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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金改:利率市场化不能操之过急

2012年05月20日 06:56 来源: 南方都市报 【字体:

  去年下半年,温州爆发了严重的民间金融危机,不断有老板“跑路”、“跳楼”。今年3月份,国务院借机宣布温州为金融综合改革的试验区,以放开准入,使民间借贷合法化为重点,开启了中国新一轮金融改革的试点。之前一直很活跃、运作也不错的温州民间金融,为何会在去年出了问题?原有的人格化的信誉约束机制为何会失灵?温州的这次金融改革的主要思路是什么?为何对小贷公司发展成村镇银行仍持谨慎态度?利率市场化为何没有纳入此次金融改革的范围?金融改革成功的关键是什么?就这些问题,本报专访了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史晋川教授。

  人格化的信誉机制失灵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温州的民间融资一直很活跃,运作的也不错,去年为何突然出了问题,一种说法是政府近年来引入凯恩斯主义,在住房政策,货币政策上乱调控的结果。

  史晋川:政府对宏观政策的调控,特别是2010年货币政策的转向收紧是引发温州民间借贷风波的外部因素。比如像“眼镜大王”胡福林的“跑路”,2009年之后开始投资光伏产业,当时的货币政策比较宽松,容易拿到银行贷款。但一年后随着货币政策的转向,资金紧张转向民间借贷,借高利贷来维持运作,最终就出问题了。内在原因是温州本地支持中小企业转型的金融体系不完善。胡福林本来是做眼镜的,现在进入太阳能行业。这种投资的资金数额较大,期限较长,按道理讲,运用股权融资的方式比较合适,再差一点,也可以用企业债的方式进行融资,这样就不至于出现资金链的紧张和断裂问题。而他是用银行贷款的方式,碰到货币政策的调整就麻烦了。

  南都:温州的经济发展得益于传统的熟人间的信誉机制,民间金融借贷一直很发达,温州独特的产业集群模式也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这次却看到的是老板资金链断裂,欠账时“跑路”。

  史晋川:这与温州经济本身的发展阶段有关。民间以各种“会”的形式出现的金融,有两个特点,一是它的资金用途是消费型的,第二个是它的合约执行,还不还钱,是熟人圈子里的人格化交易,是以个人信誉为担保的。现在它为什么会出问题?是这两者不匹配了,前一个特点改变了,后一个特点没改变。原来资金用途是消费型的,现在是生产型的。生产型又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筹资直接投入实体经济,比如办一些家庭企业等,需要的资金量较小。现在则是投入规模大的生产型企业,规模大了以后,一部分人开始做资金生意,资金走向已经不是在生产领域,而是再贷给别人。资金可能要转好几手,再到做实业的人那里去。甚至都不投入生产性领域了,比如炒房等。

  资金用途变了,规模大了,借贷的链条拉长了,在这种情况下,它的合约机制并没有发生改变,还是人格化的交易。也就是说,温州传统的民间合约的执行方式已经hold不住现在民间融资的规模需求了,金融风险不断地积聚,当外部的宏观政策波动,银根收紧时,问题就爆发出来了。现在的金融活动它的合约机制不应该过多地依靠人格化交易方式,而是要建立在法律基础上,向现代非人格化交易方式转变。(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要建立多层次的金融供给主体

  南都:中小微企业“贷款难”是一种正常的经济现象,因为这些企业无抵押,数量庞大且不易识别其成长性,还款能力没有大企业有保证,正规金融部门给其贷款的风险就高,惜贷甚至不愿意给其贷款是合理的。

  史晋川:中小微企业的融资,应该是与其的性质和规模相对应的金融机构来做,用正规金融机构,大的银行的那一套风险评估机制来做,对这些金融机构来说,要评估这些企业的材料,资信等,成本很高,它对这些企业不贷款或者惜贷是对的。针对这类企业,恰好是要民营的中小金融机构来做。这类金融机构,深扎在基层,了解这些中小微企业,也利用另一套不同的评估机制。像台州商业银行,它就从欧洲引入一套机制和方法,专门针对中小微企业。

  现在的情况是温州的民间融资方式已经跟不上温州实体经济的发展,跟不上企业的融资规模需求了。结果就导致了大规模的功能上的错位,一些甚至通过高利贷来融资,像胡福林这种。假设民营企业缺水,若建一根大管子,肯定就不对着中小企业了,要建很多小的管子,每一条都可以对着中小企业。现在中国的金融体制,尤其是在浙江、在温州,金融环境是国有银行、大银行占主导,但面对的实体经济里是民营中小企业占主导,这种不对称使得中小企业融资非常困难。在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同时,又有数千亿的民营资本没有出路。温州的这次金改就是从这个方面着手的,放开准入,加强监管的同时,大力发展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

  南都:这是这次温州金融改革的主要思路?

  史晋川:是的。现在有很多不同的市场需求主体,但供给主体太少了,要增加不同层次的供给主体。建立一个层次丰富的,定位清晰,能覆盖大中小微企业不同需求的地方金融体系。小微企业可以通过向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农村信用社等地方金融机构贷款(间接融资),而当企业要转型升级、融资数额大增的时候,则可以通过公司债,私募股权基金以及非上市公司的场外股权交易等方式进行直接融资。

  这个金融体系的主体是中小民营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公司数量会增加,可能会从目前的八十几家扩展到三年后的两三百家,条件具备的小额贷款公司也可以发起成立村镇银行,会发展中小微企业企业债的融资,建立股权交易市场,来为中小企业的股权融资搭建平台等。(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南都:从这次金融改革的方案草案看,对小贷公司发展成村镇银行,是比较谨慎的,且目前的审批权在“银监会”。近期温州呼吁中央相关部门下放审批权和享有部分立法权的呼声也比较高。

  史晋川:小贷公司是用自己的钱来借贷,而村镇银行是要吸收储户的钱来做,原本一个亿的资金,若资本充足率是10%,它就可以吸收9个亿的存款,若存款准备金率为15%,它就可以贷款8 .5个亿了,撬动的资本规模大了,金融风险也加大了。虽然方向是鼓励,原来是小贷公司成立村镇银行,必须有一家银行成为主牵头人,不可自行发起成立,现在可以了。这就开了一个口子,为民间借贷合法化,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创造了条件。在放松管制,让它们进来,合法地做的同时,谨慎一点,注重审批和加强监管是对的。所以首先是要找经营好的,符合资质条件的小贷公司,才可以作为主发起人来成立。而同时,正在制定的改革细则中,成立村镇银行审批的权限是否下放是值得关注的,即使不下放、审批的程序也可能会有针对性的变化。

  中国现在的金融监管,基本还是垂直的,从中央到地方。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分级监管。大的银行,跨区域的、全国性的银行或者金融机构,由中央有关部门垂直监管。而一些区域性的、中小型的银行或者非银行金融机构,可以由地方进行监管。建立分层的金融监管体系,这样才能提高监管的效率。

  成功取决于实体经济的转型

  南都:从吴英案以及媒体对“老板跑路”的一些报道可以看出,一些官员也卷入了民间借贷中去,在民间借贷阳光化的改革宗旨下,这块如何监管?

  史晋川:一定要立法管制官员卷入民间融资借贷中来。政府要保证市场交易双方公平的权利、平等的地位,如果政府官员成了为了交易的一方,就有违政府作为裁判者中立和公正的立场。

  南都:利率的市场化没有纳入到这次温州金融改革的范围,学界和舆论颇为失望。

  史晋川:我们浙大课题组当初报给温州市委市政府的一个报告,其实就是关于利率市场化的,提议在温州做利率市场化的试点,中央没有批准温州的试验区里马上做利率市场化,有防范金融风险的考虑在里面。

  我个人认为,利率的市场化也不可能一下子放开,先要把金融供给的主体做好,再来做利率的市场化。利率是资本的价格,由供需决定,首先供给要有合格、合规、合法的主体来去做。建立好多层次的金融主体后,如果金融改革推进比较顺利,运作比较平稳,可先在利率市场化方面放松一定管制。就是说,不一定是一步到位,一下子利率完全市场化,而是在利率的形成机制方面,扩大利率的浮动空间,更多让市场发挥作用。

  民间金融不就是完全的“利率市场化”吗,最后变成了“高利贷”了。所以这个问题不应操之过急,逐步推进是比较稳妥的。且温州刚刚爆发了民进金融危机,不具天时地利优势,一下子放开,实行利率市场化,全国大量的资金可能会被吸引到温州去,从而加大了监管调控,以及这次金融改革的难度。

  南都:温州的这次金融改革试点,要取得成功还取决于那些因素?

  史晋川:温州金融体制改革的成功与否不仅仅取决于金融体制本身,还取决于金融体制服务的那个实体经济。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是关键。金融改革好比建一个自来水网,安装好龙头。但如果实体经济这些锅碗瓢盆都是漏的,那再多的水放进去,也是浪费的。而实体经济能不能发展好关键就是转型升级,产业升级有三种途径。一是要跨产业,二是要跨行业;第三是做价值链的转型升级,要涵盖从研发、设计一直到品牌营销的整个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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