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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网融合大势_促电信业监管创新

http://www.jrj.com    2008年11月24日 08:47     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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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访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院长杨泽民

  马晓芳

  改革开放以来,电信行业也经历着大变革、大发展。

  1994年,中国联通600050行情,爱股,主力动向以“打破垄断”的使命成立;1999年,中国电信将其移动业务分拆成为中国移动;2002年,中国电信实现南北分拆,形成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南北竞争的局面。

  不久前,政府公布了新一轮电信改革,中国移动合并中国铁通,中国电信收购中国联通的CDMA,中国联通的GSM业务与中国网通合并,至此,中国的电信市场成为三家全业务运营商“三足鼎立”的全新竞争格局。

  与电信行业剧烈变革直接相关的,是电信监管政策逐步调整和不断创新。

  日前,《第一财经日报》专访了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院长杨泽民。电信研究院是政府制定电信政策的智囊机构,杨泽民亲身经历并且参与了中国电信行业几十年的改革、发展。

  打破垄断、引入竞争

  《第一财经日报》:电信行业改革开始之前是什么样的状况?

  杨泽民:从纵向上看,电信行业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政企合一垄断经营,一是政企分开、引入竞争。

  改革开放之前,外商来到中国,第一个是问有没有电话,第二个是问有没有路。

  1980年,中国每百人平均拥有电话不到半部,仅是非洲电话普及率的三分之一,亚洲平均普及率的七分之一,世界平均电话普及率的十分之一。

  在1997年之前,当时的邮电部既是政府也是运营商,由于我国通信基础设施落后,网络、技术、服务水平低下,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不少人还有深刻的印象,最初的电话初装费高达几千元,不光要排长队,甚至还要托关系才能装上电话。

  现在,电信行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先导产业和战略产品。电信网络规模由当初的400多万用户到固网3亿多用户、手机用户6亿多,无论是通信用户数还是上网用户数,中国全面达到全球第一。

  1994年,中国联通正式成立,它从诞生开始就肩负着“打破垄断”的使命,这是电信改革迈出的第一步。

  1999年,信产部决定对中国电信进行拆分,中国电信的寻呼、卫星和移动业务剥离出去,原中国电信拆分成新的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卫通等3家公司。2002年,中国电信进行南北拆分,形成了现在的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再加上中国铁通,六大运营商相互竞争的格局正式形成。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思路非常明确,那就是“打破垄断、引入竞争”。

  《第一财经日报》:电信研究院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杨泽民:电信研究院的演变也体现了中国电信业的变化过程。我们最早叫邮电科学研究院。为加强电信运营的技术支撑工作,1994年,邮电部将邮电研究院一分为三:一是邮政科学研究院;二是,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主要负责设备制造,并发展成为今天的大唐;三是我们电信研究院。政企合一时期,我们相当于当时“中国电信”的工程技术部,负责网络规划设计、技术标准规范和电信设备的测试验证和计量。1997年成立信息产业部,政企分开以后,我们成为行业政策、监管政策和重大技术决策的支撑研究机构,为政府的决策和政策设计提供各种研究和咨询。

  广大用户支持电信行业 “原始积累”

  《第一财经日报》:最初电信改革的资金从哪里来?

  杨泽民: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提出要优先发展通信等基础设施,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作出两个“六条指示”,从中央到地方,制定了一系列扶持通信发展的政策,比如国家制定的电话初装费政策,地方制定的电信附加费政策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扶持电信发展的诸多政策中,很大一部分是通过电信资费形式体现的,是广大用户支持了电信行业的“原始积累”,直接对电信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现在,随着电信业的发展,各项扶持政策已经完成使命相继退出历史舞台,但它们的作用永远都不应该被抹杀。

  中国的电信行业还最早实现了企业境外上市,促进了经营机制的转变。

  《第一财经日报》:经过这样的电信改革,对市场,特别是对消费者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

  杨泽民:通过不断引入竞争,电信市场的变化是非常显著的。以价格为例,2007年与2002年比,全国电信业务总量增长2.67倍,电信资费总体水平下降了53%。电信资费高低还可以从消费者的使用量上看出来,从2002年到2007年,中国移动通信人均通话时长(在电信领域被称为“MOU”)增长了108%,资费支出减少28%。

  电信监管政策的发展

  《第一财经日报》:我们注意到,电信行业的几次变革都是由政府主导并推动的。政府决策在电信行业的发展中扮演什么角色?

  杨泽民:政府在这个过程中主要是监管者的角色,对于消费者而言,政府的作用是保护消费者利益,对于企业而言,政府的作用是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比如,通过监管政策保证运营商之间互联互通,不允许优势地位运营商通过不正当竞争手段挤压对手。

  《第一财经日报》:国内竞争格局和市场特点是不是与国外有些区别?

  杨泽民:中国的电信基础运营商都是由国有资本为投资主体的。国外虽然也有政府投资企业的情况,但一般只投资一家企业。中国的基础电信服务市场是非常有中国特色的市场。

  这种独特的中国特色也要求对电信行业的监管必须与国情相适应,在消费者利益与国有资产增值保值之间的平衡方面,在不断提高市场竞争有效程度和避免严重低效的重复建设等问题上,中国特色的行业发展政策和市场监管政策必然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不断探索和创新。

  《第一财经日报》:政府推进的电信改革以及目前正在激烈讨论的“非对称管制”政策,是不是会影响到企业之间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市场竞争?

  杨泽民:政府对行业进行“非对称管制”在国际上是普遍存在的,是保护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的重要政策组成部分。中国的电信改革和“非对称管制”也是一样。当然,政府引入竞争打破垄断的做法只是手段,最终目的是保护消费者获得最好的服务质量、最优的服务价格、最好的技术应用。

  《第一财经日报》:面对《电信法》缺失、企业竞争意识还不成熟的现状,电信监管有什么特点?

  杨泽民:电信改革的实践告诉我们,不论管理体制如何调整,市场化改革如何推进,国家都必须始终保持对电信网络的控制力,包括在必要时对网络实行统一调度,这是电信网络作为国家神经命脉的性质所决定的。2008年的四川汶川地震中,通信行业统一、高效完成了通信抢险的任务,这种电信监管的特色就是重要原因。

  目前,有中国特色的电信监管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但是,对中国特色电信监管之路的探索还在继续深入。可喜的是,《电信法》经过多年酝酿,目前已经提交国务院法制办审查,希望尽快能提交人大讨论。从电信条例到《电信法》也可以看出电信监管过程中,法制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

  《第一财经日报》:推动电信行业发展和变化的主要动力是什么?

  杨泽民:首先是技术和市场的双驱动在推动电信市场的发展。新技术的引入对运营商的竞争格局和实力对比产生了很大影响。例如,移动通信的产生,对我们传统的固网业务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再如,原来的电信服务主要是电话业务,但是今天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不仅给消费者带来大量的全新应用,而且带来了全新的商业模式,形成了巨大的经济规模,形成了新的综合信息通信服务大产业,朝着三网融合的方向快速推进。

  同时,市场竞争也有利于推动新技术更快进入市场。运营商为了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就必须率先采用成本更低、水平更先进的新技术。相应的,伴随着电信市场的发展,政府的行业监管方式也在逐步适应并调整和完善。

  逐渐“走出去”

  《第一财经日报》:关于引入先进技术的决定,在当时甚至到现在一直有不同声音,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杨泽民:现在来看,当初政府决定及早引入程控交换机和光通信系统是非常明智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很难想到今天中国的通信产业和通信数据会达到这样一个规模。

  邮电部从1988年开始建设全国规模的通信干线光纤工程,到1998年,包括了22条光缆干线、总长达33000公里的“八横八纵”大容量光纤通信干线传输网终于建成。

  可以想象,如果当年不是摒弃国外的发展老路,跨越传统阶段一步上程控、上光缆,不是坚持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相结合,以市场换技术加快自主研发,打破常规加快发展,我国电信业就不可能率先扔掉“瓶颈”的帽子,通信设备制造业也不可能在激烈竞争的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通信企业华为、中兴等就是在这种过程中逐渐崛起的?

  杨泽民: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业发展各个阶段中,一个重要阶段是产品竞争力高度提升,不管是国内还是国际,市场份额都在不断增长。华为和中兴为代表的企业在三年前就已经实现国际市场收入超过国内。另一个阶段是,现在华为和中兴在全球许多发达国家建有研发实验室,这说明全球市场竞争需要他们这么做,也体现了这些企业的实力和素质水平。我国电信设备制造业的总体水平和发展阶段正是通过这些企业体现出来。

  《第一财经日报》:你如何看待电信业的开放?中国电信业扩大开放的时候,中国的运营商和设备商也开始逐步走出国门,你如何看待它们的国际化?

  杨泽民: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中,电信改革多年来一直是重点之一,而在中国加入WTO的过程中,电信市场的开放成为谈判的焦点之一。

  目前,相当多的外资运营商都在中国开设了分公司,有的还直接与运营商展开合作,中国的运营商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具备与国外运营商同台竞争的实力,这与中国电信业的逐步开放不无关系。

  电信业关系国家主权与安全,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和网络特征,又是国有企业占主导,这就决定电信业必须是一个有效有序监管而不是自由市场方式的行业。

  在我国加入WTO、电信服务贸易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坚持外资股比例不能突破承诺的标准,坚持通信网的国际出入口局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两条是国家利益所在,时间证明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

  设备制造商的国际化是它们在实力增强的背景下,充分参与竞争的必然选择,这也是设备商为了生存、获得更多市场份额的必然选择,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它们必须把目标瞄准全球市场。

  运营商也开始看到全球市场的机会。但对于中国的运营商而言,国际化必须根据自身的特点,选择“走出去”的时机、方向和产品。中国的固定和移动运营商已经在许多国家建立了分支机构,通过为到那些国家的中国企业和那些在华投资的企业提供通信服务,取得了很好的效益。

  三网融合是电信业发展必然趋势

  《第一财经日报》:如今,新一轮的电信改革已经完成,电信行业未来将朝着什么方向发展?

  杨泽民:我们现在所说的电信行业的内涵已经进一步扩大,从传统上所说的电信运营商,到各种内容提供商(CP)和服务提供商(SP),再到各种新媒体和互联网企业,比如Google已经在竞拍无线频率等,都可以看作是新概念的信息通信产业的组成部分。他们的商业模式和利润来源与传统的电信运营业完全不同,并且已经开始与传统电信运营商展开了“异质竞争”。

  长远来看,三网融合是电信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不管是电信网、互联网还是广播网,都只是消费者获得信息的不同介质,当三网融合带来的巨大利益开始体现,三网融合作为全世界的发展趋势就会得到进一步推动和实现。其中面临的挑战,在于我们的监管需要创新。

  目前,我们的通信行业的发展成果已经可以被称为“通信大国”,但我们还远不能被称为“通信强国”。在下一步的发展中,继续改革开放仍然是大的指向,我们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实现从“通信大国”到“通信强国”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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