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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高院院长张立勇: 公正要老百姓说了算

2013年06月13日 10:29 来源: 时代周报 【字体:

  近年来,河南高院率先开展了一系列推进司法公开、司法民主的探索实践,如错案警示日、错案责任终身追究制、法官村长、裁判文书上网等,甚至开展微博讨薪,特别是最近公布的长期羁押案件专项清理活动,无罪释放多人,引发舆论的高度关注。

  事实上,上述一切都与院长张立勇的决策、力行密不可分。他因此被媒体称为“不按法律出牌的高院院长”。

  他认真,秘书起草的文件,他读后甚至连标点符号都要修改;他亲民,几年前为赵作海深深一躬征服了舆论,有人甚至在河南高院门口向访民兜售他的手机号码,张立勇得知后,不改号码,每每收到访民短信后转发给职能机构处理。

  日前,本报记者专访了张立勇。关于河南高院的一系列改革与实践,他有自己的说法。

  “面对压力,我们勇于担责,没有畏缩”

  时代周报:从2010年的赵作海案到今年的李怀亮案,从“死人复活”的倒逼到主动无罪推定、疑罪从无,河南法院系统司法理念与实践的改革震动全国。你本人对河南高院的司法改革肯定是起了非常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能否介绍一些案例和细节?

  张立勇:赵作海案件对我触动太深,可能是我做院长碰到的第一个这样的案件。人家被无辜关了11年,搞得人家妻离子散,四个孩子都没有上学,非常的悲惨。(案卷)除了(赵作海的)名字是真的,证实他犯罪的所有证据全都是不可靠的。省院复核的时候,没有到犯罪现场查看,这是我们法官的失职。

  面对错误,我们勇于担责,我们没有畏缩。接着我们以赵作海案为摹本,不断地强化刑事审判法官疑罪从无、无罪推定、打击犯罪保障人权并重的理念,清理所谓判也判不了、放也放不了的长期羁押案件,一个一个进行评查,形成一种纠错的氛围,慢慢地形成了一种机制,解决了一批多年解决不了的问题。

  时代周报:个案的解决对促进整个司法环境的转变,起到了多大的作用?

  张立勇:从赵作海到李怀亮,尽管只有三四年的时间,但是我觉得对中国法治进程还是带有标志性的意义。

  赵作海案件,那是明摆着的(死人复活),你再不宣告无罪能扛多长时间?如果是李怀亮的案子放在赵作海案的时候,当时可能还有顾虑。但是经过这几年走过来以后,在既没有真凶出现,又没有亡者归来的情况下,我们宣告无罪,说明我们中国已经具备了坚持疑罪从无、无罪推定的条件了。这也与新的刑事诉讼法正式出台有关系,第一次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到总则里面,而以前尊重保障人权只是宪法原则。

  李怀亮案也不完全是孤立的,好像李怀亮这件事发生在河南,就完全跟我们河南有关系,它肯定是酝酿了很长时间了,到了这样的时候,到了这样一个阶段。

  时代周报: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原则对目前的司法实践有哪些现实意义?

  张立勇:疑罪从轻的原则,其实是保护了犯罪分子。赵作海案件当时应该宣告无罪的,但是按照疑罪从轻的原则,就给他判了死缓。真正的杀人犯没事了,安安稳稳地活了11年,但是那个死者的父母,整天找他儿子,为找他儿子沿街乞讨11年,走遍了中国30个省。你说我们这叫打击犯罪吗?这叫保护人民吗?结果对赵作海一宣告无罪,两个真凶像兔子一样坐不住了,跑了,真凶也就暴露了。

  “司法公正的阻力主要来自内部”

  时代周报:推行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原则有哪些阻力?

  张立勇:多少年来有些法官已经习惯于有罪推定,疑罪从轻。法官判案子,一开庭就是“带上来”,以为带上来的人就是犯罪分子啊?开庭的时候他就认为被告人是有罪的。从理念上和意识上,是阶级斗争的观念在起作用,阶级斗争的余毒;第二方面,稳定压倒一切。为了社会稳定,在证据不确实充分的情况下,可以牺牲某一个个人的自由。先把他关起来,先把受害人稳下来,别出事儿,如果不是(犯罪分子),过一段时间,再赔点钱。你凭什么先把一个无确凿犯罪证据而本应是无辜的公民关起来?是不是这个理念(有问题)?

  时代周报:我们媒体接触到很多案件都受到过法院系统以外的压力,你对这个怎么看?

  张立勇:(就具体案件)首先我个人没有受到过省委或政法委影响过。即便领导过问,也是为了让我们公正。

  司法公正的阻力主要还是来自法院系统内部,而不是外部。比如说,公诉人和法官由于业务关系比较熟悉,可能存在碍于情面的问题,但我觉得关系案金钱案人情案的问题更可怕。

  所以我们这几年抓党风廉政建设的力度非常大,每年的正月初七都会开廉政建设会议,已经六年了,天天讲这个党风廉政建设,天天搞责任追究,一定要给法官头上悬一把剑,让法官不敢胆大妄为,不敢枉法裁判,让他一这样做就要断送整个职业生涯。

  河南受到纪律处分的法官近几年在全国最多,纪律处分法官的量最多时达到全国当年的1/5。我们对违法乱纪不护短、不掩盖、零容忍。我觉得这是对更多法官的保护。

  “民主与专业性并不矛盾”

  时代周报:你当高院院长以前是行政部门的领导,行政官员的经历对你从事司法领导工作有哪些经验和帮助?

  张立勇:肯定有帮助,因为我一直在基层搞党政工作,当区委书记、市长、市委书记,整天跟老百姓在一起,我跟一直在法院系统工作的法官还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很多法官只是从学校学法律,然后进入法院,一直在这个系统里面工作。

  因为我一直在基层,跟老百姓在一起,我肯定是掌握社情、民意、国情、民情,这方面肯定比一直在法院工作的法官要有更多的一些有利条件。

  我觉得以前有一些法官受西方的理念影响,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理念:高高在上,居高临下。我说的就是正确的,你只有听的份,我说一就是一,我说二就是二,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盛气凌人。我是按照自由心证,错了也不能改,不能追究我的责任。有错也不能纠,如果纠错会影响我的权威,法官是有赦免权的,法官的职位是不能动摇的,不到什么时候不能免去法官的职位。前些年照搬西方的法官文化、法院文化,使我们的法院、法官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很多理念背离常识、常规、常情。

  比如说郑州管城区法院办理的保姆盗窃手机案件,偷盗了一个手机被判了十年有期徒刑,这完全是违背常识、常规、常理的。保姆怎么知道这个手机值6.8万元?我们用的手机,比如说是iPhone5,也就几千元,保姆用的手机是山寨机,几百元,她怎么会知道这个手机值6.8万呢?我们的法官(按照法条最低规定)判了十年有期徒刑。到现在有的法官还不理解原判的错误,但是他不了解社会,不了解民情,违背常规、常识、常理。比如说天价过路费案,道理是一样的。

  时代周报:在司法民主和专业性方面,你可能更倾向于民主?

  张立勇:作为法院来讲,我们经常说一个是依法办事、办案,再者我们要为社会弱势群体主持公道、伸张正义,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底线,一个原则。

  包括我们为农民工讨薪。你说那些农民工,举证举不出来,他们当时完全是被动的,老板说给我活干,有什么合同?有合同也是一个标准的制式合同,都是听人家的,他根本没有和人家平等的地位,他现在拖欠工资,老板说合同这样规定的,这行吗?我就开会说,我说这个楼是农民工把它建起来的,这就是证据,这条路是农民工把它修起来的,这就是证据,以这个作为基础证据来判。

  这是我们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体系下的人民法官,必须坚持的原则,这是跟西方的法官不同的地方。西方的法官不管,严格按照谁主张谁举证,优势证据就判你赢,你的证据处于劣势就判你输,根本不考虑当事人的举证能力。

  时代周报:但是这两年司法的职业化和大众化有一些争论,你怎么看待这个争论?

  张立勇: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并不矛盾的,完全可以结合在一起。

  法官一定要职业化,职业化解决什么问题?职业化解决的是前些年因法律人才短缺把一些没有法律专业知识的人调进法院当法官的问题,这样的情况影响了公正司法,不懂法律判案不出错才怪。

  大众化,是说我们法院判案,要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要注意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要尊重群众、依靠群众、倾听民声民意,不仅考虑法律效果,也要考虑社会效果。你不能违背人民群众的意愿,要以人民群众满意为根本标准。

  不要说老百姓的话都不公正,都是偏颇的。有个别人的声音大没有什么生命力,发一段时间就没人理了,最后占到主导地位的,肯定是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声音才能坚持下来。

  时代周报:在司法民主方面,前几年河南推行了陪审团制,有什么样的进展?

  张立勇:我学习考察了英美法系的陪审团之路,另外跟台湾交流,再结合人民陪审员制度实行中存在的不足,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来的。

  我觉得这个办法可以解决我们违背常规、常识、常理的问题。比如说保姆盗手机案,如果法官判这个保姆十年有期徒刑,陪审团肯定反对。

  我们以前为什么推行陪审团有一些阻力,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忽视了人民陪审员制度和人民陪审团制度这两个制度的衔接,我认为这两个完全可以融合在一起。国家法律明确规定人民陪审员的学历,现在最高法院已经意识到原来的陪审员光讲学历是不够的,只规定了陪审员参审比例,结果使一些人变成了驻庭法官、编外法官了。

  完全可以在人民陪审员这个国家法律规定的框架里面试行人民陪审团的机制。我们把人民陪审员的数量进一步扩大,让更多的普通群众参与。

  “公正,就是要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到”

  时代周报:河南法院系统最早推行裁判文书上网,现在最高院也要推行。你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经验和预期?

  张立勇:裁判文书是我抓的第一个事情。我当时有一个观点,为什么老百姓有时对你的司法审判不服?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法官认为自己是公正的,为什么老百姓还不承认你的公正性?就是你没有把你自己认为的这种公正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你没有公开。

  对于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的问题,我们通过裁判文书上网,实现了一种倒逼机制,你想枉私裁判,或者是掺杂自己的私情,徇情枉法,我把你的裁判文书公开,你敢不敢公开?你怎么盖也盖不住,掩也掩不住。有一些人为了不公开(文书),就找主管领导,我们就限制主管领导批准,并将上网情况记入考评范围。

  时代周报:是不是文书公开前要求双方当事人的同意?如果双方不同意呢?

  张立勇:我们是这样的,裁判文书原则上是以公开为常态,以不公开为个例,为少数。我们定的原则是涉及到国家机密的,涉及到个人的隐私,涉及到少年审判的、未成年人的,依法不公开。还有个人强烈要求的,有充足理由的,不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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