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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昌:分配制度改革要突破五个难题

2012年11月28日 11:34 来源: 《投资与理财》 【字体:

  中国的分配制度到了不改不行、非改不可的地步。笔者认为,分配制度改革要突破五个难题:1、有效解决“企业高管的收入与普通职工的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2、减少政府收入,增加居民收入;3、从源头解决灰色收入和权力寻租问题;4、加大税制改革,让税收更好发挥调节分配的作用;5、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既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也不是单一的改革问题,而是一个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多方联动,分配制度改革才能破解到位。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加快分配制度改革问题,引起了诸多专家和民众的关注和拥护。中国的分配制度真到了不改不行非改不可的地步。再延迟不改将会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之大局。

  为了解决收入分配问题,10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第4季度要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有关收入分配方案的方向和一般原则是比较清楚的。比如,有人建议以保障民生为主,重视公平,实施“提低、控高、扩中”的原则,解决收入差距过大和分配不公的问题。

  目前我国基尼系数已经接近50%,分配不公已严重危及政局稳定、社会和谐与经济发展。收入差距过大,会直接导致经济衰退,使经济发展不可持续。因为市场经济是卖方市场,购买力决定生产量,而购买力又是由收入分配的均匀度决定,收入分配越均匀,购买力越大,反之购买力越小。因为每个人能够消费的种类和数量是有限的,一个人的收入如果超过了他的生理消费极限,这个人就不再消费,多出来的收入就形成闲置购买力。闲置购买力越多,社会总购买力减少越多;而另一方面,个人的收入如果低于其生理消费极限,这个人就只能减少消费。消费减少越多,社会总购买力就减少越多。由此可见,收入差距与社会总购买力呈反比,收入差距越大社会总购买力越小,收入差距越小社会总购买力越大。剖析现状,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分配不公的根源何在?又是如何形成的?不真正弄清楚这些问题,就提不出正确的解决方案,分配制度改革就会雷声大雨点稀,不了了之。

  1.初次分配需有效解决的两个问题

  一是企业收入增长较快,工资收入增长较慢。在可支配收入中,企业收入所占的比重由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15%左右提高到现在20%以上。造成企业收入增长过快的原因也主要有两个:

  第一、在劳资双方关系中,劳动者一般处于弱势地位,加之我国劳动资源比较丰富,工资一般较低。而且政府亦重发展并向资本倾斜,为了招商引资,会提供许多优惠。这种情况在经济发展初期难以避免,但在发展起来后,即应着手调整,而我们却抓晚了。近几年,随着民工荒和招工难的出现,情况有所改善,工资有了提高,但进一步的问题是如何建立工资协商谈判机制以及工资随经济发展有序提升的制度。

  第二、垄断部门利用垄断地位获得垄断利润,实行高福利高奖金。加大了垄断行业与一般行业之间的分配差距。垄断国企不仅把产品价格定在均稀价格之上,获取超额利润,而且借助政府赋予的行政垄断权力,把成本压低到正常成本之下,攫取垄断租金。这种利益侵占或利益输送是现行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的主要问题。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如果不触及这一问题,不从根本体制上加以解决,不打破行政垄断,不解决资源要素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收入分配改革难以突破既得利益集团的瓶颈制约。

  二是企业高管的收入与普通职工的收入差距过大。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的数据,企业高管实行高年薪制与农民工工资收入差距最大达4553倍,且近五年来高管薪酬增长明显普通职工的工资增长。

  应当指出,在竞争性的市场中,在民营企业中,高管薪酬与普通职工工资并没有这么大的差距。因为这里不仅有市场竞争的约束,而且有产权制度的约束,投资者不可能给经理人这么高的薪酬。但是国企高管薪酬却高歌猛进,能与职工工资相差百倍甚至千倍。原因很简单,国有企业中市场竞争的约束微弱,产权制度约束亦不存在,作为内部人,企业高管控制决策,自定薪酬,无人监督制衡。再加上股票期权等激励制度的缺陷,其收入不断大幅提高是很自然的。

  如果我们仍然把国有企业当作共和国的长子和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不对国有经济进行认真彻底的改革,仅仅靠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是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的。

  2.再分配领域应减少政府收入,增加居民收入

  再分配领域的主要问题是,政府收入过多,增长过快。解决的办法是减少政府收入,增加居民收入。

  从减少政府收入来看,一是减税,这里主要是指减少个人所得税。比如把起征点提高到5000元,或按家庭人均收入计征。二是减费。加大行政体制改革力度,政府由计划经济下的万能大政府建成小型精干的服务型政府,使政府的权力受到有效约束,政府行为受到真正的监督和制衡,“减费”问题才能有制度保证。最近国务院取消了300多个行政审批事项,这是个好开端,下一步行政体制改革涉及到政府部门自己革自己命,做起来很难。

  3.从源头解决灰色收入和权力寻租问题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问题一般还有账可查,有数据可考,而灰色收入和寻租问题则处于黑暗地带,是暗箱操作的事情。按照王小鲁的调查估算,2008年的隐性收入9.3万亿元,现在会更多。至于寻租腐败更是相当普遍,也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之一。

  如果不从制度上斩断它们赖以产生的条件,仅仅通过税收手续加以调节,结果只能是治标不治本,而且获取灰色收入的手段也会因此变得更加隐蔽、猖獗。原因很简单—征管手续不够,实施征管的基础条件薄弱。连征管的基本信息都不掌握,又谈何加强征管呢。至于寻租腐败问题,离开了公众、媒体和司法的公开监督,也是无法解决的。总之,就收入分配讨论收入分配改革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必须从源头上研究解决,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做实。

  4.加大税制改革,让税收更好发挥调节分配的作用

  我国现行税制受计划经济影响,税种结构中流转税多(如增值税),所得税和财产税少;间接税多直接税(如房产税)少;遗产税、赠予税至今没有开征。致使税收在调节分配的功能严重失位和失效。这也是近几年,我国收入分配失衡和两极分化不断加剧的主要原因。

  在世界上的高端市场经济国家,征税的主要对象是中产阶级和富人,收税是“抽肥”的过程,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是对公众和穷人“补瘦”的过程,只有强化税收的抽肥补瘦功能,才能扼制两极分化有效调节分配,为此今后的税收体制改革在整个分配制度改革中要担纲唱主角。

  5.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

  贯彻十八大精神,到2020年实现翻番目标。分配制度改革主旨一是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二是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的比重和收入水平;三是通过税收等手段控制高收入人群的收入。

  这里关键是营造全民创业的良好氛围,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是重中之重。

  另外,要注重培养和保护中国的中产阶级,增加数量扩大规模,依法保护他们的私有财产。中产阶段变成社会创造财富和扩大消费主体,社会才能形成橄榄球的人口结构(中产阶层是中间的大头)经济才能持续发展,社会才能长治久安!

  为此分配制度改革既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也不是单一的改革问题,而是一个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多方联动,分配制度改革才能破解到位。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bc8ae40102ecm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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