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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成果与缺点

2012年10月12日 10:22 来源: 财经网 【字体:

  如今,敢公开承认自己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人不多,感公开承认自己是“公知”的人更少,因为,许多人把公共知识分子浓缩为“公知”,实际上就给公共知识分子贴上了一个贬义的标签--臭、假、恶、丑。

  25年前,美国哲学家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最早提出“公共知识分子”概念,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应当有专业素养,有世界视野,有社会责任感,有改造社会的行动,有担当社会引路人的勇气。这“5个有”,从正面意义上勾画了公共知识分子画像的基本轮廓,赋予了公共知识分子以神圣的期待。然而,让雅各比没有想到的是,这种期待到了中国竟然发生了一系列令人惊叹的演变。

  起初,用这个概念衡量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发现他们都是教学、科研机构的工作人员,如经济学界的吴敬琏厉以宁、茅于轼、张维迎、张曙光,社会学界的郑也夫、李强、李银河,法学界的朱苏力、贺卫方、冯象、季卫东,文史哲学界的汪晖、秦晖、钱理群、徐友渔、雷颐、甘阳,政治学界的刘军宁、俞可平等人,这些人都具备了深厚的学术背景和专业训练,能够站在公平正义的立场上向公众传达出个人独立而真实的意见,且带有强烈的批判现实的精神,获得公众和媒体的大力推崇,占据了“意见市场”的多数份额。

  到了2004年,公共知识分子的名气在《南方人物周刊》“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的评选活动中达到了新的高点。在媒体和学界的携手努力下,公共知识分子终于大大方方地走向了中国历史的前台,这是知识分子争取市场话语权的一次重要博弈成果。在知识分子欢呼的同时,掌控意识形态的人士却拉响了刺耳的警笛。同年底,《光明日报》发表了题目为《警惕“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的理论文章,认为公共知识分子以“意见领袖”和社会“牛虻”自居,其实没有真正的独立性,也没有价值中立的批判精神,“其实质是要通过宣扬所谓的知识自主性来与我们党和国家争夺'话语权',不利于国家的改革发展和稳定”。甚至还有人评论这次评选是“学术选美与无盐当选”。由此可见,在当时,公共知识分子登台演戏的难度有多大。

  在“意见市场”博弈的过程中,公共知识分子不光在嘴巴上说,其实也在行动,而且获得了一些令人欢喜的成果。在市场经济体制进入中国的过程中,“吴市场”、“厉股份”等新词语让民众对市场经济多了一份亲近和期待。1997年,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在艰难的审查、修改中出版了,该书立足于“将人文科学的道义评价与社会科学的理性判断结合起来”,获得了民众的广泛关注。2000年,高华的一本叫《红太阳(000525)是怎样升起的》的书在香港出版,让民众多了一种评价毛泽东的新视角。2001年,吴思的《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出版,让民众透过历史表象,清晰地看出隐藏在正式规则之下、实际上支配着社会运行的不成文的规矩。2003年,三位法学博士俞江、腾彪、许志永在“孙志刚事件”的制度修改上收获了善果,让违宪运行了21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戛然而止。同年,许纪霖主编的《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出版,多层面地探讨了公共知识分子思想史的演化历程。2006年,俞可平的一篇名叫《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文章,引发了民众对民主问题的再次热切关注。2008年,洪振快的《亚财政——非正式财政和中国历史博弈》出版,通过一系列真实而生动的历史故事,让民众再次发现了中国历史上奇特而诡异的“亚财政”制度,这是一种亚生育国家正式财政制度而又不被国家正式认可的非正式制度,像潜规则一样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2009年,北大五名教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修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直接促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公布实施。同年,刘瑜的《民主的细节》出版,以讲故事的形式,把“美国的民主”这样一个概念性的东西拆解成点点滴滴的事件、政策和人物去描述,让民众切实了解了美国民主的真正含义。2010年,熊培云的《重新发现社会》出版,让民众再次认识到公共知识分子独立思考,坚守理想的人文情怀。2011年春节前后,于建嵘设立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微博引发了民众的“微博打拐”热潮。同年,年过80岁的资中筠先生出版了《资中筠自选集》,让民众了解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忧患意识,志于道的精神,以及对普世价值的追求,还有拒绝遗忘,追寻和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2012年韦森的一篇题目叫《预算法修订怎能“静悄悄”?》的文章引发了民众对《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修订过程的关注和批评。像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还有很多,他们用贴近民众需要的专业知识,用冷峻的批判精神指出社会运行中的弊端,向民众传递符合历史潮流的思想和理想信念,并在道义的追寻中推动法治政府的建造和修缮。借用鲁迅先生的话说,他们应该是“中国社会的脊梁”。

  当然,公共知识分子也不是没有缺点,有时他们的缺点确实有些让人不可饶恕的意味。例如,十多年来被方舟子打假的知名人士就有清华大学常智杰副教授捏造假履历表事件,原清华大学教授刘辉学术造假事件,唐骏学历造假事件,“国学天才”孙见坤剽窃作品事件,乐嘉的学位造假和色彩理论剽窃事件,韩寒作品被怀疑造假事件。在方舟子打假的同时,方舟子的妻子刘菊花的硕士论文也被指出抄袭,引发百人联名上书中国社科院,要求调查刘菊花论文抄袭一事。此外,北京大学王铭铭教授学术论文抄袭被证实,舆论哗然。还有人质疑著名学者汪辉的论文抄袭,引发全国上百位高校学者联名发表公开信要求中国社科院和清华大学对汪辉是否造假给予公开、明确的定性。还有人质疑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的博士论文涉嫌造假。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泥沙俱下,难分真假,直接让一些情绪过激的民众给公共知识分子贴上了“公知”的标签,因为在他们心里,空穴来风必有缘由,既然有质疑,直接与“假”字划等号就行了。由这种潜意识中抗“假”心理到公共知识分子污名化也就一步之遥

  公共知识分子有缺点,如果这种缺点再被“左右之争”给放大了,就更影响其形象了。例如,方舟子与韩寒之间的论争,罗永浩与方舟子之间的论争,孔庆东的粗口骂出“某某人是汉奸”的系列言论,微博约架事件,韩德强打老人事件,司马南被扔鞋事件,原乌有之乡网站骨干成员被质疑与薄熙来关系密切,微博上流传的“乌有之乡锄奸名单”(主要针对一级“公知”、二级“公知”、意见领袖),网络上流传的“公知修炼秘籍”,投资人薛蛮子被“左”派人士质疑为公益绑架者、微博操手,等等,都说明了今天所谓“左”派与右派人士意见纷争中裸露出的火药味。“左”派骂右派是“公知”,右派骂“左”派是“五毛”,你来我往,互贴标签,争斗得不亦乐乎。殊不知,在争斗中,公共知识分子的骂名就在民众中产生了,尤其在一些年轻人心中,一听到“公知”就来气客观上说,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在媒体平台上扮演的都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只是观点有分歧而已,如司马南在海南大学演讲时就骂“公知”好为人师,而他在当时当地恰恰在扮演为人师的角色。随着“公知”恶名的传播,“左”派、右派的思想在民众中的理性传播、客观讨论都受到了很大的阻碍。而双方都没有倾听对方话语的勇气和耐心,又使双方之间产生更大的敌意,而这种敌意的蔓延也不利于民众理性素养的培育。相反,一种火药味十足的斗争思维却在民众中广泛地传播、孕育。

  放大公共知识分子缺点的还有媒体因素。在媒体的聚焦下,公共知识分子的缺点、低级错误很容易被放大,让民众在心理上难以接受,有时甚至让民众感觉到不可饶恕。再加上一些人打着公共知识分子的旗号,在媒体上招摇撞骗,貌似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以各种科学、专业的名义进行利益代言,有时还由于学艺不精、随意跨界发表粗浅言论被人揭穿,让他们很容易遭受民众的鄙夷和唾骂,以至于连那些真正有独立学术立场的人也被捎带着污名化了。在这样的情势下,《人民日报》也忍不住生气了,且发出了严厉的批判:“微博上还活跃着一些人,打着公共知识分子的旗号,却背离了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与良知。他们的基本言论价值立场就是反对,唱反调,而不论是非曲直。基本价值结论最终都是政府失德、无信、作恶,而不管事实真相如何,不分个别和一般。基本言论载体就是故意捏造、剪辑一些所谓的历史阴暗面、领袖人物丑闻,而不辨真假。如此貌似为公共、公众呐喊,实则煽动、鼓惑,惟恐天下不乱。”

  客观地看待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多年来呕心沥血所取得的理性成果,以及他们身上存在的各种缺点的原因,才算公平。片面地送他们一顶“公知”的帽子,不加任何客观分析,对其污名化,肯定对中国社会的良性运转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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