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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景贤:中国文化隐含的创造优势

2012年11月24日 04:52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字体:

  戴景贤先生作为钱穆先生晚年的及门弟子,追随钱穆先生20余年,对钱穆先生的学术思想有其独到之理解。另外,戴先生在佛学、西方哲学方面均有深厚造诣。故其对历史与现实的理解颇有不同于时贤之处。前几年,本报曾就中国文化本身对于中国之意义及其对世界可能之贡献采访戴先生,以《中国本身拥有力量》之名发表后,曾引起强烈反响。本期,我们再次采访了他,本次谈论的是关于中国文化“隐含的创造优势”及“构建合理的社会在今日之必要”。

  《21世纪》:一些学者认为,中国这些年虽然在经济上取得长足的发展,但若要在文化方面在全球上占一席之地,尚需时日。对此,您怎么看?

  戴景贤:“文明”,就其整体的义涵而言,代表人类面对其生存环境与社会延续,所做出的努力,与因之积累的成果;因而具有历史性、阶段性与普遍的“可传播性”。然而就“文化体”的实质状况而言,其凝聚力与创造力,则是存在于社会内部。因此所谓一个国家处于世界经济体系,乃至全球权力关系中之位置,固是决定于“互动之关系”与“相对的比较”;就“文化”而言,则亦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中国现实上的“文化面相”是否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与重视,与中国是否成功完成整个“现代化”之文化转型,在意义上,层次不同。

  中国于世界史的文化地位,其实是由“历史”决定的;过去如此,今日如此,日后亦必然如此。中国应体认,在取得“现代化”的初步成果之后,中国所以必须努力建设成为“文化大国”,系因“现代化”的基本理念与相关的构成条件,并非中国于其自身之历史中创造,且因中国社会之庞大与其积累之特性极为复杂,因此“现代化”之文化转型,具有其特殊的难度,非仅由制度、理念的移植,即可解决。中国必须以自己的方式,最终完成历史的任务。中国如不能利用“现代化”的初步成果,更多地关注教育、发展学术,重视具有“人文视野”的人才的培养,从而提升文化的创造力,则经济发展后所带来的层出不穷的问题,将再度使中国陷入发展上的困难。至于发展后的中国文明形式,对于其它社会的影响,其实也仅能是“参考的”,或“启示的”,而非“可复制的”;正如西方之于中国。

  《21世纪》:中国如何才能在未来的发展中,持续的、不断的提升自身的文明程度,持续的有条件去解决所面对的问题,从而维持社会发展的动力?

  戴景贤:所谓“现代化”之概念,其所指涉与揭示的内容,就其深刻面的意涵而言,不仅意味着在此世界中所进行的一种遍及全人类之“生活样态”的改变,亦同时涵盖了各个主要文明传承形式,考验其自身是否足以适应更为深刻的社会发展需求。因此中国之终极克服其所须面对的“现代化”障碍,基本上保全了它作为“文明发展机体”的完整功能与活力,而非仅是暂时地维持住其国家的形式与主体民族之向心力,有其在此一历史进程中的特殊性。

  然而亦因此,中国社会如何持续发展,它所将实际遭逢的挑战,不止存在于藉现代知识所可探测,甚至可预见的具有普遍性的“结构性”发展难题;亦有属于它在作为一个“文化体”的意义上,如何延续、培养,甚至增长其文明创造力的需求。以现阶段的中国处境而言,中国虽已有效地巩固了其主体成员作为“现代中国人”之身份认同,与面对“现代中国”时之国家意识,并完成了它迈向“成熟现代化”的基本条件。然而由于过往所进行的社会体质的调整过程中,因于现实目标之急迫性,与长久波折与变动所造成之“本有的具丰富内涵之价值意识之失落”,无可避免地削弱了中国人所可能取汲于其自身文化积蕴的能力。因而中国在面对其未来所可能遭遇的挑战时,乐观之中,依然存在着难以解脱的忧虑。

  这一切的改变,关键在于教育。而教育成败的基础,在于学术之提升与人才的培养。以中国当前的状况来看,中国教育的发展,在体制结构上,仍需政府作整体的、长远的规划与支撑。因而主其事者,除当具有卓越的行政能力,与对于现代知识的理解外,其本身对于社会发展所牵涉之“价值”与“伦理”问题,亦应有一种“洞察其深微”的能力。否则在中国进一步提升其经济实力之后,社会因于市场经济所带动的多元发展,在中国如此庞大的结构体中所造成问题的复杂与多变,恐将因其纠结未能即时予以宽解而持续深层化。

  《21世纪》:以前接受我们采访时,您曾提到,当中国面对非常多的各种层面的复杂问题时,您特别想提醒大家注意:今天的中国,应如何建设成为一个合理的社会。那么我们想问的是,什么是“合理的社会”?如何才能建设“合理的社会”?

  戴景贤:所谓“合理的社会”,依人性的可能而言,一方面应满足个人与社会的生存需求,另方面应给予个人与社会发展的机会。然而对于如何才可称之为“合理”?则不仅各个文化之标准不同,同一文化于不同历史阶段,亦有差异。对于今日世界而言,由于全球化之发展趋势,以及人类所面临的生态破坏之威胁,所谓“合理”,更必须兼顾不同社会在动态的世界形势中共同的发展。然而对于多数国家而言,自身之生存与发展,仍是居于考虑的首位。一切属于世界共同议题的关注,皆只是“局部的”与“功能的”;甚而是“价值偏见的”。这种理性思维因“追求利益”所造成的局限,方才是构成本世纪未来潜藏“文明冲突危机”的原因;而非是出于文明间所原本存在的“本质性差异”。

  对于这种不乐观的情势,唯一可能的解决之途,应是将责任责付具有最大文化动能,且具有最大全球利益的大国身上。亦即是:由于全球化趋势所造成之高效能、高风险与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若处置不当,将会于创造经济局部荣景之同时,产生不仅难于预期,亦且难于应付的后果。处于世界发展前沿的大国,如对于此一业已萌现的危机形势,仍只是从事局部功能的调整,而无法加深对于此种世界发展所蕴含之“不合理性”之理解,则当前最大的受益者,恐将成为未来最大的受害者。因此具有最大之文化动能,且具有最大的全球利益之大国,为了自身的前途,在其思考社会“合理性”时,必须有一种动态的“观察并理解人性发展”之角度,而非仅是将其前途放置于经济学家之手。

  所谓“动态的观察并理解人性之角度”,简单而言,即是对于社会发展中的人性,能作出具有历史纵深的反思。对于处于发展前沿的大国而言,举凡其政策的决策者,立法者,教育者,在其思考具体的社会发展问题之时,理论上皆应具备一种基于优质的人文养成教育所培养出的历史识见,与富有想象力的决策能力。或至少应倾听具有此种优质能力之人之意见。如其政策之决策者,仅能面对社会所业已揭露的现实危机,而无法理解社会动态发展中所潜藏的人性问题,则在其解决问题之同时,必会在其所无法理解的角落中,预埋新一重不利的因素。如其立法者与教育者,皆仅能依其过往的经验与有限的价值理念,为一种体制与规范之设想,而无法认识及于在现代丰富文明的背后,所潜藏的思维纠结与价值紊乱,则亦会在其从事立法与教育设计之同时,忽略了世代变化中所可能产生的危机。

  对于已逐渐克服“现代化困境”的中国而言,“崛起”的喜悦,其实是应伴随着我此处所说的“大国忧惧”的。中国的社会,有其特殊的体质,中国的现况,亦有其特殊的处境。历史成就中国之伟大,亦造成中国的困难。中国的政策决策者,立法者,教育者,较之其它处于发展前沿的大国,有更艰巨的责任与使命,因而也须有更优质的条件。

  《21世纪》:那么,您认为中国隐含的文化创造的优势条件是什么?

  戴景贤:中国隐含的文化创造的优势条件,约可分说为五点,即是:一、大国优势。此一大国优势,结构于古典末期,经历中古,早期之近代,以迄近代。其间经历不同文明阶段之生存挑战,且曾不断崩解与重构;并于各阶段,完成其适应性之调整。中国近现代经历两次具有社会意义之革命,其初步所完成的基本形态,维持作为一“大国”的规模,仍是其体制建构的核心。此点在未来发展中,由于全球化经济系统中中国所占据的位置,必将逐步展现其优势。二、强固而具有弹性的社会凝聚力。社会凝聚力来自共同的伦理思维,与因长久利益结合而形成的集体认同。而其适应的灵活性,则是基于分享的历史经验所建构之一种普遍共有的工具理性。三、发达的治术思惟。此种思惟的产生,既与中国的“大国”形态密不可分,亦与中国因历史绵延而孕育的“历史形势观点”有关。四、中国学术文化所发展、体现的具有极大消纳能力之智慧方式。此种智慧方式,虽于文明的创造过程中,有时亦呈现其内蕴之不足;然亦同时展现为具有特殊的处理哲学议题与义理议题之优点,使中国文化,创造出既鲜明亦具有极大延伸性的特质。中国过往,曾不断适应其政治统合上所出现之难题,发展出具有特色的中国体制,且亦成功地消纳了由印度输入的整个佛教文化,使中国成为大乘佛法传播中最重要的教区,皆可见出其功效。至于此种具有特殊性质的智慧方式,是否于中国之现代,亦能于适应的发展中,延续其核心特质,且扮演重要的推动文明之角色?仍可继续观察。五、由于中国之特殊条件与其转折的“近代经验”,中国于未来,仍有创造出一种介于社会主义体制与自由资本主义体制间之“中道发展方式”之可能。此种并非出于预想的发展方式,在此刻全球金融危机持续深化之际,因于现实的需求,更显示出具有实现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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