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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健民:创建珠海特区的甘苦岁月

2009年09月02日 18:32 来源: 金羊网 【字体:

  注:本文为金融界网站补发金羊网2005年4月20日文章

  新快报记者 林洁婷

吴健民

  人物:吴健民,珠海市第一任市委书记,曾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农林局局长,广东省计委副主任,广东省委顾问委员会委员

  时间:2004年8月31日

  地点:广州市农林上路一横路6号

  复活新闻

  ●1978年时,有关报告的说法是:选择宝安、珠海建成“出口贸易基地”

  ●到珠海后的第一个困难,是成群结队的人趁着夜晚偷渡过澳门

  ●湾仔海边堆放了澳门的80万吨生活垃圾,我们靠这个捡废品换点钱

  ●建市之初人才匮缺,绘制一幅珠海地形图竟要200年才能完成

  ●小平健步走向桌子,动笔就写了“珠海经济特区好”这七个字

  伶仃洋,海水蓝得带点绿,带点白。远处帆影点点,近处桅杆林立。海岸线蜿蜒曲折,一面凭海临风,一面青石嶙峋。古人评山,有僧则名,有史则名。依此而推,则伶仃洋也是一个名洋,因为伶仃洋出了一个文天祥。712年前,在国灭身囚之际,他以生命和热血在这片海域写就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

  这是一个民族灵魂的历史,这是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如果说,文天祥给这片海域,给中华民族留下了刚烈、凛然、悲壮的绝唱,那么,邓小平则给这片海域留下了一个国强民富、坚如磐石的传说。吴健民是最早听到这个传说的一个人,并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挑一头好“牛”去特区开荒

  田炳信:我知道您是组建珠海特区最早的领导。

  吴健民:是一头最早的带头的开荒牛。

  田炳信:当年去珠海的时候,省里是怎么跟您谈的?

  吴健民:早在1953年我就从潮州市委调到当时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农村部当处长,此后一直没离开过广州,都成老市民了。到文化大革命,我成了“走资派”。

  田炳信:1966年开始被打倒?

  吴健民:当时叫“靠边站”,再后就进了监狱。后来查不出什么问题,就算是“解放”了。从“干校”回来后,王全国(原广东省委书记)先获得“解放”,在计委当头。我们拍过档,他对我比较了解。我一回到广州,他就要我到省计委当副主任,那时还是计划经济,计委是权威综合部门,够忙的,后来成立省社队企业局又找到我。我常调侃说:我是属鸡的,却是牛的命,什么事要开荒都找我。到社队企业局后,我感觉工作很新鲜,很有搞头,它是涉及调整整个农村经济结构,让农民办工业这么一个新的事关大局的战略部署。

  田炳信:那是哪年?

  吴健民:1976年。我几乎走遍了全省的主要乡镇,到处点火作动员———找很多大队的支部书记座谈,讲这个道理:靠每人一亩几分地种粮食,怎么能翻身?非调整结构不可,农村要有一部分劳力来办工业。我还想办法找银行贷点款扶植他们,一片片地动起来。

  田炳信:那时候乡镇企业就是小锯木厂、加工厂……

  吴健民:也有引外商来料加工、来件装配,还有补偿贸易的企业,这些工作获得了省委的好评。恰好这时开始传出要在靠近港澳边境的地方办外贸加工基地的消息,但我没想到省委已在考虑我的调动,并派常委、省农办主任薛光军向我征求意见。

  薛光军将中央经过调查研究,建议将宝安、珠海改为广东省的省辖市,作为边防城市进行外贸基地建设等详细告诉我,并说:“熟悉你的人都推荐你去当珠海市第一任市委书记,不知你的意见怎样?”我说:“这事我也听说了,在边境建立开放城市,任务重,全是新事物,我怕不一定干得了。”

  薛光军开解我说:“省委让我征求你的意见,不是马上就定。我看你在省计委的职务仍可挂着,下去干两年看看。如果不愿意继续干,那就给人家开个头,两年后仍回省里来嘛。”我说我不是在讨价还价,主要是这事来得突然,至少也要同家里商量一下。回家跟老伴一说,她便感触地说:“真是好牵承(关照提携之意———潮语)啊,都因为你这头牛好驶。土改没日没夜蹲在农村,累死了有谁管?整队来了,说是‘地主思想’,往死里整。‘包产到船’责任制,这个罪有多大?你一个人下放农村当社员,全家都跟你到英德去受苦……”

  田炳信:那是哪年的事?

  吴健民:是1959年。1958年我带一个专家组到越南去做《越南北方发展水产业总体规划》,得到好评,后来还获得胡志明主席接见。1958年年底回国,不久就碰上反右倾政治运动,我那个“包产到船”的责任制主张被列为“复辟资本主义”的罪状。

  田炳信:是不是你刚从国外回来就冒冒失失地提出了“包产到船”这个主张?

  吴健民:这个主张是我在1956年对全省各海洋渔港进行调查后提出来的,还写了文章出了书。1959年“反右”,我很快就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下放到农村。全家人都陪着我下放到英德。

  虽然我老伴对历次政治运动怀有怨气,但她毕竟也是个识大体、顾大局的老战士,最后还是同意我上珠海去拓荒。为了支持我的工作,她还毅然提前离休,跟我一起到珠海,打理家里的后勤工作。

  田炳信:在中央批示任命之前,你是叫出口加工区筹备小组组长吗?

  吴健民:当时广东省委对在宝安、珠海两地改制建立深圳、珠海两个省辖市早有统一意见并报中央,没有用筹备小组的名称,更没有出口加工区的叫法。在此之前的1978年4月,国家计委和外贸部根据国务院的要求,派人组成经济贸易考察组赴香港、澳门进行经济考察,并写出报告。报告的说法是,建议利用港澳的经济优势,选择宝安、珠海建成“出口贸易基地”。“出口特区”的名称是到1979年7月15日中央发出五十号文时才提出的。

  偷渡潮比走私更棘手

  田炳信:当时从广州去珠海要多长时间?

  吴健民:我从佛山去要过4条河渡,至少三个多小时。

  田炳信:你到珠海后情况怎样?

  吴健民:有关1979年时“特区内违法乱纪时有发生,特别是深圳和珠海一带有人和境外走私团伙勾结,走私猖獗……”的传言很盛,但事实上这只是局部问题,是以偏概全。实事求是地说,走私问题并不是当年我调入珠海后碰到的第一个困难,我碰到的第一个困难,是成群结队的人趁着夜晚从珠海偷渡过澳门所造成的边境不稳定。这些偷渡者都是农民,有珠海本地的,也有珠三角各县的。珠海三灶这个地方,仅1979年3月至6月,就淹死了22名偷渡者。就在这个紧急时刻,习仲勋、寇庆延、黄荣海等同志到珠海召开了一次珠三角反偷渡工作会议。当时有个别同志在会上说,偷渡的人都是向往资本主义,属于政治问题。我向这几位领导同志解释说,这是由于我们发展农村经济的工作没有做好,农民生活太苦,加上农村分配不公造成的,他们对比自己在澳门的亲戚、同乡悬殊太大,才会铤而走险越境偷渡,这完全是经济问题。

  我的意见得到了习仲勋等老领导的支持,会后,珠海市委常委统一了认识,请示省委批准恢复边境小额贸易,允许边境公社、大队所产的特殊作物、产品(如鲜花、药材、水果、鱼虾等)可以凭证件直运澳门、香港卖出,以增加收入。加上后来积极引进办“三来一补”加工企业,村村办工业,逐步促进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珠海农村的面貌确实焕然一新,边境也趋于稳定。1982年,中央发出指示说,珠海在这方面做得很有成绩。

  田炳信:偷渡的人数很快降下来了?

  吴健民:珠海本地的外逃几乎停下来了,但其他县、市还有。比方珠海的湾仔,在恢复小额贸易后,2.5公斤的大虾在澳门可换回一桶(180公斤)柴油,单鲜花一项8个月即收入52.3万港元,珠海农村的经济大转机,偷渡出去的人又逐渐从少量到成批成批地回来了。因为那些偷渡去澳门的农民,在澳门没有合法居留身份,很受歧视,干的是最脏、最累的活,报酬都很低,平时也不敢公开露面。

  田炳信:资料上说,那次偷渡潮比1962年的规模还要大好几倍,究竟是什么原因?

  吴健民:大规模偷渡的人不是来自珠海本身,多数是来自周围各县。我记得珠三角一些县公社以下的干部作风不正,捞私利,对社员分配不公,引起了广大社员的反感。加上1979年前后社会上流传着一个被歪曲了的信息:说公安放宽政策,要发放大量的农民出境申请表。我记得珠海市民1979年上半年通过正当渠道填表申请去港澳的达1.5万人。珠江三角洲与珠海邻近几个县据说一下子就发出了4万多份出境申请表,但批准出境定居毕竟要经过好多次调查,能获得批准的只属少数,那些未获批准的人就组织起外逃的高潮了。当时中山县参与偷渡的人较多,番禺也有,顺德经济发展得较好,偷渡的人就少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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