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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发展模式转型与金融危机应对

http://www.jrj.com     2008年12月30日 00:27      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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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和广东省都经历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同时, 也形成了特定的经济发展模式,有可能出现“路径依赖”、“路径锁定”现象,如果不能及时、主动地转型,就可能对未来的改革和发展造成阻碍,陷入所谓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陷阱”。近期发生的世界性金融危机、经济衰退,对中国、对广东都产生了不可测、不可控的外部冲击和巨大影响,迫切需要中国、广东省做出正确的因应之策。

  2008年12月9日-13日,应广东省委调研室之邀,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对广东省进行调研,并撰写了相关报告。报告主要以广东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和金融危机应对为线索展开,分为上下两个主题:上篇讨论广东省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下篇讨论金融危机对全国和广东的影响以及应对之策。本报发表时有删节。

  上篇:广东省经济发展模式转型

  胡鞍钢(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

  改革开放30年以来,广东省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并且产生了巨大的规模效应和外溢效应,为其他地区乃至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同志用“两个历史性跨越”、“两个历史性转变”做了很好的概括:从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农业省份向全国第一经济大省的历史性跨越,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从封闭半封闭向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从温饱向宽裕型小康迈进的历史性跨越。

  本部分将从经济、社会、对外开放、体制变革等方面总结和梳理广东省的发展成就、发展贡献、发展经验,从“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视角讨论现阶段广东省改革和发展的向心力、离心力,以及发展模式转型的必要性,并讨论广东省下一步的追赶目标、发展定位,以及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基本路径。

  一、广东省的发展成就与贡献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广东省正在从不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进而向发达经济体转变。我将从全国视角和全球视角来总结一下广东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成就(见表1)。

  二、发展模式转型的必要性: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1、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陷阱”

  通常来说,一个国家或地区会存在一个长期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其主要由劳动力、土地、资源以及制度等要素禀赋所决定。要使实际经济增长率达到甚至超过潜在经济增长率,就必须合理配置经济体的资源禀赋,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进而形成竞争优势。但是,一个经济体的比较优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由于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该经济体原来的比较优势会不断弱化,甚至可能最终消失。如果仍然沿用原来的要素配置格局,该经济体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就会不断降低;要想恢复较高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就需要根据新阶段的比较优势,改变现有的要素配置格局。这就是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逻辑所在。

  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低收入到下中等或中等收入阶段,也是经济起飞阶段,总体上是传统经济发展模式,表现为要素高投入、空间低集聚、贸易低附加值、自然资源高消耗与环境高污染。第二阶段是从下中等收入到上中等收入阶段,这一阶段为转型期(见图1),这时有三种可能性:如果转型成功则经济保持持续增长或经济起飞,进入上中等收入;如果转型不成功,则停滞在原有的水平上;如果转型失败则可能中断经济起飞,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潜在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并持续低迷。这一时期既是转型阵痛期,也是矛盾凸显期。第三阶段,向高收入或发达经济体过渡,表现为创新驱动、高度空间集聚、贸易高附加值、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人与人的社会和谐。

  分析“中等收入陷阱”产生的原因,最主要的是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原因,即“经济发展悖论”,经济增长过程中要素报酬率下降,先发地区的竞争优势被削弱;二是社会原因,即经济增长过程中伴随出现的政府与社会之间、劳资之间、贫富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不断累积;三是政治原因,即我们面临着一个“改革悖论”:改革是一个调整既得利益的过程,是在财富的存量部分做文章,因此在改革过程中,最初的推动者由于从一种改革模式中获益,成为既得利益群体,可能会退化为下一步改革的阻碍者。诚如汪洋同志所说,“小富即安、小成则满”,改革的锐气和动力有所减弱。因此,在改革过程中,对手已经不是别人,而是自己,自胜者强,只有战胜自己,才有可能成为强者,广东才能成为提升我国竞争力的主力省。

  其他国家的发展历史表明,少数国家像韩国、日本等,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从而进入到发达国家行列;但更多国家比如拉美、东南亚的许多国家,都掉到了这个陷阱里面。一个最典型例子就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东南亚新兴经济体的冲击,比如印度尼西亚等国由金融危机直接演化为经济危机,进而导致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这包括失业人口迅速上升,贫困人口大幅度增加,个人收入明显下降,犯罪和暴力事件激增,人们对经济与社会前景、公众与政府信誉失去信心。

  为什么持续20年经济繁荣、高速增长的印度尼西亚在面临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陷入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呢?其实,在这些国家发生危机之前,就已经存在着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和面临着极其尖锐的社会矛盾,但是这些国家政府在促进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忽视了促进社会进步,在从事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忽视了社会安全网的建设。因此,一旦经济增长衰退和金融危机来临,贫困人口和家庭首先受到冲击,不公平现象日益突出,并以抢劫、暴力和动乱的形式爆发,不仅体现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贫富居民阶层收入差距的两极分化,也体现了被压制的社会一旦开始对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以及领导人改善经济的能力表示怀疑,就会迅速发生剧变,出现政治动乱。

  如果说1990年代初中国主要是避免前苏联、南斯拉夫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国家分裂、经济衰退、政治解体,现在就是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这对广东来说是极为重大的关键时刻,我们希望广东在发展转型方面再次为全国作出表率。

  2、广东现阶段的向心力与离心力

  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发展过程中总

  是面临两种力量的较量:一是向心力,二是离心力。向心力主要包括:知识溢出效应,企业彼此接近、相互集中可以形成技术的正外部性;各种劳动力市场的蓄水池效应,越是劳动力丰富、价格相对便宜、劳动生产率提高比较快的地区,越容易吸引到企业投资,产业集群、经济集中效应,不同类型的企业存在后向(需求)关联和前向(供给)关联,使得它们相互集聚。当然也包括人群的集中和社会凝聚力。而离心力主要包括: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生态退化、高的租金等,同时企业集中到一个中心地带也会增加竞争,带来利润的下降。当然也包括社会歧视和排斥力,特别是当地居民与外来移民之间的排斥力。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通常是这两种力量较量平衡的结果。

  我们认为,广东省现阶段也同时面临着发展的向心力和离心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新一轮解放思想将为广东省经济转型与发展提供最大的动力。思想解放并不是一劳永逸的,每一种思想或模式都有其阶段合理性,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可能是合理的、可行的,但到了另一个阶段,就不再合理、可行了,如果还是按照原来的思想、观念来处理问题,又变成了新的“教条主义”,这时候就需要针对新阶段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新一轮的思想解放。进入新世纪以来,广东在许多方面开展了新的探索,比如以建立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为重点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财政体制改革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以规范发展社会组织为重点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以及文化体制改革、人大体制改革等。汪洋同志提出“以新一轮的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的大发展”,对于广东的改革发展而言,是非常及时也是非常需要的,对于广东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有重要意义;对其他地区来说,广东又一次走在了全国的前面。这将是比要素投入更宝贵的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

  第二,广东省正在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经济增长转变。从经济增长来源来看,广东省与全国大部分省份一样,还处于粗放型经济增长阶段(见表2)。这里我们定义区分集约式增长模式和粗放式增长模式是以一个地区在给定时间内资本存量增长率与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比值。如果大于1就是粗放式,即资本投入增长大于产出增长率;反之如果小于1就是集约式,即资本投入增长小于产出增长。根据我们计算,1999-2005年广东省经济增长粗放度为1.04,经济增长集约程度在全国排名第六,表明广东省资本存量增长仍快于GDP增长,资本投资的边际收益呈现下降趋势,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的扩大来获得。我们从全要素生产率角度也发现,1978-1993年间,广东省全要素生产率年增长率为5.96%,1993-2005年之间下降为3.4%,贡献率由41.7%,下降到34.5%。

  同时,广东省贸易发展方式正在发生转变。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的比重,2000年为18.5%,2007年提高到34.8%,机电产品出口额2000年为54.4%,2007年提高到68.6%。

  第三,集聚经济将成为广东未来经济发展与转型的主要动力。广东在改革30年中经济高速增长的成功原因之一,就是各类生产要素的高度集聚。世界银行《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对此作了高度肯定,将其作为全球发展的成功典范之一。从比较沿海地区的主要指标集聚角度来看,珠三角已经成为中国要素集聚程度最高的地区,在占全国0.42%的土地上集中了3.5%的人口,10.0%的生产总值,34.3%的出口,22.0%的外商直接投资。人口集聚度(指人口占全国比重与面积占全国比重之比)、GDP集聚度、出口集聚度、实际利用外资集聚度是三大沿海城市群中最高(见表3)。今后广东还需要进一步要素特别是优质要素(如人才要素、知识要素)聚集,优化开发。

  第四,广东省在绿色发展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有望成为绿色发展的先行者。2007年单位GDP能耗为0.771吨标准煤/万元,为全国最低,自然损失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只有全国的一半。当然,广东省也面临着严峻的资源、环境挑战:一是煤、电、油紧张已经成为珠三角经济发展的长期约束。二是由于经济高度集聚,也带来了污染的高度集聚。2007年珠三角除江门外,8个市都属于重酸雨区,酸雨频率达53.4%。三是土地资源紧缺,土地开发强度过大,目前珠三角开发强度在25%以上。像深圳、东莞等地,开发强度高达40%,可以开发的土地基本上全部开发完毕。四是清洁能源消费比例还比较低,2007年一次能源消费中,原煤消费比重达到了52%。

  从经济学角度上看,“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只要有收益就会有成本,只要有发展就会有代价,只要有开放就会有风险。经过30年的改革,广东不仅取得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成就,也积累了很多的矛盾、问题,对广东未来的发展形成了重大挑战。我认为,制约广东持续快速发展的主要问题或挑战,或者说广东发展的离心力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产业国际竞争力不强。“广东制造”虽然融入全球价值链,但尚处于价值链的底端,技术水平和附加价值高、资源消耗少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全省经济构成中所占的比重低,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产业仍占主导地位,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比较弱。《劳动合同法》的颁布,进一步提高了企业的用工成本。这时候企业思考的不应该是法律自身合不合理,而应该是如何通过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来降低其他环节的生产成本,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例如,IT领域的专利85%来自国外,高新技术企业对外技术依存度在70%以上。导致的结果是,广东只能以廉价的劳动力来换取微薄的利益,成为低端产品的“世界工厂”,甚至“世界加工厂”,相当一部分产业出现了“低端技术路径依赖锁定”的现象。

  第二,要素成本迅速上升,不断削弱了广东的集聚优势和竞争优势。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要素聚集和各地区之间的竞争的过程。假设A国(指发达国家)向B、C两个地区投资,B为先行地区(如广东),C为后发地区(如其他沿海地区或内陆地区),B地区率先开放和贸易投资自由化,吸引了大量外资,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集聚经济。但由于C地区也实行贸易自由化,降低关税壁垒,加上劳动力更加充裕、C地区的相对吸引力就大于B地区,就会出现A国投资由B地区为主向C地区进行投资的贸易与产业的转移,B地区的先发优势就会自然下降,除非不断创新才能保持领先。低成本的劳动力、低土地租金是低附加值产业得以生存的前提条件,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土地以及交通运输等要素成本必然会升高。广东前两年曾经出现的“民工荒”就是要素成本上升的最好例证。此外,生态环境成本、能源资源成本不断上升,人民币不可避免的升值,传统比较优势逐步减弱。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优势明显减弱,产业、企业、产品升级势在必行。提高企业产品的附加值。2007年佛山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比率为25.5%,2007年广东工业增加值比率为26.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6年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率为29.0%),按此推算,广东工业增加值少收益450亿元,增值税77亿元。

  第三,区域发展不平衡,并且呈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我在调研中,很多同志提到,全国最富的人群在广东、最穷的人群也在广东。这形象地说明广东内部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1995年我曾发现按人均地区生产值计算,广东地级和县级之间的差距比贵州省的内部差距还大,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发展速度越快的省区,其内部发展的不平衡性就越明显,内部经济差距就越突出。统计显示,2007年东翼、西翼和粤北山区GDP只相当于珠三角的8.4%、9.3%和8.3%,人均GDP只相当于珠三角的24.0%、28.2%和23.9%。2000-2007年间,各区域经济总量的离散系数从0.470上升到0.534,各区域人均GDP的基尼系数从0.265扩大到0.299。这就需要一方面向珠三角地区转移劳动力和人口,减少总人口分母,另一方面提高其他地区转移支付,增加分子,进而实现人口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

  第四,GDP增长未能有效地转化成城乡居民收入。这是一个全国普遍性问题,即GDP增长大大超过居民收入与消费支出增长,广东尤为突出,1978年,广东省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为60.6%,2007年,这一比重下降为38.8%,减少了21.8个百分点,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排第22位。这表明,经济增长不一定居民收入增长,增长不一定就是富民。无论经济发展,还是扩大内需,宗旨都要以富民为本,GDP增长要转化成居民收入的提高,藏富于民,才能有效的利用好省内和国内市场。

  第五,经济繁荣与社会矛盾并存。过去30年中,大规模的外来移民为广东带来了巨大的活力,为广东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另一方面,外来人口增多,政府面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就会加重,社会管理的难度就会增大,社会矛盾就会不断积累。这些社会矛盾可能以民事诉讼、劳动争议等合法形式表现出来,也可能以治安案件、刑事案件、群体性事件等非法形式表现出来。从长期来看,这些社会问题不仅威胁到广东的社会稳定局势,而且会破坏发展环境,影响到企业的投资决策,损害经济发展。作为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移民所在地,如何构建和谐广东、平安广东是巨大的挑战,一方面本地人如何欢迎、接纳和善待不断增加的外地人,另一方面外地人如何主动积极和友好融入本地人,是广东省上上下下需要认真对待的重大课题。

  另外,广东省不是资源丰富的省区,对外部能源、原材料的依赖度很大,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过程中,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矛盾日益激化和凸显。这些离心力都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巨大挑战。这反映了“发展是硬道理”,但同时发展也是悖论,除非科学发展、不断转型。

  三、广东省发展模式转型的方向与途径

  那么,如何避免广东省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呢?我们认为,广东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要保持持续增长,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实现从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向现代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我形象地比喻为一个孩子在不断成长,这期间就要不断地换衣服,从小号到中号再到大号,所谓小孩穿小衣服、大人穿大衣服,如果等到了而立之年,还是小时候的衣服,显然就很不合身了。现在,广东的经济发展已经是三十而立,还固守着简单的加工贸易、出口导向模式,已经不相适应了,因此要找到另一件合适的衣服,才能够提供进一步发展的足够空间。

  从这个意义上讲,广东要实现持续发展,必须从传统的发展模式转向科学发展模式。过去邓小平同志讲不改革死路一条,现在我们可以说,广东不转型、不实行科学发展,也是死路一条。30年前,广东在全国率先“杀出一条血路”,突破旧体制,先行一步,启动对外开放;30年后,广东又要突破一个“新教条主义”,“探索一条新路”。这种探索既需要胆识,也需要智慧,一方面要敢于对既得利益做出调整,另一方面要依靠政府、依靠市场主体进行创新,不仅包括知识和技术创新,更包括观念创新、体制创新和市场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讲,广东的竞争对手既不是山东,也不是江苏,而是广东自己,必须要主动挑战自己、不断战胜自己。而这次金融危机形成了外部冲击,加剧了外部压力,迫使广东尽快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型,形象地讲脱掉一件紧锁自己的旧衣,要换一件合适自己成长的新衣。

  那么,广东发展模式转型的方向在哪里?从新增长理论、新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学和新环境经济学理论来看,现代经济发展方式实际上是创新经济、开放经济、绿色经济、集聚经济的交集。对广东来说,现阶段最重要的任务是明确自己的追赶目标、发展定位和转型方向,具体来说要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实现以下四种转变:第一,从劳动资本经济向技术创新经济转变;第二,从外向型经济向开放经济转变;第三,从黑色经济向绿色经济转变;第四,从相对分散经济向集聚经济转变。

  1、广东省的追赶目标与发展定位

  早在1992年,邓小平同志到广东访问就提出,广东要力争在20年(指到2012年)内追赶上亚洲“四小龙”。这是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目标,当然他并没有指出追赶的具体含义。但是广东发展的路径就是追赶新兴经济体,进而追赶发达经济体,最终要成为发达经济体。

  目前,从总量的角度来看,广东已经成功的赶超了“四小龙”的3个,下一步的目标应该十分明确的提出,就是首先从经济贸易总量上赶超韩国。目前广东与韩国的主要差距表现在:一是经济规模,按照汇率法计算,广东为韩国GDP的40%,按PPP法计算,为韩国的73%,广东可以在5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追上韩国;二是货物出口额,2007年广东相当于韩国的99.4%;三是城镇化率,相当于韩国的78%;四是服务业比重,相当于韩国的77%;五是研发投入,2007年广东的研发投入仅相当于GDP的1.3%,不仅大大低于韩国的水平(2.6%),而且低于我国的平均水平(1.49%)(见表4),因此广东现在提出要“创新驱动”,抓住了发展的核心问题。

  我建议,广东省应做出更详细、更明确的分项目的追赶时间表:我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广东与韩国相比,最大的差异也是最大的优势就是有巨大的内陆腹地,这就相当于有了非常大的发展和上升空间,广东应该认真研究、好好利用这一巨大优势,成功地实现对韩国的追赶甚至超越。

  为了实现上述追赶目标,广东省要明确自身在全国和全球的发展定位,关键是广东能不能在亚洲再造一个韩国?

  广东发展模式转型与金融危机应对

  现阶段,广东将自身发展的战略目标定位:“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的主力省,探索科学发展模式的试验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行地”。我基本同意这一定位,同时还要补充广东省的发展目标是努力实现三个率先:第一,“率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全社会富裕位于全国前列,社会公平也要位于全国前列;第二,“率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五个方面的和谐:区域和谐、城乡和谐、劳资和谐、贫富和谐、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和谐;第三,“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其它地区做出表率。

  我认为,广东省珠三角洲的发展定位主要是“两个基地”、“两个中心”:

  第一,世界级大城市群集聚地。成为全球人流、资金流、技术流、物流、信息流的重要聚集与分流之地,成为人口、非农劳动力和经济、贸易、消费规模居世界前列的地区,创新能力强,高端人才聚集,基础设施一体化,最能体现国家竞争力的主体区域,成为特大、大、中、小各异功能相互补充、相互错位宜居的现代化城市群。

  第二,全球现代制造业基地。抓住全球产业转移的机遇,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积极承接国际高端技术和新兴产业转移,发展成为全球现代制造业基地,发展钢铁、石化、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逐步从广东制造到广东创造,形成更多的自主品牌、自主技术,提升产品的附加价值,延长产业链,进一步专业化,形成生产网络。

  第三,现代服务业及研发中心。成为知识技术密集区、现代服务业中心、自主创新中心。广东是交通基础设施最密集的地区之一,也是单位面积航空港最多的地区,可以建成世界最大的物流中心;同时也可以形成金融中心和研发中心,在发展服务业方面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第四,绿色发展中心。目前广东面临的重要约束条件是,土地空间越来越小,可利用的土地越来越有限,从而单位土地面积的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另外,单位土地面积的污染排放越来越多,因此珠三角要争取在全国开拓出一条绿色的、宜居的、超大规模的城市,建成生态环境优美的宜居区域,要加大生态环境建设投资,扩大生态空间比例,成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家园;高效、合理利用资源,严格控制国土开发强度,大幅度提高单位建设用地产出,大幅度削减污染物排放量,当广东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城镇化、基础设施现代化,森林覆盖率达到60%以上,甚至达到日本的水平(66%),建成世界最大的绿色发展中心。

  此外,广东也应成为粤港澳经济一体化的腹地和地带。

  从长远来看,当广东赶超了韩国之后,还需要寻找新的追赶目标,这就是美国加州,它的GDP在全球排位第七位。广东的目标不是要往后看,如江苏、山东,而是往外看,有了目标,就要锁定目标,加速追赶。

  2、广东如何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

  第一,继续深化新一轮解放思想,形成政治社会共识。一个经济体长期形成的发展模式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或者说“体制惰性”,除非有较强的力量来推动,这种力量既可能是内生的,比如企业的创新激励,也可能是外生的,比如领导人的强烈政治意愿,或者经济危机的外部冲击等,更可能是内外结合的结果。我认为,改革是中国经济奇迹的主要原因,改革的核心就是破除教条主义,当时中国是要“杀出一条血路”,突破意识形态和体制机制的束缚;改革开放30年以后,中国以及广东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一批既得利益群体,有可能形成未来改革的“新教条主义”,因此我们亟待“探索一条新路”,从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发展环境中再次“突围”,造就一个全面改革、全面开放、全面创新、全面发展的新时代。

  广东省新一轮的“思想大解放”,为破除经济发展的“新教条主义”提供了重要的切入点,形成了“八个必须,八个解放出来”的重要学习成果。我认为,这轮“思想解放”运动需要继续深化,特别是通过政治学习、社会学习,达成政治和社会共识,通过思想解放形成的新观念、新思维就为打破发展的路径依赖与路径锁定提供动力。

  第二,提升劳动者素质和自主创新能力,向创新经济转变。有两个问题必须引起广东的注意:一是研发投入不足。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仅为1.3%,低于全国1.49%的平均水平,更低于北京、上海、陕西、天津、江苏、浙江等省市。二是高中、高等教育相对滞后。2007年,全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23%,高中教育毛入学率为66%;而广东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为25.6%,高中教育毛入学率为65.9%,基本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这与广东的经济发展领先优势非常不适应。人均受教育年限显示的问题更加明显。2005年,广东省6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8.43年,在全国排第8位,也低于北京、上海、天津,还低于吉林、辽宁、黑龙江。

  人才和高素质的劳动力是实现发展模式转型、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和前提。北京之所以发展很快,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很快,并不是体制改革的结果,主要原因是教育和科技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依靠特大规模的大学。目前北京在校生人数已经超过了东京和纽约,在世界城市中位居第一,其中中关村000931行情,爱股,主力动向科技园聚集了上万个中小企业,从业人员近百万人,大部分都是大学生。如果不能建设高水平的科研院校、不能吸引高素质人才来粤工作,就不可能提高广东的自主创新能力,也就不可能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型。目前党中央、国务院正在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我建议广东应该同步制定本省的教育发展和人才发展规划纲要。广东作为中国的人口大省、经济强省,在教育发展特别是高等教育发展上可以学习“加州模式”。加利福尼亚虽然只是美国的一个州,却有很多美国乃至世界一流大学,比如洛杉矶分校、圣地亚哥分校、伯克利分校等。因此,广东可以让一些知名高校在各地市建立分校区,把广东的大学办多、办大,广东完全有条件建设若干所全国一流乃至世界最好的省立大学,不但吸引全国师资与学生,也吸引全球的师资与留学生。

  另外,广东还要大力吸引企业设立研发中心,加大企业研发激励,大幅度提高居民专利授权量。广东要成为全国人才、全球人才的重要移民输入地,成为吸引年轻人的魅力之都,加快集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第一资源(指人才资源)的能力,加快高端人才引进。

  第三,根据主体功能区思路,引导产业转移和教育移民,向集聚经济转变。聚合经济带来了知识溢出和低成本的物流供应,同时也吸引了更充裕的劳动力,这是珠三角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引导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资源密集型产业迁出,同样也要考虑到聚合经济效应,要引导企业迁往发展潜力大,交通可达性好的地区。另外还要按照生态条件、资源环境承载力引导企业转移,避免向生态脆弱,生态外部成本大的地区转移。

  我建议,根据“主体功能区”的思路,采取产业转移和教育移民同时开展的措施:一方面要依靠劳动力和产业的“双转移”,通过把部分产业从发达区域转移到欠发达区域,促进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要把欠发达地区的人口、劳动力转移出来,特别是把青年人从欠发达地区转移出来,建立寄宿学校,通过人口转移实现人口向发达地区聚集。

  第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污染排放,向绿色经济转变。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舒适的环境、宜人的气候、良好的生态景观等生态产品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需要,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这一产品也更加稀缺,价值也更大。要按照生态约束淘汰落后产能,按照环保门槛和技术门槛来吸引企业投资,建设青山、绿地、碧水、蓝天的宜居城市,严格保护水面、林地、文化遗址,改善空气质量、水环境质量,提高建成区绿地面积,保护好城市之间的绿色开敞空间。

  第五,实现四个“一体化”,出口导向型经济向全面开放型经济转变。过去三十年,广东走的是一条出口导向型的发展道路,即利用劳动力成本低下的比较优势、简单的增大加工贸易出口规模,这实际上是一种粗放型增长方式。这与开放型经济有着非常大的区别。开放型经济就是商品、服务和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技术)能够较自由地跨越区域流动,按照市场规律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经济模式。开放型经济并不等同于完全开放模式,它并不排除适度的符合国际惯例的保护措施。开放型经济目标模式应具有以下特征:一是生产和消费国际化,二是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三是经济体制的市场化与国际化。

  广东要从在四个层面实现一体化:省内一体化,包括城乡一体化、地区内部一体化,其重要标志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国一体化,即把扩大内需视为最大的机遇、最大的发展空间,与全国整体经济紧密融合,其重要的标志是广东与国内市场销售占GDP(指支出法)比重明显上升;区域一体化,包括与港澳台的一体化,与东盟和东亚自由贸易区的一体化,形成区域网络生产和价值链;全球一体化,其重要标志是广东高技术产品、现代服务贸易占货物服务贸易比重明显提高。

  目前来看,广东省内的基础设施已经基本一体化了,但政府无形的制度障碍仍然存在。现在很多地市在搞工业园,我认为一个地区的工业园区不能太小、太分散、到处撒胡椒面,而要做大规模,使之更加聚集在某些地区、强化其经济密度(包括单位土地面积的人口、人才、经济总量、税收总量和R&D投入等),以此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降低交易成本。但是,在区域一体化方面地方政府可能会有“双重身份”、“双重代价”,既可能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也可能是地方保护主义的主体,因此要强化省级的中观调控,防止地方政府成为区域一体化的障碍,降低市场进入的无形门槛。

  第六,加快体制改革,促进区域一体化,管理扁平化。我国最大的政治国情就是“五级半”政府,广东省的最大政治省情则是“四级半”政府,加上条块分割体制。这是广东进行地方治理的难点,也是广东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难点。广东省面积只有18万平方公里,但有21个地级市、121个县级市,为全国最高,还有两个副省级城市(指广州、深圳),这加剧了市场分割、提高了行政门槛,这使得信息不对称性、权力不对称性人为地放大了,也使得行政交易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大大增加。

  广东要率先实行省直管县改革,省级、县级做实,地市级聚集到大中城市,省级政府负总责,市、县级政府负责执行与属地管理。市一级更加强化城市功能,是区域经济中心,强化城市的中心功能。同时强化县级政府职能,实行省直管,省政府直接管辖85个县级行政区。国际经验证明,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美国加州也是管理几百个县级行政区,洛杉矶是美国第二大城市,但是它跟Orange County是一个层级。对中国而言,有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比如地方税分税比率问题、财政转移支付问题,怎样进一步实行政府扁平化。

  税制改革、财政改革是政府改革的核心问题。这其中核心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增值税分享问题。这一点上,浙江的设计比较聪明,25%的分享增值税是省级和县级一家一半,省里一半可以集中财力做基础设施一体化,县级分享另一半,就不再与地市级分享了。二是财政转移支付问题,包括纵向转移支付和横向转移支付。广东个别地区正在试验横向转移支付,从富裕区域的税收中拿出一部分来补贴贫困地区,这是一种较好的尝试,但需要进一步的制度规范。现在来看,纵向财政转移支付仍是促进财政均等化的重要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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