成的这样一个效率驱动的发展阶段,进入了要以科技、管理、体制三个方面的创新驱动的阶段。而其中,体制的创新可能是最重要的,它决定了管理的创新,也决定了科技的创新。

  《21世纪》:你认为当前中国需要怎样的创新环境呢?

  邱晓华:首先,必须有一个自由氛围的前提,没有自由,不可能有创新。自由是创新的基本前提,我们现在还缺这样一个自由氛围的前提,各种管制还太多。先要破除管制,让自由更充分的表现出来。

  第二,需要有一个容忍失败的文化环境,创新必然会意味着失败,不可能每一个创新都成功,那我们恰恰缺乏这种容忍失败的文化,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急于求成,宽容不足,这种急躁的情绪比较突出。

  第三,要有一个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制环境,如果说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的保护,那么必然会扼杀创新的原动力。

  第四,要有一个适当的投融资机制。创新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成果,让它变为生产力,成为产业,还需要通过一定的媒介,这就是投融资机制。

  我说过中国不缺“保尔”,就缺“比尔”,主要指的是因为中国有形成保尔·柯察金这样英雄人物的这种机制,但确实很难形成比尔·盖茨的这样一种投融资环境。

  此外,还需要有一个风险补偿机制,创新需要付出成本,创新有风险,这风险补偿机制不能够由创新者一个人来承担,要由社会跟国家共同分担,这样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好的、创新的动能的形成。

  所以我们要深化改革,要破除各种影响创新的体制性障碍。

  《21世纪》:近年来各地方政府一直在想办法来鼓励房地产发展,过去很多人说房地产绑架了整个经济,但房地产调控了两年好像经济也没受什么大影响,你怎么看?

  邱晓华:我想客观地来看这个问题吧。说房地产是中国经济一个重要的内力,这是不为过的。房地产是解决劳动就业最多的一个领域,上千万人在这个领域工作,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主战场;房地产业也是影响产业链条最广的一个领域,六十多个行业跟房地产息息相关。同样,它也是推动经济增长最直接、发展成效最易体现的一个领域。

  但确实,目前房地产领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既有房价贵的问题,也有房地产业发展遇到困难问题,还有住房保障制度不完善问题。经过几年的宏观调控,一些问题开始得到解决,一些问题还没有解决。眼下,正是中国房地产发展的转折阶段,困难与矛盾增多,发展空间受挤,降价与涨价压力并存,调控任务艰巨,既要满足刚性需求,也要控制投机和投资性需求。

  其实,中国房地产的生产问题要和分配问题、市场问题分开来看。由于住房本来就是一个融商品性和公益性一起的一个特殊商品,所以房地产本身存在商品性、公益性需要分开来的问题。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特殊商品当成普通商品来分配、来交易,那当然就会出现问题。

  此外,住房毕竟是一个特殊商品,它既有消费功能又有投资功能。那么你对消费功能持一套政策,对投资功能应当也有相应政策。那么中国现阶段更应当鼓励消费,不是鼓励投资,但也不能禁止投资。随着经济的发展,民众收入的增加,客观上需要有住房的市场交易,我们只能因势利导。

  我们不能忽视中国房价太贵的问题。这种贵是多种因素造成的。政府应从土地、税费这两个方面去减轻投资者的负担。让投资者能够以更低的价格、更轻的负担来从事房地产开发,以减轻高价格的这种压力。其次,应当对各个环节的管理进行监督,消除寻租腐败。对房地产的生产成本需要有一个监督的机制。合理的成本需要保护,不合理的成本需要加以监管,以此来避免虚高成本来加高价格。

  经济总量超美国是一种趋势

  中国即使是7%左右的中速增长,就是相当于两倍于美国的速度,也就是说美国走一步,我们走两步半以上,如果说我们按8%测算,就相当于三倍于美国的速度。

  《21世纪》:早些年你说过2015年中国要超过日本,2049年可能要超过美国,实际上超过日本提前五年实现了。今后在每隔十年增速下降一到两个百分点的前提下,超过美国是否也有可能提前20年?

  邱晓华:基本上说是这样。目前美国的GDP是15万亿美元,中国的GDP差不多接近7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45%左右。美国今后的年经济增速可能也就是2%到3%,中国即使是7%左右的中速增长,就是相当于两倍于美国的速度,也就是说美国走一步,我们走两步半以上,如果说我们按8%测算,就相当于三倍于美国的速度。

  所以从这个速度角度来说,中国有能力在2030年左右在经济总量上面达到甚至是超过美国,这是从数学上能算出来的。

  而另一方面,我们人民币有一个升值的趋势,那么这种升值客观上也会提高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能放大中美之间经济比较的这种天平。

  如果是这样,我们更希望人民币升值,现在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大概是6.3:1吧,将来如果真变成五块几比一的水平,那么显然还有一块钱左右的上升空间,那么这个五分之一的空间就能放大五分之一的能量。

  但是我们不应该在意经济总量是否在2030年,或者更早来超过美国。因为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是一个必然趋势。关键是提高人均水平,提高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和整体实力。只要中国经济能够保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平稳的发展,或者说保证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态势,我们就可以不断提升自己的整体实力。

  《21世纪》:有人说国家经常项目自由化后10年左右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现在中国经常项目自由化快20年了,是否到了人民币资本项目自由开放的时候?

  邱晓华: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也就是说是时间的问题,而不是会不会的问题。但是说20年会实现经常项目自由化到资本项目的自由化,这也不是一个定律。日本从经常项目到资本项目的自由化,用了四十年,即从上世纪60年代起步一直到2000年才完成。我们从上世纪90年代已经开始启动资本项目的自由化,本世纪我们进一步加快,加入了世贸组织以后,我们开启了42项IMF规定的资本项下自由化改革,现在我们只差那么五六项没有完全做到。所以,可以说人民币走向可自由兑换是一个必然趋势。

  从现阶段来说,我们要把握好宏观经济的稳定、金融体系的健康、市场机制的健全、对各种监管体系的进一步的完善等等。同时金融的抗风险能力和它的竞争力还需要提升。监管能力也还需要一个学习、熟悉和逐步健全的过程。

  从外部来说,人民币的自由可兑换、资本项目上的自由化,也需要一定的环境。我经常在想,如果美国允许中国拿着人民币到美国去自由的投资,那么中国人民币在其他国家的这种自由可兑换可能就没有问题了。关键是看经济大国强国是否接受人民币的自由兑换。

  大家对美元为什么认可,那就是美国整体经济实力摆在那。一个国家货币的国际化,主要看几个方面,第一,通胀水平在全球范围之内是不是比较低的;第二,利率水平是不是比较正常的;第三,汇率水平是不是比较稳定的;第四,经济增长速度是不是健康的。这几个条件你不具备,人家对人民币就会有怀疑,对持有人民币就没有那么大信心。

  所以从这个方面说,人民币的完全可自由兑换、在资本项目下面的可兑换,不取决于我们一个国家,也取决于整个国际环境。所以,正确的态度就是顺其自然、因势利导,不要去刻意追求。实力到了,能力到了,条件具备了,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21世纪》:中海油也正在南海开始勘探石油了,中国现在已经是第一出口大国,第二经济大国,即将成为第一贸易大国,走向第一经济大国,就这个时候,中国如何更好参与国际事务的治理,承担国际责任,同时维护国家利益,过去改革开放初期的韬光养晦战略是否要变?

  邱晓华:经过了30年改革开放,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和其他各方面的能力都有了一个新的提高,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也要客观地看待我们自己的实力,全面来分析各种外部环境的变化。

  中国现在是个经济大国,但还不是一个经济强国。中国至少在这几个方面还不具备强国条件:

  第一,农业还没过关;第二,中国制造业还不强;第三,中国的海洋控制力还不强;第四,我们的人民币还不是一个全球性货币。所以我们不能够过高估计自己。

  但这也并不一定说中国要整天受人欺负,受人摆布。在涉及到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涉及到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上面,我觉得,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共同心声:那就是我们不能退让,你没有退让的余地。这方面应该说是大家的共识。

  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咱们需要讲究策略,需要注意方式方法,这也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

  但有一点我想强调的是,中国正在走向世界经济前列,在当今世界范围内,中国目前还是老二。从中国的文化解释,老二这个地位是比较特殊的,既要受到父母亲的、长辈的这种管控,也要受到兄长、老大的这种管控,还要受到其他弟妹的这种压力。从国际范围来看,从前苏联到日本、欧盟到今天的中国,还不去看更远的历史,处在第二位的国家总是被处在第一位的国家作为防御和遏制的对象,成为被处在后面的国家追赶的对象,双重挤压是老二必须面对的压力。

  中国作为一个特殊国情的国家,在文化、在意识形态、在其他一些领域,跟别的国家之间都还有一个进一步交流、沟通的过程,除了敌对势力外,即使是友好国家和人士,也可能存在很多的不理解甚至是误会。

  当人们的误会没消除、理解没达到共识这种状态的时候,那注定中国在与别的国家打交道时就会更加辛苦。

  《21世纪》:面临这种为难和辛苦,中国该如何更好地应对?

  邱晓华:我想说的是,第一,中国作为一个超过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她的崛起本身就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事件,注定是一个对全球有巨大影响的一个大事件,这是必然的。因为至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实现现代化,那中国正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时代潮流当中,那么我们注定要招惹人家的关注,这是客观事实,放心的有,不放心的有,各种矛盾的心态都交织在里面。

  第二,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她的崛起也是前所未有的,那么在新的治理结构、新的体制环境下面怎么去在全球范围内起示范作用、引领作用,游戏规则怎么体现出中国特色,我估计也还需要时间,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这就注定了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不会轻松。所以,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事务上面,确实会遇到比别的国家更为难的情况。

  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底线要守住,在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整体利益上面不退让,同时,也要有一种大国的胸襟,要有一种能妥协、可回旋的这样一种胸襟。因为和平、发展、合作依然是国际大趋势,当今社会越来越走向法治和民主,不管是法制也好、民主也好,都需要有一种协商、沟通、妥协的精神,需要一种互相照顾对方利益的这样一种考量。

  所以,正确态度就是:既要站在中国立场上来思考问题,也要站在全球角度上来考虑问题,这样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才不至于影响中国的发展,也不至于影响世界的发展。中国的发展本身就是世界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发展本身也离不开世界的发展,所以我们应当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态度,坚持和平发展路线,要学会与别的国家打交道,做到和平共处,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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