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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重处罚污染企业 “杀鸡儆猴”树立典型

2013年01月12日 11:14 来源: 中国产经新闻报 【字体:

  上游污染,下游遭殃,数万人身受其害

  又一条河的水不能喝了。

  2012年12月31日,山西省长治市天脊煤化工集团旗下的生产企业方元公司因雨水处理池阀门松动导致8.68吨苯胺泄漏,污染物流入浊漳河,影响波及河南河北。

  水资源是宝贵的,保护水资源的公益广告也随处可见。但是由于环保违法成本过低等因素,一些企业疏于管理,肆意地浪费着水资源,更有甚者直接将一些河流当成排污渠。这不仅污染了环境,还严重影响了下游众多沿岸百姓的生命健康。保护水资源,关注饮水安全不能是一句空话,环保部门应该亮剑,让造成严重污染事件的企业受到重罚,处罚要让企业痛到骨头里去,对于责任人也要追究责任。2005年的松花江污染事件并未引起相关企业重视,那么这次事件处理不妨来一个“杀鸡儆猴”。

  上游出事 下游遭殃

  发生苯胺泄漏的河段位于山西潞城市,山西境内受污染的河道有80公里长,28个村、2万多人受到波及。河南省安阳市和河北省邯郸市的部分区县也在受影响之列。

  河南和河北交界的岳城水库是附近城市的主要水源地之一,其水体有苯胺、挥发酚等因子检出和超标,安阳市不得不提醒沿线群众暂停使用红旗渠、安阳河、岳城水库等水源用于人畜饮用和农田灌溉。

  河北邯郸市区从1月5日下午突发大面积停水,市民出现抢水储水风潮,超市桶装、瓶装矿泉水等均被抢购一空,连苏打水都难觅踪迹。

  苯胺入河流毒深远,影响已跨省界。发生事故的天脊煤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环保企业”,头顶着“中国化工节能减排20强”、“山西省节能减排先进单位”等多项环保桂冠。该公司撰写的一份“节能减排先进经验介绍”中还专门提到,“借鉴兄弟单位环境污染事故案例,敲响环境污染防治警钟。以沱江、松花江等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为例,集团公司以最快速度进行通报,要求各单位认真组织学习,从中汲取事故教训。”

  这里提到了松花江重大污染事故。2005年11月13日,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发生车间爆炸,造成5人死亡、1人失踪,近70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6908万元。同时,爆炸导致约100吨苯类污染物流入松花江,造成了江水严重污染,污染带长达135公里。哈尔滨全市停水4天,沿岸数百万居民的生活受到影响。由于松花江水最终汇入中俄边界河黑龙江,因此俄国亦受到影响,中方向俄方道歉并提供援助。

  此次天脊苯胺泄漏事件又是一家企业严重污染一条河流、影响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的正常生活与身体健康,确实极易使人联想起2005年的松花江污染事件。

  两起事件惊人地相似,上游出事,下游受害。都说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但天脊煤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未警钟常鸣,此次事故不仅成了公司头上的紧箍咒,还伤害了下游沿岸的百姓。

  违法成本低让企业铤而走险

  或许正是中国环境保护“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现状麻木了这些肇事企业的神经。

  可能不少人还记得很清楚,2005年松花江重大污染事故发生后,对当事企业吉化公司双苯厂仅仅处以100万元的罚款,相关责任人亦不过是被撤职、降级、记过、处分。

  2005年11月底,国家环保总局称,松花江污染事故负主要责任的是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厂长申东明、苯胺二车间主任王芳、吉林石化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于力,先后于2005年11月底至同年12月初被“责令停职,接受事故调查”。

  直到2006年8月,才有环资委委员向媒体透露,中石油将为2005年的松花江重大水污染事件承担责任,并“有可能受到纪律和经济上的处罚”,然而“由于多个关口都没有把好,存在很多相关责任人,这给责任认定带来了很多困难,要确定经济赔偿责任也很困难。”

  2006年11月,国务院作出处理,中石油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中石油股份公司高级副总裁段文德受行政记过处分,吉化分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于力、吉化分公司双苯厂厂长申东明等9名企业责任人员被行政撤职、行政降级、行政记大过、撤销党内职务、党内严重警告等。2007年初,国家环保总局对吉林石化分公司处以100万元的罚款。

  严重污染数以百万计的居民饮用水源,处理事故、治理污染前后花费累计达78.4亿元,而且还要继续投入。许多人不禁要问,治污资金数目如此之大,而造成严重污染事故的中石油是亚洲最赚钱的公司,与中石油数以千亿的年利润相比,100万元的罚款不啻九牛一毛,处罚之轻无法服众。

  “那是严重过轻。”北京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说。

  正因为对污染企业的处罚太轻,有些企业甚至将环保处罚纳入成本核算。

  “这反映了中国环保违法成本太低,低于守法成本。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很多企业宁可交罚款也不愿意解决污染问题。”马军告诉记者,对于部分企业来说,日常的处罚最多一个月一次,多数企业甚至还达不到这样的频率。“一些污染很重的企业治污成本很高,几天的治污成本就和罚款相同;事故发生虽可能造成严重损失,但在侥幸心态的驱使下,他们还是会选择违规;特别重要的是,即使出现事故,从前的例子也说明,对责任人的处罚是有限的。”

  据他介绍,在西方国家,环保监管力度要相对强很多。不仅处罚金额更高、对责任人处罚更严厉,而且环境诉讼的道路也更通畅。“负责人可能被送入监狱,而在中国,只有私营企业的厂长有因排放有毒物质被判刑入狱的先例。我国对国企的监管和处罚偏轻。”马军说。

  环保部门要亮剑

  时隔8年,悲剧再一次上演。这次事故会不会又雨过地皮湿般轻轻揭过?

  “从2005年到现在过去了8年的时间,又再一次发生了严重的水污染事故以及瞒报行为,再一次使下游城市断水,我感到非常遗憾。”马军说。

  在马军看来,完善应急机制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将应急与平日的信息公开通报结合起来。“这在国际上有经验的。美国率先建立了企业有毒物质排放清单制度,要求排放有害物质的企业定期公布排放数据,这个是一种常备不懈的做法,人们了解物质的危害性以及应对方式。而我们往往很突然,下游地区更是无从了解。”

  环境保护部原总工程师、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杨朝飞曾建议道,要强化政府责任,健全约束和规范政府环境行为的法律制度,强化环境执法,充分发挥司法体系的保障作用,还要严格追究污染者的环境责任,切实解决长期困扰环境保护违法成本低的问题。

  “首先以制定环境损害赔偿法为重点,完善环境损害救济的法律制度。其次建立环境责任终身追究制度,让污染者为其违法行为付出高昂代价。”杨朝飞说,中国应加大对污染企业的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民事赔偿和刑事处罚力度,建立健全行政裁决、公益诉讼等环境损害救济途径,切实落实企业环境责任。

  马军亦表示,泄漏要处罚,瞒报更要严厉处罚,对日常的监管和处罚也应该加强。

  事实上,即便没有这次泄漏事故,沿河的村民们也早已“被污染”。平顺县南村的一位老人回忆小时候常去浊漳河捉小鳖或在沙滩上掏小鳖蛋烤着吃,而年轻一代几乎从出生起就看到化工厂林立的烟囱,日日喷吐浓烟,“浊漳河的水渐渐变得发黑发黄,鱼少了,鳖再也没有见过”。年轻村民的身体素质明显没有上一代好,牙发黑发黄,很多人有血液方面的病。34岁的小申贫血已有好几年,他长得结实,却会像柔弱的女人一样“动不动头晕,甚至昏厥”。平顺县安乐村村委会副主任原胡平说,村里很多成年人都有贫血或“各种奇怪的”血液毛病。

  “我们有一个中国污染地图数据库,记录了一些企业多次违规超标的记录,但很显然,这些问题年复一年地在发生。”马军表示,加大处罚力度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非常困难。

  “处罚是由环保部门去做的,环保部门恰恰是一个弱势部门,其行为常常掣肘于地方政府,因为地方政府希望保护这些能产生利税和就业的企业。”马军告诉记者,如果处罚金额定得很高,一是很难执行,二是可能引发寻租行为。这是一个值得担忧的问题。

  “所以我更建议沿着信息公开的思路走,将问题都摆到桌面上,用阳光作为防腐剂去遏制污染。”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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