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雾霾不是经济发展过快造成的!

2015-03-18 09:30:00 来源:金融界网站

  3月14日,“CMRC中国经济观察”第40次季度报告会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行。会上,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副院长黄益平、北大国发院教授张维迎、宋国青和卢峰等经济学家,从2015政府工作报告解读开始,对中国经济的热点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在发言中,林毅夫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澄清了目前关于中国经济的几大认识误区:雾霾是经济发展快引起的?投资会恶化产能过剩?经济下行形势下,政府再采取积极财政政策搞基础建设投资,会加剧金融风险?林毅夫认为,牺牲经济增长来解决环境问题,只会让人们受环境破坏之苦的时间更长;另外他根据自己在世行期间考察各国发展的经验,坚持认为,在经济呈下行态势且民营资本投入不足的情况下,政府采取积极财政政策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是最好的时机。

  以下是金融界网站对林毅夫演讲内容的摘录(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2014年成绩:与欧元区、日本、美国的比较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先讨论的是2014年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在取得成绩的时候,总理用了一个词,他说“来之不易”。这个来之不易也确实是正常的,我认为我们在2014年的经济增长达到7.4%,虽然跟年初所讲的7.5%左右的增长目标比较起来,少了0.1个百分点。但是如果我们放在整个国际的经济发展态势来讲的话,这个确实是一个相当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成绩。

  因为在2014年的时候,世界上所有的主要经济体,如果你盘点年终实际的经济表现,跟年初的增长预期都有相当大的差距。我们知道像欧元区,去年年初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大的国际机构预测,认为欧元区可以达到1.1%,但到年底的时候,欧元区增长只有0.8%,少了0.3个百分点,是减少了将近30%。

  然后是日本,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经济体。日本2014年大家知道有安倍经济学,也可以说炒得沸沸扬扬。安倍经济学是采取了一个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且安倍政府也采取了一些积极的财政政策,数量也相当大。年初的时候,当时的预期是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在2014年可以达到1.4%,但到年底一盘算,实际上日本即使在这么宽松的货币政策跟积极的财政政策下,经济还是衰退的。到年底盘算的时候,经济增长率只有0.2%。

  美国好像好一点,尤其第二季度的时候,美国的增长率达到4.7%。第三个季度的时候,达到5.0%。大家都认为美国经济好像是真的复苏了。但到第四季度突然又降到2.2%,全年的经济增长率只有2.4%。跟年初的预期是2.8%,少了0.4个百分点,下滑超过15%。

  我们知道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第一大贸易国,那么国际上的经济形势对中国当然会有不少的影响。比如说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平均每年的贸易增长达到16%、17%,去年年初的时候贸易增长是7.5%。到年终盘算的时候,只有3.4%,可以说就像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里面讲的,整个国际经济的形势还是相当严峻,还是相当复杂的,还是有相当多不确定性的。在这种状况下,我们预期目标是7.5%左右,但是心里是希望达到7.5%。在这种情况下达到7.4%,只低了0.1个百分点。从这样一个国际的整个经济趋势来看是不容易的。

  而且不仅是说经济增长率在合理预期的目标里面,只低了一点,并且经济结构在去年也有不少的改善。比如说有不少新的亮点,包括在高端装备业上面,我们取得了一些进展。在互联网金融,还有网上购物、快递业务、新能源汽车等等这些领域,在去年取得了一个比较大的发展。

  同时大家都关心雾霾、关心环境。我们的雾霾跟环境和能源使用有相当大的关系。每个单位GDP下降了4.8%,我看到一个报道,去年我们实际的碳排放总量减少了,这是了不起的成绩。

  另外今年老百姓的收入增长还是高于GDP的增长,并且非常重要的是,农村去年的纯收入增长达到9.2%,高于城市居民纯收入的增长。就是说我们的收入结构也是在改善的。这些我想都是相当了不起的成绩,当然还可以讲很多,我这里只是说一些。

  经济下行压力大,必须保持合理增速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我们肯定还有很多能够改善,而且希望改善的地方,比如说去年整个经济下行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一个季度一个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下滑的。今年第一个月、第二个月还是继续这样的下滑趋势。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要的原因就是投资增速的下滑,并没有说因为政府采用了一些政策而改变。并且在消费上面新的增长点也不多,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以投资来讲,去年的目标是17.5%的增长,实际的增长只有15.3%。消费的增长固然也不少,但是没有什么真正比较大的增长,来弥补投资增速的下滑。

  另外,去年稳增长一直是政府的一个目标。在稳增长的时候也采取了一些政策,比如货币政策。货币政策里面包括定向降准、降息,可是我们希望这些降准或降息能够解决一些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但是后来发现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仍然存在,并没有因为宏观政策的使用而得到缓解。另外群众关心的食品安全和环境问题,各种不满的情形也时有发生。去年总的来讲还是可以的,但可以改善的地方还有很多。

  关于2015年的经济工作安排,我想2015年总的来讲外部环境还会像政府工作报告所说,有很多不确定性,还会相对严峻。因为发达国家还没有真正从2008年的那场危机中复苏,最主要的指标就是关键的、结构性的改革,在发达国家普遍还没有真正落实。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工作报告中2015年的经济增长的总的基调未变,还是继续秉持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思路,像小平提出的,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报告认为化解各类矛盾和风险,并且实现现代化,基本上还是必须保持一个合理的增长速度。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有三大发展优势

  这样一个合理的增长速度,就是我讲到的中高速,2015年的目标是在7.0%左右。我个人的看法是把增长目标定在7.0%左右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我认为它是合理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也常讲,我们实际上还是处在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因为你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一个是投资,一个是消费。那对于中国来讲的话,基本上即使是外部环境不好,但是靠内部需求的启动,包括投资需求跟消费需求的启动,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首先来讲投资。现在有很多人说,我们的产业过剩产能非常多。但实际上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即使现有的产业有产能过剩,或者有些产业比较优势不在了会被淘汰,但中长期下我们还有很多产业升级的空间。也就是总理在工作报告里面所讲的,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产业是中低端的产品,可以向中高端的产业升级,要升级就要投资,这有很多的机会。

  第二就是基础设施,这么多年固然做了很多基础设施建设,但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然后是环境,环境要改善大家都同意,但要把所有的工厂都关掉,回到1979年的生活,这是不可能接受的。那么在发展和生产当中解决环境的问题,你还是要投资新的设备,用新的生产方式。

  我们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农民要进城,要改善住的地方。这些都是好的投资机会,还有高的经济回报。

  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在面对整个国际经济下行压力下,有没有大量的投资机会,是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很大的不同。发达国家经济下行、衰退,从2008年到现在六年多了,它走不出去,因为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首先来讲产业是最前沿的,下一个是什么很难知道,有的话也只有一两个,顶多就把老旧的基础设施稍微改善一下,很难拉动经济增长。我们可以升级的产业非常多。环境也是发达国家相对好,城市化已经完成了。所以我们判断中国的发展前景的时候,不能简单拿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方法作为参考,因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优势条件,应该发挥出来。

  第三,不仅是说有经济回报率和社会回报率高的投资机会,我们还有很多资源,有机会还要有资源。中国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起来,投资的条件相对比较好。我们政府负债占GDP的比重只有40%多,不到50%。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超过100%,发达国家也是。所以我们动用财政政策的空间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高得多。并不是我们政府积累的负债没有问题。

  最近政府公布,今年用一万亿的地方政府债券来置换他在银行系统的欠账,这是一个很好的措施,我们也一直在倡导,这样的一个建议被政府采用了。这样的话我们政府可投资的资源,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讲,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是相当大的。民间的储蓄在全世界是最高的;另外要投资的话,要进口机器设备,我们有将近四万亿的外汇储备。

  这三点就是判断中国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不同。其他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国际周期性下行的时候,他应该也有很多好的投资机会,但是他经常受限于政府的财政情况不好。国内有钱投资还受限于外汇储备不足,因为你要进口一些机器设备原材料,而我们这些都是相对具备优势的。

  所以我想把这些条件应用起来,有投资,就会创造就业机会。就业机会有了以后,机会能够得到保障以后,那么消费会增长,投资会增长,就会拉动经济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外部条件相对不好,我相信达到7%左右的增长,还是有可能的。

  7%增长的必要性

  另外我觉得维持7%也是很必要的。首先一个必要的部分就是就业,如果说我们不能保持一个中高速7%左右的增长,很可能就业就要变成一个问题。2014年的时候就业是相当好的,我们新增了1320万的城镇就业机会,比去年的就业机会还多。但如果说我们的经济增长放慢了,低于6%的话,大家可以想想看,企业的盈利状况会非常不好。这种情况下,很多企业对未来的预期会变化,现在即使盈利状况不好,企业对发展有信心,他还可能把就业保留着。如果他对未来的预期不好,他可能就不保留就业了,就关门了。就会出现一些所谓企业的倒闭崩盘,这个危险总是要关心的,总是有可能的。所以必须要有一个比较高的增长速度,这是必要的。

  第二个,同样的情形,就是金融稳定性的问题。如果说企业对未来的增长预期不好,经济增长要放慢,那么肯定企业的经营状况就会更差。这种状况下,坏账会增加,坏账持续增长就会影响到金融安全。

  第三个,我们十八大的时候提出到2020年,有两个翻一番的目标。国内生产总值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城乡居民的收入也要在2010年基础上翻一番。国内生产总值要翻一番,平均每年增长速度就要7.2%,我们前几年都增长得比7.2%高,那就代表着从2015年到2020年的增长速度可以比较低,6.6%就可以了。

  我们还有一个目标,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要翻一番,有没有可能说GDP增长6.6%,然后靠再分配,让收入增长更快一点?那这样的话也许GDP增长6.6%,城乡居民收入也可以翻一番,理论上是可行的。但会出现一个问题,现在企业的盈利状况已经很差了,那这种状况之下,如果说我们的增长是6.6%,然后靠收入分配往劳动者这边倾斜,当然我们也希望劳动者的收入增加,这个我完全支持。但导致的结果是怎么样?企业的盈利状况之差,可能企业要关闭的,要出现金融风险的可能性更大。就会跟前面两个目标(就业和金融稳定)相抵触。

  所以这种情况下,十八大目标的完成,我觉得比较好的情况,还是保持一个差不多7.1%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因为我们现在人口增长是0.5%,如果GDP翻一番,年均6.6%就能完成目标。最后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也是来自于经济增长带来的。这样的话收入增长可以翻一番,有利于就业,也有利于金融稳定性。

  印度如果抓住机会GDP增速可能实现8%-9%

  再来一个,上次我谈过,现在再强调一下,就是印度的竞争。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1月份的预测,印度会在2016年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中国。世界银行最近又做了一个新的调整,因为过去印度在算自己的增长率的时候,是从投入增长多少,来推算他的经济增长率。但其他国家是用产出的增长,因为你的劳动生产力水平、技术水平的提高,所以不能用投入来计算,用现在通用的产出增长来计算的话,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是在2014年时,印度的增长率就达到7.5%,比我们中国2014年的增幅高了。

  我觉得这种趋势也许不是一两年,我想这种趋势可能会是相当长期的,而且不是0.1个百分点,或者零点几个百分点的差距,可能是一两个百分点的差距。原因是什么?

  我们回顾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历史,任何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分工产业转移的时候,那些吸收产业转移的国家或地区,通常会保持二三十年高速的增长,日本是这样子。大家也知道,我们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出口产业,是比较优势。其他工资水平低的地方抓住这个战略机遇期,可能就会实现我们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

  印度有相当可能会抓住这个机遇,两个原因,因为印度现在的人均GDP不到我们的四分之一,工资水平比我们低。

  第二个是新上台的印度政府,印度总理干了12年的首席部长,他推行的就是东亚的政策,就是招商引资,出口导向,取得的成绩也是跟东亚一样的。他当年所在的邦人口只有印度的5%,但是出口占印度的25%。他现在当总理了,当然也在推动这个经验,积极招商引资,积极以出口为导向,积极改善基础设施。我觉得去年实际上是叶落知秋,如果他抓住这个机会,可能有十年二十年8%到9%的增长。

  而我们已经进入到新常态,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我们有比较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从9.8%降到7.1%增长,不努力的话就降到6%了。

  产业转移中国要积极作为

  各位想想看,我们在过去30多年维持了全世界最高的增长速度,而且是唯一没有出现过经济金融危机的大国,但大家对我们的体制机制有很多信心不足的问题。如果这么对比的话,人家在增长,我们的问题出现了,那很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信心和发展秩序。那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我想有两种办法。

  第一个就是我们比较快速进入到了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而印度的增速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速度更慢,所以这不是我们的体制和道路问题。

  那怎样才能更快地进入高收入国家?如果说我们从2015年到2020年能够维持7%,7.1%、7.2%的增长,加上人民币升值,我相信到2020年人均GDP就可以达到12615美元,那就是高收入国家,印度就不是我们对比的对象了,我们就可以跟其他高收入国家对比了。这是第一。

  第二个是要积极有为地帮助我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另外一个可以承接的地方,就是非洲,因为我们是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我们必然要转移。如果我们不做,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就死在国内了。

  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帮助中国企业抱团出海,转移到可以承接的地方。因为如果我们不作为,印度很可能抓住,因为它已经在寻找这个机会了。我们要积极作为,帮助中国企业到另外一个地方实现产业转移,比如说到非洲,非洲有十亿人口,工资水平现在跟印度一样,人均GDP平均不到我们的四分之一。

  非洲如果承接了,他们也会出现十年二十年的高速增长。这有什么好处呢?非洲国家在西方主流的理论之下,经过两三代人的努力,还不能摆脱贫困。如果说我们的产业转移,跟我们的招商引资、改善基础设施的方式帮助非洲国家发展起来,那就代表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我们的理论是正确的。反而能够增加我们的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

  所以我觉得面对这种情况,我们非常有必要在2015年的时候保持7%左右的增长,而且最好是右,而不是左,不仅是在2015年,应该在2016年到2020年,这十三五期间的经济增长速度,都保持在7.0%左右,而且在工作当中力争超过7%。这是我认为必要的。

  三个认识误区:雾霾投资政府搞基建

  实现7.0%左右的经济增长,从我前面讲的理由来讲是合理的,因为我们有这个条件。但真正要落实起来,我觉得我们要解决几个思路性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思路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比如说雾霾的问题,确实雾霾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但是我们好像在社会上有不少人,认为发展很快,雾霾很严重,就认为雾霾是因为发展快造成的。

  雾霾是经济增长快引起的?

  我想很多人都有这种看法,大家都希望有比较好的环境,认为经济增长慢一点,提高质量,那是好的。但是不是这样呢?雾霾确实需要解决,但雾霾是不是经济增长快造成的?

  我刚刚拿印度来对比,印度1979年的时候人均GDP是227美元,我们的人均GDP是182美元,印度比我们高出15%。但现在来看印度的人均GDP,2014年印度是1626美元,我们是7572美元,它不到我们的四分之一。就代表过去它这36年,经济增长速度比我们慢。

  但我们现在关心的雾霾问题,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2012年印度的雾霾问题比我们还严重,所以这样一对比,马上就发现并不是我们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三四个百分点,我们的雾霾就会好。

  仔细分析一下,雾霾确实严重,我也不喜欢,但雾霾是怎么造成的?我想有三点原因。

  第一个原因,跟发展阶段有关。因为我们像这种中等发展中国家,都是在制造业为主的发展阶段。我们知道制造业能源使用密度高,排放密度也高,那环境相对于农业社会,或者是相对于高收入、以服务业为主的制造业,环境问题比较严重。中国是这样,老工业化国家,英国、德国、美国,在制造业阶段的时候环境也差,这是共同的,除非你不要制造业阶段。

  第二个原因,我们的能源结构是以煤炭为主的,跟以天然气和以石油为主来讲,煤炭更污染。

  第三个原因,跟环境值有关。

  当然我们要想解决的话,这个问题会缓解。但煤炭要变成一个清洁能源,这是相当缓慢而且代价高的过程。那是不是把经济放缓雾霾就好一点呢?如果像APEC的时候把工厂关掉,还是可以,但如果一直关掉的话,我们就回到八十年代的水平了,那大家也不接受。

  所以实际上放缓经济增长速度,进入到以服务业为主的高收入阶段,那就会使我们停留在制造业的阶段更长,这样做实际上环境污染、人民受害的时间就越长。高速发展十几年,让我们知道了雾霾的问题。如果你到欧洲去,他们在快速发展的时候也就是3%的增长,他们环境恶化都持续了一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

  所以我觉得用牺牲速度来解决雾霾的问题,这是一个初衷非常好、但不针对问题本质的方法,可能导致的结果是我们对环境恶化所要忍受的时间更长,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产能过剩是投资造成的?

  第二个,我们现在有很多产能过剩,有一种观点认为,产生过剩都是投资造成,所以认为应该降低投资,变成以消费拉动经济的增长。

  我觉得这个看法似是而非,因为我们现在过剩的产能是什么?我们现在过剩产能是在钢筋、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上面,这些都是建材,都是不能直接吃进去的。如果说我们投资降低了,对这些建材的需求就少了,就会造成产能更过剩。所以并不是说增加消费、减少投资就能解决产能过剩,这个说法不正确,没有分析我们产能过剩的地方在哪儿。

  比如你说,现在的钢材水泥很多了,再去投资这些产业,可能会造成产能过剩更严重,这我同意。但如果你去投资我前面讲的那些产业,产业升级的部分,或者是我们基础设施不足的部分,环境改善的部分,城市化的部分。那些方面并没有产能过剩,投资怎么会导致过剩产能呢?反而是在补我们的短板,所以观念上面要纠正。

  实际上我并不是说投资不需要,任何地方都不是乱投的。主张“投资”当然是指有效的投资,能够提高我们生产力水平的,能够让我们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的有效投资。如果能够有效投资的话,就业和收入就能够增长。这种情况下,投资会拉动消费,经济会保持比较高速的增长。

  经济下行,政府该不该做基础设施建设?

  第三个似是而非的观点,就是政府现在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很大,不该采用一些缓周期的货币政策或者财政政策,不该降息,不该降准,这些措施可能会增加信贷的风险,或者不该用更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支持一些项目的投资。很多人持有这样的观点。

  比如说有一些很严肃的学者,我很尊敬他们,他们做宏观分析,发现2008年到2012年,我们的财政政策最多的时候,那段时间政府投资项目的回报率比企业的回报率低,所以我们应该支持企业的投资,政府不应该采用更积极的财政政策。我觉得这样的分析并不完全正确。

  第一,你要问问为什么2008年和2009年,政府为什么积极用财政政策?如果企业做,政府就不会做,因为企业不愿意做,政府才做,这是第一点。

  第二,计算基础设施回报的时候,它的周期可能是三四年,是比较长的。一般企业投资的周期比较短,所以在投资的时候是没回报的。然而你这种回归分析都是把它加在一起。基础设施投资,很多主要是有外部性的,你把路修好了,对民营经济有很多外部性。汽车轮胎的损耗少了,成本低了;排队和交通拥挤少了,就节省交通时间和成本了。但一般在分析里面是不包括这个的。

  第三,即使你把这些都算进去,到最后你发现政府的投资回报率比较低,那这些基础设施你要不要做?如果政府来做回报率低,企业来做基础设施,除了少数几个有垄断的项目之外,大部分基础设施长期回报是比较低的。这种情况下企业是不会去做的。比如说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世界银行一直在强调说基础设施,如果他有回报,那让企业来做就好,政府不要做。导致的结果,到2000年左右,他们发现过去30年里,只有一项基础设施,民营经济非常积极,就是移动通信。除了移动通信以外的基础设施,谈了30年基本没人做。

  所以你今天到发展中国家去到处是基础设施的瓶颈,那就增加了民营经济的成本,经济发展就不好。所以政府应该对基础设施有责任,即使他按照正常的回报可能低一点。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必须政府来做的话,你就要考虑是什么时候做,是在整个经济下滑的时候做好,因为这时候民间投资不足;还是现在经济已经非常热了,政府再去做。如果在经济很正常、很热的时候,政府再去做基础设施建设就是火上加油,经济过热。所以当经济下滑,各种建材的成本比较低,民营投资不足的时候,政府来做这些基础设施的投资活动是最好的。

  我2009年在世界银行当首席经济学家的时候,一直在提倡这个观念。当时呼应的人非常少,我很高兴看到去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出的《世界经济展望》里面,讨论说在经济下滑的时候,是政府来做基础设施建设最好的时候。我很高兴现在在国际上已经开始对此形成一个共识。

  我想如果我们能够克服这些认识上的误区,把我们的有利条件用起来,我相信在2015年实现7.0%左右的经济增长,完全是有可能的,是合理和必要的,并且很有可能是在7.0%之右,而不是在7.0%之左。谢谢!

关键词阅读:林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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