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通货膨胀与经济萧条共存是为反危机政策买单

2015-01-23 13:17:00 来源:金融界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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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  刘伟

    「本期导读」2014下半年,“新常态”这个词在中国突然走红。几乎一夜之间,行行都有新常态、人人争谈新常态。新一代决策层以“新常态”定义当下的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并通过“新常态”透视中国宏观政策未来的选择,绝非“一时兴起”。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新常态”?新在哪儿?常在哪儿?背后的深刻动因是什么?新常态下的经济失衡有多严重?和西方的“滞胀”一样吗?2015年宏观政策如何制定才能保证经济稳定增长?《金融街(行情,问诊)会客厅》特邀北京大学副校长、著名经济学家刘伟深度解读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底线。

  「本期嘉宾」刘伟,北京大学副校长、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经济学界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四小龙”(又称“京城四少”)之一。主要研究领域: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理论发展经济学中的产业结构转变、转型中的经济产权问题。曾两次获得“孙冶方经济学著作奖”。

  「片花」从2010年第三季度开始,经济增速一路下行,2014年各方面数据也显示经济低迷的状况仍在持续。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新特征。面对种种变化,不能不让人担忧:增长速度下滑,是不是意味着滑坡和退步?潜藏的风险会不会爆发,能应对得了吗?已经高速发展30多年了,中国经济未来还有机会吗?

  金融界: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刘伟:总的说来,经济失衡是经济增长主要的宏观问题,是总量的问题,一个总供给,一个总需求。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宏观经济的失衡概括的看,大体上可以分做这样的三个阶段。中间要细分,可能分的很细,大体上可以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改革开放初期,1978-1998年上半年,将近20年里,除了个别年份,在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特点是需求膨胀,经济短缺,供给不足。所带来的问题是通货膨胀,压力非常大。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三次大的通胀,以及相应的抢购风潮,每一次具体原因不同,第一次是1984年,当时原因是1984年秋天召开了十二届三中全会,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决定全面开展经济体制改革,改革从农村向城市转移,这时候市民担心物价上涨去抢购,大概到1985年春节。那次抢购的实质是居民用手持现金和政府拼商业库存。那次通货膨胀率达到9%以上,时间不长,振动很大。

  第二次是1988年的夏秋之际,中央决定价格改革,这时候老百姓担心物价上涨去抢购,1988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18%以上,迫使中央出来宣布,价格闯关失败,停止价格闯关,慢慢的平息下去了。

  第三次是1994年。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和十四大的召开等一系列的利好消息掀起了一个投资热潮,就是需求膨胀,经过1993、1994年传导到物价上,1994年中国物价指数达到24.1%,“存款利率+存款保值利率”达到25%,非常高。

  这三次大的通胀,每一次具体的原因都不一样,但是根本原因就是一个,那是一个短缺的年代,是一个需求大于供给的年代,整个社会对通货膨胀的担心程度,预期值非常高,稍有风吹草动,人们就去抢购,形成通胀。因此,中国的宏观政策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从“六五”一直到“九五”,我们始终宏观经济紧缩,紧缩财政,紧缩货币,目的是把需求控制住,防止严重的通货膨胀。

  第二个阶段,从1998年5月份,一直到2010年10月份,这十几年,也是除了个别年份,像2003-2007年,结构矛盾比较突出,大部分时间中国宏观经济的特点是需求疲软。首先是内需不足,1998年中国工业消费品的产能过剩问题就已经很严重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工业投资品的产能过剩也已经相当突出,包括钢材、铝材、水泥、铜、有色,一系列的东西,过去都很紧缺,价格很高。从2008年以后,产能过剩的矛盾日益复出水面。在需求疲软的时候,如果有出口支撑还可以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是恰恰在这个时间里,中国经济前后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爆发,1998年下半年传导到中国,当时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对世界有一个庄严的承诺,叫做人民币不贬值,这样把我们海外的市场大量的让出,其他卷入金融危机的国家,包括日本当时它的货币大幅度贬值,在甩卖,所以我们出口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内需不足,产能过剩,出口受挫,三大因素合在一起,导致1999--2001年,中国连续三年物价是负的,当时中国告别通胀,进入通缩,失业率非常高,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官方公布的数据3600多万,1/3的乡镇企业倒闭,大量的农民工,1998年5月份开始提前返乡,找不到工作。这样迫使我们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放弃了20多年的紧缩政策,开始扩大内需,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保增长,稳定就业。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二战之后,全球经济周期多次波动,但是还没有一次导致全球负增长,而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2009年全球战后首次负增长。所以,中国的出口受到很大的影响,危机之前,中国每一年出口22%左右,危机之后,2009年出口需求的增长将近—17%,环比下降了将近40%,2008年第一季度到2009年第一季度,连着五个季度,15个月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直线下降,2007年经济增长14.2%,2008年第一季度掉到10.6%,第二季度10.1%,第三季度9%,第四季度跌破8%,2009年第一季度跌到6.2%,非常令人担心,这种情况下,迫使我们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和货币双扩张,全面扩张,2009年四万亿财政扩张计划,十万亿信贷保增长,这个措施一直到2010年10月,我们对外宣称中国政府从反危机的政策率先退出。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面,中国宏观经济的主要威胁,失衡方面的主要矛盾和前20年刚好相反,不是需求膨胀,是需求不足,尤其内需疲软,所以我们相应的政策是扩大内需为基调。

  从2010年10月到现在,是宏观经济失衡的第三阶段,这个阶段的新特点是既有通货膨胀,又有经济下行。这种情况实际上类似于上世纪60年代末,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所谓“滞胀”,这是我们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一种新失衡,新特点。

  改革开放前两个阶段的失衡,经济箫条和通货膨胀,它们都是在不同时期分别出现的,第一阶段主要通胀,第二阶段主要是增长乏力,经济下行。而我们现在这个阶段的的问题是,这两个过去分别出现的失衡在经济当中同时发生了。如果这两个问题同时出现,传统意义上的宏观需求管理的政策是没有效果的。宏观政策既不敢扩张,也不敢紧缩。如果全面扩张,固然有利于遏制经济衰退,但是会使通货膨胀加剧。反过来,如果全面紧缩,有利于遏制通胀,但是会加剧经济衰退,何去何从?很难选择。

  金融界:新常态下,中国的“滞胀”和发达国家相比,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会出现滞胀的问题?

  刘伟:滞胀的问题,发达国家到今天也没有解决。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些代价累计起来构成2008年的金融危机。

  中国作为上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有了它的特殊性。首先从数据看通胀,其实我们的通胀水平并不高,2011、2012年通货膨胀率都在3%以下。据测算,2014年的通货膨胀率估计就是2%,有些月份已经2%以下了,可以说面临进入通缩的警戒线危险,这样国家重点就应该防通缩了。但是,为什么我们特别担心通胀的压力,不敢放松?因为这次通胀背后的成因和过去不同,非常复杂。

  过去通货膨胀的原因主要是需求拉上,经济短缺。这次我们也有需求拉上的原因,但主要是反危机,因为政策形成的强有力的需求刺激之后的滞后性,我们为了反危机,流通当中刺激需求注入了大量的货币。所以,根据统计显示,第三季度末流通中的货币存量(M2)接近120万亿,GDP如果61万亿,这个比例非常高。这些钱可以促成需求,活跃市场,拉动经济增长,但是另一方面经过一段时间会传导到物价上,这个传导正常国家像欧美是6个月到18个月,中国危机前的数据,大概7个月到24个月。但是,危机的时候这个时间差会拉长。

  但是,无论多长,早晚一天会冲出来。我们现在的尴尬就在这儿,大量的钱出去了,但是到流通当中真要花钱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钱,流动性不足。为什么呢?钱出去了之后高度套牢。货币供应量不小,但是货币流通速度起不来,经济不景气,交易不活跃,钱下去了是一潭死水,融通不动,所以真要花钱的时候,反而没有钱。央行也很苦恼,明明知道这些年出了很多钱,早晚有一天会冲到物价上,但是又得增发钱,这样面临的问题越大。这就是需求拉长的滞后性,我们现在一定程度上是为当时反危机的政策在买单,在支付代价。

  更重要的,我们担心新一轮的通胀还有成本推动的特点。“新常态”下国民经济成本大幅度上升,如果要素成本消耗不掉,只有进入价格。我们国家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增长速度中,经济规模扩张高于相应的效率提高。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测算结果,中国工业化实现程度大概相当于工业化国家目前的70%。我们预计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时候,实现工业化。现在还有五六年时间,我们现在基本走完了2/3。但是,相应的我们农业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工业化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平均水平的14%,工业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工业化国家现在平均水平的46%。这说明我们规模扩张、工业化进程的速度快于相应的劳动生产率的效率。速度快,规模扩张的快,拉动的要素成本价格迅速上升;而效率低,消耗不掉,这样形成很大的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

  我们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不仅来自于效率低的问题,还来自国际输入,因为中国的贸易进口主要是上游物品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非常大,石油常年稳定在55%以上,这两年在57%到58%;2003年之前,中国主要矿产品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度大都在5%以下,2013年大都在50%以上。这些产品在进入新世纪(行情,问诊)之后,价格总的趋势是大幅度上升的。上升之后,我们又主要靠进口,那么就使得我们下游产品的成本大幅度提高。所以,有国际输入的成本推动的因素,很被动,这是成本推动。世界经济研究所国际世界政治与经济所有课题组,测算中国现在需求拉上,120多万亿的货币在外面,它影响的价格大概50%多一点,成本推动影响的通货膨胀大概49%,接近50%。

  所以,中国现在进入了非常典型的叫需求拉上和成本推动共同作用的通货膨胀的时代。我们国家对于解决需求拉上的通胀有办法,但是对于成本推动缺乏办法,因为降低成本不是收紧银根的问题,要提高企业的效率,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的创新力,政府要减税,政府要加快金融市场化,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提高对企业的服务水平,政府要提高外部规模经济,加强物流建设,基础设施建设,融通渠道的通胀,一系列的服务,使企业效率提高,这是长期的办法。短期靠收紧银根,不仅不解决问题,还会加剧通胀。收紧银根意味着利率提高,利率提高意味着企业的融资成本上升,融资成本是企业的财务费用,财务费用计入企业的成本。

  另外,通胀还有第三个成因,和国际收支失衡有关系。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结汇是用印钞机结汇的国家,中国的结汇变成中国的央行向流通当中注入基础货币的重要渠道,这是央行基础货币供给和一般市场国家很大的不同。所以,这样意味着我们的结汇量越大,国家外汇储备量越多,意味着我们付给商业银行的人民币越多,我们现在120万亿的货币存量,排排队,排在第一位的因素就是结汇,就是央行结汇印出去的钱。所以,现在控制通货膨胀要控制结汇,控制结汇要控制国际收支失衡,特别是经常项目的再平衡要加快,但是很难。

  我们曾经想能不能让这些企业创造外汇之后不要拿回来,在外面花,在外面买东西背回来。但是,我们想买的他们不卖,他想卖的我们不买。我们想买高科技,我们想买原材料,石油、矿产,战略性的非常敏感。

  这几个因素,一个是空前的需求拉上的滞后,一个是少有的成本推动,一个是严重的国际收支失衡,这三方面的因素导致目前我们的通胀水平并不高,但是非常令人担忧。

关键词阅读:北京大学副校长 刘伟 通货膨胀 经济萧条 反危机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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