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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刺痛中国模式

2013年02月05日 16:30 来源: 法人 【字体:

  为什么中国的环境保护法律不保护环境?主要原因是“GDP崇拜”之下权大于法,将环保法律束之高阁

  在网友对中国大陆近百个城市“厚德载雾,自强不吸”的调侃声中,2013年全国环保工作会议如期召开,迫在眉睫的环境问题成为会中主要议题当毫无悬念。那么人们对“环境保护”的急切呼唤,对近几年热议的“中国模式”,又能有多大的促动和改变?

  中国模式忽视环保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30多年,其成就举世瞩目。到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首次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2012年中国GDP为519,32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7.8%。加之中国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与西方世界有截然不同的表现,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被国内外部分学者总结为“中国模式”。自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后,中国模式的说法甚嚣尘上。

  不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无疑是不现实的。中国模式特指中国经济模式,是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描述和总结。但认为中国模式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则是一个乌托邦。世界各国鲜有学习和模仿中国模式的,更不存在照搬中国模式的国家。实际上,中国模式是自己与自己的过去相比,在对“极左”老路和斜路修正的前提下,吸收部分世界文明成果又不照搬西方道路,而走出的改革开放新路。

  中国模式以权力与市场的结合为特征。在权力手段方便的时候使用权力手段,在市场手段发挥作用的时候使用市场手段,是权力与市场的实用主义,“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中国模式最大的威力,莫过于让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发展经济的竞争。各地经济竞争表现为:每个地方的党委书记就象企业的董事长,而政府首脑象是总经理;GDP就是每个地方的销售收入,而财政收入和政府收费成为每个地方的利润。

  中国模式显示威力的结果,形成了中国独特的“GDP崇拜”。 “GDP崇拜”的副产品,就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然忽视环境保护。根本原因在于,环保对于GDP来说,在短期内是一个巨大的成本,而地方党政官员的任期有限,为了GDP政绩,出于自利选择,只能忽视或牺牲环保。

  不难理解,在中国模式下,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必然引发环境问题甚至环境危机。

  2013年1月,由国内外环境领域专家组成的工作小组和来自亚洲开发银行的专业团队联合完成的《迈向环境可持续的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分析》报告发布,报告列举的重要事实是,中国最大的500个城市中,只有不到1%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空气质量标准;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之中,有7个在中国。

  世界卫生组织(WHO)公布的首次全球空气污染调查报告显示,1100个城市空气质量排名,杭州位列第1002名、北京列第1035位。

  至于淡水被污染的程度,一点不亚于空气污染。中国的河流有一半受到严重污染,不适于饮用。再加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问题正在对人们的健康和生命产生巨大的影响。每年,空气污染在中国导致40万人过早死亡,7,500万人哮喘发作。在河流污染比较严重的地区,癌症死亡率和孕妇流产率都在上升。

  呼唤绿色中国模式

  有人质疑空气污染与呼吸系统疾病之间的因果关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一主任医师称引发咳嗽的原因很多,在没有证据之前不能称“北京咳”,并表示这个词是对北京的极度侮辱。

  北京市卫生局曾公布过一个调查研究结果,2000至2009年,北京肺癌发病率增长56.35%,癌症患者中有五分之一为肺癌患者。过去10年,肺癌已成北京市民的“头号杀手”。

  2013年1月,包括北京在内的中国中东部地区的雾霾天气,与2011年12月中国中东部地区的雾霾天气惊人的相似,且2013年1月是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

  用愤怒和谩骂对待空气污染于事无补,清洁空气不会自动来到。理性地调查研究空气污染与身体健康之间的关系,才是建设性地解决空气污染问题的开始。其实,“北京咳”是网友和公众对环境污染的控诉与不满。当初曾有“伦敦雾”的称谓,随着环境的改善,伦敦早已摘掉“雾都”的帽子。不只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那位医师,每个中国人都希望不再有“北京咳”这个词。

  西方工业化国家也曾经走过“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斜路。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书中阐释了农药杀虫剂滴滴涕(DDT)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作用。20世纪70年代,美国和欧洲曾面临与中国今天类似的空气污染危机。洛杉矶、伦敦等城市常常经历短期空气污染飙升,以及同样危险的平时污染物排放的不断走高。由于工业化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过于严重,引起了西方社会的重视,逐渐掀起了环保运动。

  由于《寂静的春天》的警示,美国政府开始对剧毒杀虫剂问题进行调查,并于1970年成立了环境保护局。1972年6月5日至16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了“第一届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提出了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环保正式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

  美国政府吸取教训后,针对国内各种污染源采取了严格、广泛而永久性的控制措施。从1980到2010年,美国主要空气污染物排放减少过半,而同期美国GDP翻番。德国和英国与美国有类似的经历。

  既然中国不照搬西方发展道路,就绝不要重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斜路。十八大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现在到了创新中国模式,将中国模式“绿化”的时候。

  从短期看,防治污染、保护环境需要支出成本。从长期的角度计算,污染环境会导致更为高昂的成本。亚洲开发银行与清华大学发表研究报告称,中国空气污染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基于疾病成本估算,相当于GDP的1.2%,基于消费者支付意愿估算则高达3.8%。以2012年中国GDP519,322亿元为计算基数,空气污染的疾病成本为6,231亿元,空气污染的消费者支付意愿估算成本达19,734亿元。空气污染再加上水污染和固体废物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中国正在承受着环境成本的不可承受之重。

  从经济学上分析,环境成本就是环境降级成本,是指由于经济活动造成环境污染而使环境服务功能质量下降的代价。环境成本分为环境保护支出和环境退化成本两大部分。环境保护支出是为保护环境而实际支付的成本。环境退化成本指环境污染损失的价值和为保护环境应该支付的成本。环境成本相当于自然环境“固定资产折旧费”。

  通俗地说,环境成本就是对健康和子孙后代福祉的提前消耗。以污染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对于每个人来说,就是“今天用命挣钱,明天用钱救命”,是以牺牲幸福为代价的赔老本买卖。

  环境成本导致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目前的中国模式难以为继。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首要的应当将“GDP崇拜”变为“绿色GDP崇拜”,将考核党政官员的政绩指标由GDP变成绿色GDP,绿色中国模式便指日可待了。绿色中国模式既能解决防治污染和保护环境的问题,还能顺便解决浪费资源和产能过剩的问题。

  建立绿色中国模式,要以法律作为后盾。环境保护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颁布实施了世界上最多的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为什么中国的环境保护法律不保护环境?主要原因是“GDP崇拜”之下权大于法,将环保法律束之高阁。

  中国应当积极学习和吸收世界生态文明的成果,建立绿色的中国模式:崇拜绿色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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