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财经股票大盘个股新股行情港股美股基金理财黄金银行保险私募信托期货社区直播视频博客论坛爱股汽车房产科技图片

地方投资与中国经济风险之辩

2013年02月02日 05:15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字体:

  投资,还是投资

  《21世纪》:这两个星期各地“两会”陆续召开,各省区市政府在其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布了2013年生产总值和固定资产投资目标,后者普遍为两位数,且大多设定在20%以上。如何看待这样的目标设定,它与今年经济大环境是否相适应?

  钟伟:关于20%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既是2012年的水平,也是过去十多年的均值水平,因此该投资目标基本上是中性的。投资主要分为三部分——工业、基建和房地产。前瞻2013年,由于工业企业盈利状况从2012年第四季度开始回暖,上至钢铁、煤炭,下至汽车、家电都有所好转,因此2013年工业投资增速可望维持。由于2013年的财政赤字率和赤字额都将高于2012年且主要投向为基建,因此这块投资可能温和加速。另外,房地产销售态势不错,尽管2013年保障方建设力度略减,但估计投资也会大致稳定,由是观之,2013年的投资增速可能略高于20%。目前市场的一致预期为2013年GDP同比增速高于8%,这也和投资增速的回升是一致的。这印证了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所强调的“内需是基点,消费是基础,投资是关键”的表述。

  《21世纪》:地方的投资回报率一直备受争议。当前,投资仍然是大部分省份搞经济成绩的“抓手”,如何看待和评估投资回报率?

  高善文: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效益不能看三、五年,而需要很长的时间。我们承认中国需要基础设施,从机场到高速公路、铁路等,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在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和以后的运营过程中,我们是否确立了市场化的运行规则。

  以高铁为例,高铁本身是不是赚钱,很可疑,但它至少带来两个效益:一是把传统铁路的运力腾挪给货运,如果货运价格能够市场化,货运收益的增长是可以补偿给高铁客运的。

  其次,凡是基础设施如高速公路、地铁沿线,商业活动成本更低,土地价格会提升,这本身就是高铁、基础设施建设收益的一部分。但现在我们这部分收益被土地所有和使用者拿走了,这种商业模式未必可以维持。我们不否认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超前,需要很多投资,但基础设施建设也需要有更好的商业模式,要有社会各方面资本公平的参与,要有较强的预算约束,而不是政府独家包办。

  钟伟:这取决于所说的“地方”是什么含义,是指地方政府、地方国有企业还是地方民营企业?不同地方主体的投资行为和回报率差异巨大。许多研究证实,从总体上看,中国私人部门的投资回报率始终高于10%,但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投资回报率如何是难以评估的。

  更多研究证明,从2003年至今,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几乎没有改善;国有企业则持续在加杠杆,国进民退是不争的事实。或者说,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经济活动的不断膨胀,已经严重扭曲了市场机制,恶化了收入分配,冲击了增长质量,酝酿了潜在的债务危机,这种恶果远远超出了投资回报率是高还是低的问题。

  《21世纪》:从投资增速上看,中西部高于东部的趋势依然保持。这是否可持续?

  钟伟:部分中西部地区的投资是可持续的,这些区域主要承接了东南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或自身存在物流改善、矿业等自然资源的优势,这些区域集中在受环渤海辐射的河南,受长三角辐射的安徽,受珠三角辐射的湖南、江西和广西。考虑到西部政府治理能力和财力更薄弱,中西部投资增速持续快于东南沿海,可能更多地体现了行政力量的热情,而不完全是市场力量的自然选择。

  高善文:从这几年的数据看,过去十年的经济增速包括收入增速,中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更快。东部地区经过长时间的高速增长,收入水平相对较高,劳动力成本、地价房价上升,汇率升值,其竞争优势在削弱,资金、人员开始向西部地区流动。而西部地区政府也花了很多精力招商引资,基础设施条件有所改善。这对改善中国整体经济格局是有一些积极作用的。

  根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近十年来基尼系数在下降,收入分配格局在改善,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农民工、农村居民、低端劳动力的工资收入增速高于城镇职工收入增速,这也改善了农村和城市、蓝领和白领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与此相似,东部地区相对增长放慢,西部地区相对增长加快,通过经济内在力量,也自动地改善了东、西部地区的收入分配不平衡局面。

  然后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水平仍比较落后,如果说十年、十五年前东部地区的招商引资只是在拆房子、盖房子,以及一些基础设施,那么中西部地区只是把东部地区十年前干的事重干一遍。这本身没有太大的问题,也是一些积极的倾向,但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在介入经济活动,市场机制能不能起到更基础性的作用,政府是替代市场来工作,还是去补充市场机制,这才是核心问题。

  《21世纪》:2008年4万亿投资带来的产能过剩还未消化,如何警惕投资带来的新一轮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

  钟伟:如果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扩张冲动不减,并且在换届效应的推动下变本加厉,那要期望产能过剩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是非常困难的。首先,2008年以来出现绝对的产能过剩,由于缺乏统计局披露的数据,民间只能估计产能利用率大约在70%,但对不同行业如何精确估计实在苦无方法。其次,2012年,绝大部分行业实现了盈利,规模以上企业的利润率仍在5%以上,企业亏损面在收缩,在这样宽松的条件下,以收购破产为特征的去产能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再者,2013年的投资中,大部分会投向公用事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强调的供给政策只有一条,即保证粮食的稳产高产,其它都并不指向产能。因此2013年虽然去产能、调结构仍进展迟缓,但新增产能问题可能不至于太突出。

  信贷增长与社会融资总规模

  《21世纪》:多家机构预测,今年1月份的新增信贷规模将出现井喷,可能在9800亿元至1万亿之间,同比、环比皆大幅上涨。如何看待信贷投放对于当前经济环境的影响?

  高善文:一般来讲一季度的信贷总要多一些,一般是三三二二的比例,一季度占全年的30%,甚至更多。如果照目前的速度,全年的信贷投放会接近10万亿,但实际上应该远达不到。

  从金融市场角度看,去年市场利率普遍偏高,资金环境偏紧,这和通货膨胀回落、经济减速的大环境并不太匹配;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适当扩大社会融资总规模、降低利率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也承认了去年的资金价格偏高,通过适当增加一些供给,把资金价格降下来。

  从现实角度讲,信贷井喷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一是由于外汇占款等原因,商业银行组织不到存款;二是贷存比的约束;三是存款准备金率一直较高。所以商业银行把资金融通挪到表外,挪到一些银子银行体系下的理财产品。

  经过过去两、三年的发展,信贷在社会融资中的占比仅50%多,光看信贷指标也容易出现偏差。虽然1月份的信贷较高,但社会融资的其它口径如股票债券的发行较少,城投债卡得较紧,所以还是要更全面地看。

  应该说,去年10月份以来,各方面的资金成本都在下降,资金紧张局面持续缓解,这个趋势如何发展,要继续留意。

  钟伟:信贷新增对社会整体流动性的判断意义在持续弱化。从数量指标看,社会融资总规模的代表性强于新增信贷规模;从价格指标看,短期理财产品利率和6个月以下的票据贴现利率更贴近市场流动性的状况;从前瞻指标看,央行企业贷款需求指数,以及票据贴现对信贷占比的变动,具有一定的预测能力。单纯观察月度新增信贷,可能不足以解释当前的经济环境。

  关于次贷危机以来的货币和信贷增长带来的金融风险,只能从中期去判断,我们所做的情景模拟显示,如果悲观情况发生,则银行不良余额可能达到略高于3万亿的水平,不良率反弹至5%-6%之间,而目前中国银行(601988)业的资本金大约是6万亿,拨备总额大约是1.4万亿。从短期判断,2013年银行业的不良率将持平或略有下降,银行盈利仍将维持两位数的增长。

  《21世纪》:那么,如何评估当前社会的融资总规模状况?

  高善文:这几年特别是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兴起,银行受贷存比影响要求,开始发展银子银行,包括债券市场兴起,信贷在社会融资中的占比在下降。社会融资总量这个指标虽然并不完美,但比信贷口径更宽,代表性略好一些。

  当然,信贷会造成很多风险,但其在商业银行表内是透明的,有五级分类、贷款拨备、资本充足率等约束;而其它融资渠道的风险则不很透明,恰当的市场纪律和约束规则是什么,一直没有说清楚,也没有经历过危机测试,问题也许更大一些。

  其次,社会融资总量对衡量整个企业的筹资行为覆盖并不全面。如企业依靠内源融资去支持投资,肯定不放在社会融资里。企业盈利水平的高低是波动的,这部分融资跟外部融资之间又有一些联系,有时是相互替代,有时是相互补充。内源融资多了以后,企业投资的愿望没那么强,它对外源融资就会形成一些替代。

  另外一个可以补充的指标是资金价格——利率,利率是相对透明、连续的记录,其它领域资金的松紧一定会反映在资金价格上,特别是把资金价格与企业盈利状况、经济投资的活跃程度等放在一起看,也有助于做出合理的判断。

  《21世纪》:资金更多地流向了中小企业,这种情况是否正在发生?

  高善文:一方面贷款利率下限正在放开,另一方面银行间债券市场规模越来越大,流动性越来越好,筹资活动越来越便利,且利率不是很高,资信非常好的大企业就越来越多地从银行渠道转向了债券市场筹资,这迫使银行把更多表内放贷的注意力转向中小企业和住户部门。而对大量中小企业来讲,去债券市场筹资不太现实,它们也被迫留在银行表内。

  凡是走利率自由化道路的国家都经历过这个转变,美国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在八十年代中期都经历过。利率自由化到一定程度就是放开利差管制,大企业有很强的谈判能力,可以去其它渠道筹资,和债券、股票、商业票据筹资相比,银行在为大企业提供融资方面并没有特别的优势,而只能更多地转向中小企业,这是一个普遍规律。

  当然,中小企业相对风险更大,银行若不能对这个领域的风险进行恰当的定价或转移,最后出现问题也是正常的。好多银行在大企业客户流失以后,迫不及待地进入中小企业市场,贷款供应的增长,压低了这个领域的利率,从而不能很好地反映中小企业的经营风险。日本1980年代后期的资产泡沫也与此相关。银行贷款向中小企业转移的风险可能要过几年才会暴露出来,而且如果这个过程进展得较快,风险的积聚也会较快。

  中国经济风险之辩

  《21世纪》:2012年全国GDP增速回落至7.8%,为13年来最低,同期全国中央财政收入增速也为5年来最低。在这一背景下,您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什么?

  高善文:最大的风险应该是与国进民退相联系的,因为有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使得市场化取向改革的动力在下降。

  以钢铁行业为例,钢铁行业肯定是产能过剩的,但问题在于,这个领域有很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民营企业更有效率,成本更低。按照正常的市场规则,效率低的企业会被淘汰,这个行业才能轻装上阵,资源、劳动力资本才能被释放出来。但在国进民退的趋势下,需要被淘汰的国有企业淘汰不了,民营企业效率更高,淘汰它们经济上更不合理,这个行业就陷入了一个僵局。在产能过剩相对严重的领域,通过市场化机制优胜劣汰,才能增强经济的竞争力,但这受制于国进民退的趋势和一些既得利益,也受制于大企业和政府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市场规则难以运作。

  地方政府在经济环境当中介入越来越深,有两种方法:一是新建基础设施,这很多时候也可以说得过去,但关键是这个过程是否面临着市场化的约束,谁来承担最终的风险,是不太清晰的,这样资源配置的效率就会有问题。二是在一些本应由市场发挥基础作用的竞争性行业,通过国有企业平台,地方政府比较深地介入经济活动,这本身也扭曲了市场规则。

  如高速公路,依靠收费来筹集资金,是中国高速公路发展的一个普遍模式,从使用者角度,对这个有批评,可以理解;但如果没有这个商业模式,中国的高速公路发展会慢得多。正是因为这个模式,高速公路变成了一门生意,各方面的资本才愿意参与进来。当然,在经济不发达、偏僻的地区,经济效益更可疑一些。但只要引入市场化约束,投资主体愿意去投资,亏了钱自己承担,也没有问题。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投资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主导甚至是政府通过国有企业、融资平台去筹集资金的,如果投资失败,政府是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约束到底有多强,不那么清楚。

  钟伟:关于中国经济的增长,重要的不是短期增长有多高,而在于其它思考维度。如增长是否有质量无水分?是否环境友好和资源节约?是否对得起未来和子孙?是否给整体国民带来了福利改善,还是少量权贵攫取了果实?2013年的GDP增速,应该不会低于2012年。至于财政收支,2012年企业绩效不佳、增长尚未企稳时,财政收入全年仍然接近12%,超出年初目标值接近2个百分点,比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长以及经济增长都高。目前财政政策几乎每年的1-11月都收大于支,然后到12月才突击花钱,2012年12月单月突击支出2.3万亿元,这是否有必要?是否显示了减税比增支的余地更大?

  至于说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风险,在于改革凝聚力的弱化和收入分配的恶化,体制性腐败、无处不在的贫富不均、严重透支的环境和劳动力,这些已使中国的未来命运带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

社区牛人

  • 宇辉战舰
    人气播主

    [简介]崇尚中长线波段交易,善于把握股市节奏,每日送出热点个股!进入直播>>

  • 老胡实盘
    人气播主

    [简介]实盘交割单100%真实发布,连续5年盈利,年平均收益高达40%。进入直播>>

  • 黑马狂奔
    人气播主

    [简介]看大盘最精准最前瞻最直接,对个股非牛不战,出手必攻直击涨停。进入直播>>

关于投资增速的相关新闻

评论区查看所有评论

用户名: 密码: 5秒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