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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街会客厅》专访国务院参事、著名经济学家夏斌

 夏斌

国务院参事、著名经济学家夏斌做客《金融街会客厅》


  【本期导读】2014年,中国经济发展来到关键“拐点”,中国经济已走过了高速发展期,面临一个长期的经济下行调整阶段,而被高增长掩盖了的诸多矛盾也一一显现。改革进入深水区,每项任务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但是改革的决心是坚定的,方向也是明确的。在这个关键时点上,我们是否真正找出了问题的所在?真正摸准了改革的脉络?本期金融界网站邀请国务院参事、著名经济学家夏斌做客《金融街(行情,问诊)会客厅》,为我们分析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重点和改革难点,纵论中国经济诸多问题。

  【嘉宾简介】夏斌,国务院参事,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原所长。历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应用理论研究室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国内金融研究室主任、中国证监会交易部主任兼信息部主任、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中国人民银行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司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政策、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和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有关学术论文曾获中国孙冶方经济学奖,并多次获中国金融学会全国优秀论文奖。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

  第一节  夏斌:财政“大窟窿”隐现改革任务比金融更急迫

  金融界:各位好,欢迎走进《金融街会客厅》。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的是国务院参事、著名经济学家夏斌老师。非常欢迎您,夏老师。我们看到您的任职中有国务院参事一职,您曾经说过参事和经济政策研究工作应“想总理所想、急总理所急”,我们也看到政府在多个领域进行了改革,但事情总是有轻重缓急,您觉得现在急务和要务集中在哪些方面?

  夏斌:从我个人的认识角度出发,我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写过一篇《中国经济改革:逻辑与行动框架》一文,就中国目前转轨阶段的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从经济学逻辑分析角度讲了理顺这些问题应包括哪些改革内容。在这个中间,我当时归纳了“两个核心、四项重大改革”,就是通过两个核心的改革来推动四大重点的改革。

  哪两大核心?第一个是缩小收入差距的改革。缩小收入差距的改革,包括城乡差距和城市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从宏观经济角度说,缩小收入差距的改革意义,是从需求方推动经济增长,当然它的社会意义、政治意义是社会公平和稳定。第二项核心改革,是要素价格改革。这是从供给方来理顺我们的经济运行,要素价格的改革内容较多,包括水电油气、矿藏,包括人们常说的汇率、利率等要素价格。我们多年来经济发展出现了很多问题,包括产能过剩问题等,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是低成本、不讲环境成本,各种各样的要素价格没有市场化,所以助长了一些企业特别是国企的大批重复建设。

  这两项核心改革如果能做好,必然会推动四大重点改革。也就是国民经济运行中间必须要解决的四大问题。哪四个问题?

  第一,是土地制度改革。现在城乡差距中最大的差距不是现金收入,而是财产收入。农民工出来打工多了,工资现金收入也在提高。但是随着工业化的进程,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土地在涨价过程中间,土地增值的收益绝大多数没有被农民拿走。这十年来,全国平均征地拆迁等两项补助,农民只拿到37%,有的省份更低,在百分之几左右。所以第一项土地制度的改革,指的是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中土地涨价那份收益要尽可能还给农民。当然如果要彻底的还,现在还不现实。因为当前的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关系没有理顺,如果要求一次性解决,地方债务问题会变得更大、更不可收拾,所以这是一个逐步的过程。

  第二,社会保障的改革。要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解决城乡居民消费不足的问题,就需要进行社会保障改革。社会保障的改革是指医疗、养老、教育等这些问题。

  第三,财政改革。财政改革我认为是新一轮改革中最重大的改革,最基础的改革,是一道过不去的“坎”,从某种意义上说比金融改革更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前面说的两大重点改革,土地制度改革意味着地方财政收入在减少,医疗养老方面的社保改革意味着财政支出要增加;第三,中国目前经济正在下行,其中财政收入必然在下行,再也不可能是过去的两位数字增长了,现在才百分之几。在这样的情况下,财政收入又在减少;第四,多年积累的地方融资平台风险,我相信这里面有很多债务是能够处理好的,但是有小部分债务最后肯定要中央财政拿钱。所以,经济增速下来,财政收入在减少;处理以前的风险,财政要多拿钱,社保改革又要多拿钱,加上土地改革财政收入又减少,几个方面一合力,中央财政再过几年不是一个财政赤字多一点点,少一点点的问题。我认为,只要真正坚持深入改革,今后财政上必然会出现一个大窟窿。怎么办?这就要求中国的财税体制必须改革,必须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力与事权关系。

  第四,财政改革改到最后,在逻辑上必然要求国退民进的改革。因为很多深水区的改革要有财力的支持,而现财政范围内的财力已远远不够干这么多事。因此,我们应该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间,瞄准2020年甚至2030年的时间点,在中美博弈、中国与各国博弈中间,对关键领域、重要行业保持相对与绝对控股的前提下,把多余的股份卖掉,腾换一部分财力。就是说我们国企改革的原则,首先原则应该是配合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一战略目标,实施有进有退的战略布局,然后在这前提下再去强调做强做大。

  金融界:我觉得您提出的两个核心四个重点非常关键,也是非常迫切的。

  夏斌:实际上现在有些改革已经在这么做。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15个领域60条,涉及到经济工作的有200多项内容,我估计中央有关部门已经在布置落实了,有些内容也在我上述谈到的内容里面了,当然作为工作部署,会分得更细。但从经济学逻辑来说,我认为要理顺中国经济关系,这些问题是主要的,也是躲不过去的,我这里强调的是这些问题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内在逻辑。

  第二节  夏斌:中国经济增长压力很大 不改革死路一条

  金融界:2014年被称为“改革元年”,上半年我们也看到中央以及管理层推进的决心和态度一直是非常明确和深入。您觉得改革元年的意义是什么?您一直强调应以历史观出发去看待当前的形势。那您觉得本次的改革与您之前提到的85、86的经改,92年的国企改革,主要改革的特点是什么?难点和重点在哪里?

  夏斌:媒体提问题往往容易用“改革元年”这样时髦的词。其实如果说元年,小平领导的1978年改革何不是元年?那时因为刚开始改革,很难全面,往往是单向的、很具体的,比如说刚开始的农村联产承包制改革,非常清楚。然后开始了农村的其他改革,例如乡镇企业等改革。1985年开始城市全面改革,那时候赵紫阳当总理,搞了很多城市改革的方案,《人民日报》专门写了社论。城市改革要求的面是很宽的,包括金融、财税、国企改革、物资系统改革,那时候叫物资系统不叫物流,方方面面涉及到很多。其中金融改革也很热闹,开拓金融市场,搞银行同业拆借,和现在比,当然那个时候水平层次很低,说给现在人听的话,你们会感觉是笑话,但这就是中国历史。现在的全国银行同业拆借市场在上海,统一的市场通过电脑把全国银行都可以连起来,但在当时,全国有几百家同业拆借市场,像菜市场一样,各地市场的市场利率还都不一样。这也是中国曾经的存在,是客观现实。当时金融改革还有很多内容,国企改革也有很多内容,包括承包制、股份制等各种改革。

  现在为什么说是改革的元年?我理解它的含义,就是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方方面面都在改,改到最后,一些最艰难的,最难攻坚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而这些问题又是互相因果关系,互相渗透,在这个结骨眼上,改革确实进入了深水区,被各种利益集团干扰,确实很难。现在的改革是更加综合的、是涉及更多关键领域的,必须要有顶层的通盘安排才能往前推,单个领域已经推不动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的重要性越来越大,需要有新的开始。而且,前十年、二十年,我们一边在改革,尽管压力大,但是我们的经济增长一边还在往上走,特别是本世纪初加入WTO以后,跟着美国2001年的宽松货币政策(是错误的货币政策)而创造的全球经济繁荣之机,我们正好踩上了这个节拍,从2003年开始一路出现两位数的高增长,所以很多问题在高增长中都掩盖了。现在是美国危机了,全球需求长期萎缩了,我们出现了现在讲的“三期叠加”情况,增速下来后,发展要换挡,结构要调整,过去的风险也慢慢暴露了,因此改革就更加迫切,更加绕不过去了。前国务院领导说,中国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所谓不可持续,就是再不改中国走不下去了,简单的追求增长速度的路子是走不下通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元年怎么强调也不过。从现在改革的重要性、迫切性以及中国经济增长的压力角度来说,不改革已是死路一条。

  第三节  夏斌:经济转型不成功是因为“市场出清”没完成

  金融界:我们目前要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投资拉动型转向集约型,但是看起来挺难的,而且近些年看起来成效也不是非常明显。您认为这是为什么?

  夏斌:确实如你刚刚说的,一是很难。二是投资毕竟是一个经济体中占很大的部分,是经济增长很大的推动力,也不能忽视。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认为第一,要容忍增长速度往下走。第二又要有底线。总理一再说我们要有底线思维,因为底线问题不仅是经济运行正常不正常的问题,而且涉及到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要确保社会的稳定,就业的稳定。

  但是现在在转型的关键时刻,已经多年积累的泡沫存在一定的破灭风险。速度下来以后,问题会水落石出。怎么处理好在以改革为动力推进转型的过程中间,泡沫破灭问题,这是关键问题。今年二月份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经济转型要坚持市场出清的原则》,里面提到为什么现在转型过程中会出现货币多、利率反而高这种教科书上无法解释的现象?通俗讲,原来铺开了那么多摊子,上了那么多项目,随着速度下来后,货币增速不可能不下来,尽管相对来说当前总体货币资金不是太紧,但是和过去几年相比,仍然增速是下来了。由于市场没出清,“8个瓶子7个盖”,就是8个项目7个资金,盖来盖去有个瓶子没有盖,资金到不了位。若按照市场原则处理,非常简单,打破一个瓶子,就好平衡了,就能够保持资金相对的供求平衡,但是现在如何打破这个瓶子?很难,僵尸企业不出清,不破产,所以出现了经济运行中的扭曲现象。因此,我们必须要看到,利率市场化不是简单的事,不是纯金融的事。

  第四节  夏斌:拉动经济增长要加快改革 中小城市户籍应尽快放开

  金融界:在这种青黄不接的情况下,经济增长不靠投资靠什么?

  夏斌:我认为在保持底线思维的前提下,还是要加快改革。要靠投资,但是要想尽办法把民营资本、民间资金引进来,做有利于提升中国长期增长动力的投资,比如第三产业的投资,服务经济的投资等。要做好这方面投资,就要靠改革,要简政放权,要按市场化原则改革方方面面领域。现在中央考虑到地方政府债务的问题,或者国企债务的问题,开放80个大项目引民营资金进来,方向绝对正确,问题是怎么落实?民营资本愿不愿意进?为什么?价格机制是否理顺,能确保投资赚钱?民营资本它以什么样的程度进?进了以后怎么参与治理而不被排挤?这些是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如果解决好了,民营资本自然会愿意进来。

  又比如说扩大就业中的投资。同样拿钱进行投资,人力资本的投资能不能加快一些?我曾经在年初提出过,现在一方面是就业压力,另一方面是结构性的劳动力供不应求。比如月薪能拿到一万块钱的蓝领岗位供不应求,而高等院校前几年拼命扩招,但专业设置不能适应市场需求,造成了现在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

  金融界:毕业即失业。

  夏斌:对,产生了毕业即失业的现象。因此财政能不能紧急拿出一些钱,不用很多,赶紧让这些毕业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重新再读一年书,政府免费供他读,但是要求他们重新选择职业,选择保证有就业的位子,走职业性很强的蓝领技术工的道路,而不要再去鼓励都去挤国际贸易、国际金融那种较虚的岗位,因为那些岗位已经饱满了。

  还有城镇化问题。城镇化是一个大系统工程,而且是一个历史工程,是制度改革的过程和结果。但是在现在这个结骨眼上,同样是财政拿钱搞投资,能不能尽快在中小城市明确宣布取消户籍制度?特大城市、大城市的政策难办,可以慢慢来。中小城市要赶紧取消。取消,意味着财政要拿出一点钱,解决医疗、教育、养老问题,要享受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有一些三四线城市人口聚集以后,对服务经济、房地产的发展都会提供发展空间。当然这会对地方财政形成压力,但就会把矛盾提前暴露,逼着去解决中央和地方财政的关系。怎么解决转移支付问题,是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还是省里转移支付?这可以倒逼财税改革加快。如果不暴露这些矛盾,要财政自觉搞顶层设计方案,而且设计得很精确,我看很难。

  总体说来,稳增长中保持改革的方向坚决不变,考虑到底线问题,不要出大乱子,包括房市泡沫破灭,不是说完全排除一切微小的刺激,网上说“微刺激”,当然这也不是政府的语言。比如,降存款准备金,是不是要全部降?降多少?由于结构没有理顺,降了以后这个钱又到了不该去的地方去,怎么办?因此,能不能改用定向支持?在经济发展速度下来后,特别要当心,政府不该做的事不做,去做不该做的。要好好研究定向的、结构性的财政政策和结构性的金融政策。

  第五节  夏斌:央行如果简单购买不良债权将面临很大风险

  金融界:有经济学家提出,应该由央行实行一次类型于美国的QE1。央行收购资产的范围限制在2008年以来经济维稳相关的不良债权,才能够实现这种出清,您怎么看?

  夏斌:这个问题可以研究,而且是要去认真的、仔细的研究。不能简单就把银行不良债权出清。如果其他改革不到位,收了旧的不良资产后又会产生新的,风险很大。对于地方政府的不良资产来说,第一,央行买谁的?是哪些政府或那些平台的?第二,买单以后这些卖出机构怎么改革?如果不改革还照样,那绝对不能买。如果央行要花钱,绝对要买新机制。这几年地方政府积累的18万亿存量债务,首先要拿出明确的总体的解决方案。正因为现在拿不出来,这也是导致投资人现在对股市信心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什么信心上不去?因为他对未来看不清楚。

  金融界:没信心。

  夏斌:对。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明确的态度,买可以,但是买完以后如何保证被卖出的单位再也不出事,换个新机制。前一阵子我听说要成立地方资产管理公司,这样,跟我们原来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一样就能够处理好多问题了。我说不要太天真了。当初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成立的背景,是2003年刚开始这一轮经济的繁荣增长。在那样的背景下,收购不良资产以后资产管理公司是赚钱了。但这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那段历史,是全球需求繁荣的那段历史。而在今后看得见的五年、十年内,这种繁荣现象不会再出现了。现在是美国危机之后全球需求在萎缩的历史时期,要准备好买不良资产后的损失,会比上一次不良资产处置中的损失会更大。

  第六节  夏斌:实体经济太弱金融创新不能自娱自乐

  金融界:有人说,中国经济现在的问题是实体经济太弱了,金融方面太强了,您认同吗?

  夏斌:讲实体经济太弱了,可能是指经济增长速度下来后,因为市场没有出清,大家都缺钱,发展不容易,机制体制又不顺,产生利润的空间小了。同时,表现出求银行贷款。但是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是必然的现象,是正在调整的过程,否则速度怎么下来呢?或者说速度下来是结果,因为出口“没有了”,投资不能维持高增长,消费一下子不能很高,速度必然下来。过去那么大投入,那么大产能,现在必然表现为企业利润和效益相对过去低了。

  金融太强是两个方面。金融是为经济服务,金融不能自娱自乐,应该是基于经济、服务于经济,这样中国目前阶段的经济才能发展好。因此,金融太强的表现,第一,指的是货币供应、资产总规模膨胀太快,这是多年的长期结果,也和我们过去的增长方式都有关。第二,表现为金融创新中的很多产品很活跃,杠杆很强,转动很快,相对于企业来说更能赚钱。老百姓、企业家都很清楚,做实体经济辛辛苦苦一年可能赚一千万,但在股市上、理财市场上或者在其他的投资领域,因为货币周转快,杠杆率高,所以赚钱很快。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到,现阶段的中国金融仍是转轨金融,一定要服务于经济。特别是在宏观难以调控的情况下,创新金融产品要考虑到杠杆不断放大的负面作用。改革创新的最终目标是金融市场化,但当前在整个社会总体的信用杠杆、社会融资总量都难以控制、有的还配之以行政手段调控、结构调控的情况下,有些创新产品杠杆率太高,合适不合适?金融监管部门和市场都要清楚,不是说这个创新产品方向不对,而是明天肯定或应该是这样的,但今天应不应该这样?创新要考虑的不是产品个体本身是否符合市场化原则,而是要考虑到总体宏观调控的能力需要,这一点对投身金融改革创新的每个人来说都应该清楚。

  创新必须符合当前环境的调控需要,监管能力的范围。创新并不是说“明天”会实现的“今天”就一定要实现。对于这一点,我仍然坚持我在26年前1988年写的《中国金融市场十年总结》一文中的观点,当时在总结1978年至1988年的10年金融市场。我提出了改革者的口号是什么?“不是应该干什么,而是当前能干什么?”我举个例子,回忆中国金融改革史,前一段时间要创新可转让大额存单,有人把它吹得很高,什么重大创新,还有中期票据等。其实这两项业务早在80年代都有过,为什么后来都停掉了?就是因为当时走得早了,环境不成熟,对此,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了。因此,今天说实体经济太弱,金融太强,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实体经济改革太慢,金融改革有点超前了。当然,对于大家呼吁改革的心情、理想能理解,并且要小心保护。

  金融界:您是务实派。

  夏斌:无非就是实事求是。美国著名的产权经济学家科斯讲过,我们不要做“黑板经济学”,黑板经济学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我们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目的是要能解决中国现在实际问题,解决转轨中的困境和苦恼。

  第七节  夏斌:中国目前宏观经济风险的核心是房价问题

  金融界:请您谈一下房地产的看法还有未来的走势,您有什么看法?

  夏斌:昨天跟你们记者谈到我写的那本书,叫《危机中的中国思考》里提过,在2010年、2011年国内就房价高、房价低进行大争论的年头里,我一直在说,中国房市健康发展的方向应建立以消费品为主导的发展方向。政府调控房市的方向是建立长效制度,而不是调控房价。面对现实,短期无奈可以调房价,但长期绝不是。在2011年年底,我跟“金砖四国”的提出者吉姆奥尼尔在英国伦敦交流,同年底又和索罗斯在北京交流过一次,当时正在探讨中国经济增速往下走,社会舆论中不少人要央行放货币、托经济,我说,第一不能托,第二对于已形成的泡沫,我的想法是能不能让它慢慢破?出发点是为了保持社会经济的稳定。2011年底我的判断是,“中国房地产市场不整顿,中国经济早晚要出大事;整狠了马上出事。”

  当时吉姆奥尼尔说,你这个人看问题非常犀利。至于能不能让泡沫慢慢破?吉姆奥尼尔和索罗斯都说,要破就是一下子破掉,世界各国还没出现过我说的慢慢破的情况。但是泡沫一下子破,代价会很大,所以我说我们要想办法让它慢慢消化。我认为还是有可能的,因为和美国相比,中国经济潜在的增长还很高,在大国经济体中,我们的增长率还是绝对的老大。如果7.5%达不到,还能保持7%的增长。全球排名前五名的国家,不要说7%了,5%、6%都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做到。所以,我们应该是有条件把这个问题处理好的。当然,关键是要有合理的决策,这至关重要。

  金融界:那什么样的决策才能够避免房价断崖式的下跌?

  夏斌: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事。美国危机后,我们的出口很难;消费方面,近十几年来,我们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手段与政策,扩大内需、刺激消费、加强民生的工作。比如说,最典型的,中华民族的农民种地种了2600年,祖祖辈辈都知道种地要上税,到了前几年宣布种地不交税了。这些都是想尽办法扩大民生,刺激消费。但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居民消费占GDP比例,却从2000年的48.6%,一路下滑到2011年的33.8%,2012年的34%,这说明消费的提高很艰难。政府采取了这么多政策措施,但是消费率却在不停下降。出口艰难,消费也艰难,那么只能靠投资。但是,投资中制造业全面产能过剩,基础设施投资致使地方政府债务过重,由于改革没到位,尽管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的国家,资金很多,但又到不了基建投资中。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房地产再大降,经济增长速度就肯定达不到7%。所以在目前局势下,几年前我坚决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方向是以消费品为主导的方向,买房子是为了住不是为了卖,因此要坚决打击投机。我多少年来也一直提一个观点,对第一套房的首付,不允许商业银行竞争利率的高低,首付政策应该国家统一规定,贷款利率也应相对比较优惠。首付比例不允许银行竞争,可由国家规定20%或10%。出于长期考虑,出于风险控制,我们可以在谨慎原则下计算首付比例应该多少为合适。可以假设以中国未来经济十年、二十年仍是相对高增长为背景,比如说是6.5%或6%,可以计算一个白领家庭,两口大学毕业生,理论上就业没问题。通过经验数据测算,随着经济的增长,收入增长多少,如果十年房贷、二十年房贷,可以倒过来推算,第一年首付应该是多少。这样做不是为了调节当前的短期房价,而是确保长期没有风险又支持真正的刚性需求。如果按照我这样的思路,首付可能就很低很低了。因为只要中国经济在增长,大学生毕业有就业就能还钱,风险完全可以控制住。但我很遗憾,讲了多年,只看到最近中央银行放松了点政策,但也没真正到位。

  金融界:是否能够判定现在的房价已经进入下行趋势了?

  夏斌:实际上已经在下行,当然除特大城市,像上海、北京,这样的城市。我不太愿意就房价谈房价,房价到底怎么跌,哪个城市跌,我没有好好研究。但是我对房价和系统性风险问题、和金融稳定、社会稳定的关系研究比较有兴趣。当前,房市已到关键时刻,不是简单的“拐点”问题,形势很复杂、微妙。我只能说对此确实要冷静思考,千万不能盲目乐观,更不能麻木不仁,要抓紧前瞻性研究。对于处于积累多年的房市泡沫,又处经济增速正下行的中国经济的非常时期,必须有非常政策。政府要看到这一趋势与特征,要真正着手泡沫风险慢慢化解的对策。要切记,我们几十年改革中的主要教训,就是亡羊补牢。

  第八节  夏斌:外汇储备不要太多 想尽办法去置换各种资源

  金融界:很长一段时间内,房地产是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支柱。现在整个房地产的量价都在下行,您觉得接下来什么行业能够接过房地产大旗,引领中国经济发展?

  夏斌:房地产市场慢慢下行,价量、土地收入下行,这是必然的过程和趋势。首先不可能再维持中国经济两位数增长条件下某个行业投资领域那么高的水平。为什么房地产问题当前那么难解决?因为当时经济是两位数增长,2007年GDP增长14%多。现在只是7%左右的增长,减了一半,自然某个行业过去的投资与增速那么快,现在就比较麻烦了。

  第二,替代投资应该是多方面的。比如说人力资本投资、三产投资、服务经济投资、高科技投资、大型科学实验室的投资,还有医疗、养老等方面公共品的投资。另外,在投资往下走的时候,消费要赶紧扶植,包括前面提到的收入分配改革,社会保障改革,这一切都是培育提高消费的机制和动力。

  另外,在GDP和GNP关系上,要追求GNP。要加快对外投资,其实质也是提高公民福利待遇。我们有很多的外汇和人民币,应该尽早的进行双币对外投资,到非洲、拉美,甚至到欧洲,现在人民币在欧洲也非常受欢迎。我在危机以后的2009年跟国务院领导说,我们应抓紧对外的双币投资、双币贷款,让海外买中国的产品,买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因产能过剩、危机后难以出口的产品,同时用对方国的矿产、资源做担保,来推销我们的产品,同时消化我们这么多的货物。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有点不得力、滞后了。

  金融界:总理前段时间也提到过,我们庞大的储备是一个负担。

  夏斌:我在2006年给国务院写过报告,保持合理的外汇储备,七千多亿美元就可以了。其中当时也提出,要赶紧去世界上买黄金、买各种资源。

  金融界:现在是多少?

  夏斌:现在是快四万亿了。

  金融界:您觉得合理是多少?

  夏斌:当然整体经济规模在不断发展,一是我现在再也没有去测算,二是现在去测算意义已经不大了。当前重要的是,要赶紧想办法,不要保留这么多外汇,赶紧出去加快投资,买技术、买资源,买瞄准到2030年左右中国进入第一大经济体时可能紧缺的一切资源。这项工作在世界上是很敏感的事,一定要早规划,操作中要讲计谋,讲策略。我曾强调过,有些事一定不必去公开讨论。

(责任编辑:何俊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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